笔者新近读到2016年6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张闻玉、曾鹏、桂珍明3位先生合著的《夏商周三代纪年》,该书在研究上自成一家之言,堪称先秦年代学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意义重大。其学术特色正如李学勤先生题词所云:“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全书主体部分由《夏朝帝王年表》《商朝帝王年表》《西周帝王年表》3份年表组成；附录所收的12篇“支撑材料”,均为闻玉先生的单篇论文,是先生在夏商周年代学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由此深入下去,颇能见出先生为学治史之路径,即章黄学派的朴实风采。
我们知道,我国历史有确切的纪年,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的“庚申,共和元年”,用公元纪年换算,即公元前841年。而此前的历史,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年份,只能依靠考古发现进行推断。如何确定夏商周三代纪年,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1996年国务院决定作为一项“工程”来专门研究,其中的基础、重中之重是“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课题。
三代纪年,关键是武王克商之年(即西周元年)的确定。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于这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点,因而是年代学研究上不可回避的。这一分界点的推定,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影响到王年数的估算；对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积年的起点.”“西周不明,遑论夏商?”最早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并作出实质性建树的是西汉后期的经学大师刘歆,他依据《尚书·周书·武成》篇推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22年。唐代的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指出刘歆计算上的误差,又考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11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关于武王克商年的说法已达40多种,前后相距竟达112年。研究者之多,既说明了此问题的重要,又说明了“学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它要靠一代一代地向前推进”。
关于三代纪年,过去有两种较为重要的系统观点:一是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整理的《年表》:夏朝(公元前2224年──前1766年),商朝(公元前1766年──前1122年),周朝(公元前1122年──前256年)。二是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公布的《年表》:定夏朝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克商之年)定为前1046年。邵雍采用的正是刘歆的说法。“旧有史志多从其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克商之年,是建立在“二分月相”也叫“月分二系”(实际上是“四分月相”的变异),以此排出“金文历谱”,推定西周王年。
关于月相是“定点”还是“四分”,直接关系到推论结果能否站得住脚、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四分”表面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一个月相能对应一个月的七、八日,如此宽泛而灵活,其实只能给穿凿附会之说提供方便。“它可附会的余地较大,于历算不甚通达者都可以在它的范围内找到立说的机会。‘定点说’则不然,你所推算的历日若与实际天象误差半日以上就很难自安”。古人使用月相是为了记日,其名称总是与记日的干支相连(如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的青铜器现已达80多件),因而月相如果不固定到一天(不定点)的话,其记录又有何用呢?这正如闻玉先生所云:“月相非定点不可,不定点,月相的记录就毫无价值。”
1964年,黄侃门下高足张汝舟先生撰成《西周考年》,后由闻玉先生整理收入汝舟先生的《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闻玉先生在乃师开启的基础上,加上新发现的青铜器资料又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西周纪年研究》(与饶尚宽、王辉合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论著,在研究方法上,闻玉先生坚持以“四分历”为基本方法,以“月相定点说”为理论依据,用“三重证据法”(纸上材料、地下材料、天上材料的三证合一,尤重实际天象)提出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106年(与刘歆推算结果相差仅16年),西周总年数是336年,中期王序应该为共(23年)、孝(12年)、懿(23年)、夷(15年)等重要的结论。我们知道:西周中期的王年、王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也说,“周自共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此后文献所记载共王至夷王四世王年皆为拟年。闻玉先生很好地为我们厘清了这段纷乱如麻的历史,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就在《夏商周三代纪年》里,是本书最为亮丽而精彩的部分。因闻玉先生在夏商周年代学上的突出贡献,使之成为了国内西周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现凡对西周年代学这方面的研究,皆难以绕开闻玉先生的著述。
现在由张闻玉先生策划、统筹、指导下完成的这部《夏商周三代纪年》,在可靠的西周诸王纪年的基础上,商朝纪年采用628年说,夏朝纪年采用471年说。又依据文献、考古、天象材料(即“三重证据法”),详列三代各王王年,编订出颇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表。“张氏三代纪年表”,清晰明白,立论取舍皆颇显智慧,且做到于史有据。如闻玉先生说:“我们定商为628年,是考虑到商末一年与克商之年(前1106年)的重合,正是《鬻子》的记载”。“六经皆史,三代乃根”,闻玉先生说:“弄明白三代的历史,是中国史学家的最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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