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资治通鉴》）
伍子胥作为辅弼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元功之臣，在列国纷争的年代里书写了自己荡气回肠的篇章。虽然“一夜白头”“千金报恩”“鞭尸三百”等轶事典故早已脍炙人口，但我们对伍子胥其人的了解却停留在相当模糊甚至浅显的层面。那么抛开后世的这些故事“发挥”与形象“层累”，回到经典中去探寻人物的精神世界，我们是否可以邂逅一位不一样的伍子胥？
伍氏家族世宦于楚国，自楚庄王时开始有显名，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作为太傅与少傅费无忌共事楚平王太子建。同为太子近臣，但费无忌并不满足既有的权位，便抛下太子建转而攀附起了平王，在夺太子之妇献媚于平王后，他又屡进谗言以离间平王父子骨肉之亲，终于使平王勃然大怒，囚禁伍奢而追杀太子。
即便如此，费无忌还是对昔日的同事伍奢一家下手了，“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打算把伍奢作为人质召来伍氏兄弟以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这时候伍子胥和他哥哥伍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应召会让父亲丢掉性命，赴召则与父俱死。伍尚恐“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遗恨，又担心“后不能雪耻”而“终为天下笑”，于是慷慨就执；与其兄不同，伍胥不愿“父子俱死”而“令雠不得报”，一心借他国之力“以雪父之耻”，由此踏上逃亡之路。
或许有人认为伍子胥逃敌背国不忠，置父罔顾不孝，但伍子胥后来却用他的作为诠释了别样的忠孝。伍子胥从楚国逃出后，听闻先父之主太子建在宋，便追随其左右，又到了郑、晋等国，后来太子建不幸死于郑，伍子胥继续带着其子胜逃往吴国。期间伍子胥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多次面临险境，伍子胥本人又患病而停留半路，只能乞食度日。但他对胜不离不弃，到了吴国不被吴王僚重用后，依然与胜退隐归耕于田野。五年后楚平王卒，吴王僚乘机出兵攻楚，公子光又趁国内空虚，派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阖闾即位后，提拔伍子胥参与谋划国事，又任命伯嚭为大夫。伯嚭与伍子胥有着相似的遭遇，也因其祖伯州犂为楚王所杀而逃奔吴国。
伍子胥报仇雪耻的愿望随着吴国的崛起一步步实现：吴王阖闾三年、四年伐楚均有所获，而六年更是大破楚军于豫章。吴王阖闾在位第九年，听从伍子胥、孙武的建议，联合唐、蔡两国合攻楚国，接连取胜并进军楚都郢，楚昭王出逃到随国。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便有了闻名于世的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的故事。这里还要再提到一个人物，那就是伍子胥的楚国故交申包胥，后人熟悉的“申包胥哭秦”的故事正与他有关。当初伍胥逃亡前，对他说“我必覆楚”，他则回答“我必存之”，一“覆”一“存”之间，似乎注定了故事后来的戏剧性走向。在伍子胥鞭尸雪恨之后，申包胥求助于秦，在秦廷痛哭七日七夜方才搬到救兵，破吴兵而复楚国。
申包胥送别伍子胥，《东周列国·春秋》剧照
或许大多数人都把申包胥当作忠臣的典范，对伍子胥则有所保留而更多强调其报仇雪耻的坚忍，其实伍子胥又何尝不是在践行着自己的“忠义”？且不论“鞭尸三百”之真假有无，这种违背礼制人伦的因素或多或少给伍子胥的复仇抹上了一道过激的色彩，就连申包胥也曾劝阻他，认为他报仇之举实在过分。但伍子胥的回答则道出了他真实的心路历程，“吾日莫（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后人在解读这句话时不免导向其报仇心切，不顾天理人伦的反映，但不妨从伍子胥个人的角度来理解——杀父之仇未报，雪耻重担在肩，常恐壮志未酬而身先死，所以即使遭遇穷困潦倒、声名狼藉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我想太史公司马迁与伍子胥是有共鸣的：一个父兄惨死，一个身陷宫刑；一个悲叹“日暮途远”而志在报仇，一个痛感“草创未就”而惜其不成；一个选择了“鞭尸三百”，一个选择完成《史记》。
伍子胥后来遭太宰伯嚭的谗言陷害，被吴王夫差赐死，尸首不得下葬，被裹以马革投入江中，结局与其父惊人的相似，实在令人扼腕。在我看来，伍子胥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自己的“忠”与“孝”：为父报仇雪耻是“孝”，危急不背故主是“忠”，后来借吴国之力一雪前耻，为报答吴王之恩而恪尽臣子直谏之节，伍子胥多次劝诫吴王先灭越国再图北上，防止肘腋之变，无奈伯嚭收受越国贿赂，身为吴臣而心向越，两人对比，忠与不忠自是判然。
与兄长伍尚、故交申包胥、同僚伯嚭不同，伍子胥在面临忠与不忠、孝与不孝以及忠还是孝的难题时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回答，因此也呈现出更复杂的人物性格，走向了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太史公在给伍子胥立传后赞曰：
相比用“鞭尸三百”一言以蔽，我们更愿意去接触、了解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伍子胥，还有那些列传中的人物，需要我们抱有更多“理解之同情”，或如伍子胥那般，在今日纷扰喧嚣的社会中仍有自己至死不渝的坚守。
《文昭关》 杨宝森饰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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