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镶碎金 体悟真性情
读《散原遗墨》
堂幅：六尺二十元，五尺十二元，四尺十元，三尺八元，横幅同。……金笺加倍，来文加倍。寿屏碑志不书。润资先惠，约日取件，墨费加一成。收件处：上海各大笺扇店、杭州白傅路一号。……
这是民国15年（1926）1月5日《申报》上登载的“陈散原先生书例”。李开军先生《散原遗墨》代序《陈三立的字》以此开篇，恐怕是应书名“遗墨”精心设计的行文结构，点出该书是以“字”为线索，以点带面展现陈三立的一部著作，可谓独出机杼。
《散原遗墨》一书收录陈三立（号散原）在1873至1937年的60余年间给梁鼎芬、易顺鼎、端方、张元济、龙榆生、康有为、梁启超等名人的众多书信、题词，是国内第一本辑释陈三立遗墨的书。书中，李开军对每件墨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阐释，既展现了陈三立文风与书风的变化，呈现了陈三立一生的性情，也再现了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泛览之下，该书堪称近年书来札汇集解读的代表之作，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学习和称道。
第一，搜罗周密，资料宏富齐备。直到上世纪末，由于通讯方式单一，信札依然是人们之间往来沟通的重要方式，这一传统随着通讯工具的日新月异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由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日记等材料可知，过去亲友之间通信频率很高，收发信件成为活跃人物的日常。然而，信札、赠诗、题辞等墨迹多由接收方保存，分散而零散，即便个别人留有底稿，在收录文集时也会多多少少地出现文字差异，更大数量的信札手迹则是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慢慢时间长河之中。虽然近代去古未远，但由于战乱频仍，加之人为毁坏，晚清民国之人能够见到几百通信札墨迹的，也属少数。即便如赵凤昌等这样的有心人，所存也多为友朋来札，自己发出去的反而是零篇断简。《散原遗墨》搜集陈散原手迹非常用心，所得400余幅，仅从其来源便可知道搜寻之用功。我们看其第一部分“随宦湘鄂”。首先是对近年来出版的信札类图书的密切关注，如《容庚藏名人尺牍》《清代名人信稿》《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手札》《文苑人物丛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二十世纪文化名人墨迹》《汪康年师友书札》等。其次是随时注意拍卖图录的翻检与收集，如保利2008秋拍、2016春拍，德宝2010春拍，广州华艺2013拍卖，匡时2014秋拍，泰和嘉成2015秋拍，匡时2018秋拍，嘉德2019春拍等。除此之外，随着近几年网络拍卖的兴起，作者也予以关注和搜访，如华夏天禧线上1351期网拍等。第三，可能出现信札类文献的期刊杂志如《书法杂志》等便是其重要来源。第四，网络图片，如台湾名贤翰墨网站等。网络图片几乎等于大海捞针，但也会偶有大收获，这一点我有切身感受。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我遇到一个小人物，苦查工具书、数据库未得，最后不得不问一下“百度”，竟然出现了一位网友公布的一帧书影，正是与之相关的一则跋语，非常完美地解决了困惑，当时的幸运感难以名状。第五，作者与当代不少收藏家有良好的交流，例如曹恿、梁基永二位当代收藏家，均为其提供了相应的图版。以上只是第一部分的粗略梳理，从后面几部分看，其来源还包括对公私收藏、民国期刊报纸、拍卖图录、网络等多个途径中与陈散原相关的题诗、题词、题签等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最终有了如许多的收获。当然，这个过程持续十多年（见《代序》）。
第二，编年排序，见出考证功力。如果说搜集资料只要下功夫，都可以达成不错的效果，那么为这些零散的墨迹确定时间、排好次序，当真体现出作者的深厚考证功力，也正与他十多年对陈散原的全面研究密切相关。李开军研究陈三立，始自他博士毕业之际（见李开军《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那是2001年，他应导师郭延礼之命，开始整理陈三立的集子。2003年《散原精舍诗文集》正式出版，之后一发不可收，2007年出版《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2014年更是集中出版了《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和150多万字的《陈三立年谱长编》。近20年的打捞，数百万字的资料，他在陈三立的研究领域令人望尘莫及。正因为深厚的基础，他在辑释《遗墨》时显得非常得心应手。近些年名人信札墨迹的出版蔚然成风，但是基本上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纯粹的录文，基本上辑自书主的师友别集，也包括抄录存世的手札原迹等；还有一种是汇集影印一个人的书信墨迹或其友朋信札，间或有释文。尤其是后一种，顺序编排大多采取比较模糊的方法。原因很简单，前人书信，落款多只有月日，甚至月份也不写，给排定具体写信时间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虽然有些长信可以根据字迹变化、内容细节进行综合判断，但毕竟是个不容易的事情。记得我责编过一册信札，收信人自己将同一人来信粘贴在一个本子上，按理说时间上问题不大，但经过考察写信人的日记等材料发现，几十通信札中顺序错乱竟然是超乎想象的。也就是说，即使旧裱本的函册装信札，也未必是按照书写时间严格排序的，仍然需要其他史料佐证进行时间断定。《散原遗墨》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该书按照陈三立的生平划分为“随宦湘鄂”“移家金陵”“窜居沪上”“重返金陵”“避居杭沪”“寓居庐山”和“终老北平”等7个阶段，将属于各个时段的墨迹归入其下。在时段之下，他又将每一通信、每一幅墨迹准确地镶嵌在具体的年月之中，条分件系。有些无法判定具体月日，则尽可能细致到季节。如第38页引自《复堂师友手札菁华》的“与谭献书”，根据信中所云“王刻《水经注》”系王先谦1892年刻本，又据《梁节庵先生年谱》所载1893年四月二十一日”“谭献、杨守敬、叶瀚等饮集”谈及《水经注》等资料，断为“大概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夏”。这类考证与作者十数年广泛搜罗资料、编排《陈三立年谱长编》的工作显然是分不开的。收在本册的墨迹，为年谱提供了一手资料；而年谱的编排，则恰恰为这些零散的墨迹划定了比较精准的时间，二者相辅相成，展现着作者在文献搜集与考证上的用力之勤。
第三，串联背景，解读细腻精彩。《散原遗墨》无疑是李开军研究陈三立的一个副产品，但是确实如作者自道，这是“一本好玩的书”。他在《代序》中说：“相较于以前编过的两三种小书，我对本书有更高的兴致。自以为这是一本好玩的书，陈三立那些生动的笔墨，不但见证他的‘我’，而且记录周围的‘人’。我在释读文字里试图说明的，正是笔墨背后‘人’‘我’之间的生动面向。”这段话看似简单，真正做到勾连孤零零的信札墨迹背后的“人”与“我”却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李开军先生有雄厚的先期研究成果作为支撑，这也是其底气所在。相较于一般的释读墨迹、辨认文字，这种解读书信墨迹的角度更深一层，能够透过只言片语，勾勒出书写之时的历史背景和处境，与其产生心灵上的对话。如27页“与李盛铎书”，李开军简明扼要地点出了信内提及的人物和相关历史细节后，重点阐释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将陈三立‘请假回籍’时的心态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言语之间颇有疏狂之态，但已经足以看出，陈三立在离都之时，已经做出了不再还朝的决定”。又如166页“与李瑞清书”，在确定了书信时间，介绍了“李瑞清”生平后，利用《散原精舍诗集》中的诗文，够了陈、李二人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日益亲切的过程。从诗句“阿梅德器见温醇，弄笔窗光物物新”体悟二人的感情日深。又将李瑞清去世后陈氏挽诗录出，读出他们之间肝肺相通、意气相投之情。这样一来，原本不足百字的一通短札，除了陈三立原本书法的艺术气质，更读出了带有温度的情感，让冰冷的文字顿时温暖如煦。从文献学角度讲，这也让本来是零篇断简的书札、题辞，镶嵌入相应的历史之中，大大升华了“墨迹”的史料价值。
最后，借整理《徐乃昌日记》的便利，这里可以补充一点，仅供作者参考。《散原遗墨》收录散原为徐乃昌刻《永嘉四灵诗》题词，所用图片为徐氏刻本《永嘉四灵诗》卷首书衣，其下简单交代了陈、徐二人订交的时间和其后的交往。由于陈三立题词落款“乙丑八月”，历来图书馆和拍卖图录均据以著录为“民国14年”刻本，该书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实际上，《徐乃昌日记》中有他请陈散原题词的记载：1926年11月12日，“访陈散原谭，赠《宋元科举三录》（连史印），并请题新刻残宋本《永嘉四灵集》甲乙丙丁四卷”。当月26日，“致陶子麟书（寄陈散原题《永嘉四灵集》书衣发刻）”。直到1927年3月13日，“同访陈散原谭，亦赠《永嘉四灵集》（连史印本）”。可见，徐乃昌请陶子麟刻《永嘉四灵诗》是在民国15年（丙寅，1926年），此前的“乙丑”年一直在为这部书的刊刻进行影钞等准备工作，拿到书版付印，已是1927年春天。陈氏题词是在1926年11月，但是他将落款时间写为“乙丑八月”，恐怕是从徐乃昌准备刊刻之时算起的一个模糊时间，因为即便从“开雕”算，也应该是1926年。这个细节提示我们，古籍上牌记及题词等刊刻内容的时间落款，只能作为判断刊刻时间的一个大概参照，有时与精确的实际发生时间，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如此，则这一条在时间排序上略失准确，应当放在“与赵尊岳书”之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散原遗墨》的装帧和整体设计，可以看出编辑人员是煞费苦心的。封面以黑色为主色调，将目录内容用淡灰色衬托，若有若无，其上又托裱两帧墨迹，仿宣覆于最上层，解决书名、作者和出版社等信息的位置，显示出从形式到内容的层次感；为了让翻阅更舒适，书脊锁线后不封胶，任何一页都可以平摊到180度；内文的版式随着墨迹的尺寸或帧数变化，灵活多样；乃至扉页的用纸、代序的印刷方式……编辑与作者的打磨，设计人员的冥思苦想，令人如临其境。这一切，大概都是出于“希望它能以一种没有辱没散原先生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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