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现代人物日记出版,用一句旧诗形容,那是: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这里面包括新整理的,也包括重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躺在主人的全集里,现在单独走出来的日记。引进的国外名人日记也不计其数,而且颇受人关注,比如最近出版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上海译文出版社)就成为大家争读的热书。水涨船高,日记的阅读和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已经不是零星出版日记,而是以丛书的形式系统推出。比较突出的是中华书局,它有“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已经推出唐景崧、刘绍宽、孙宝瑄、曾纪泽、王韬、符璋、宋教仁、宋云彬等多人日记;另外推出的现代学人日记也受到读书界热捧,渐成系列,它们是《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容庚北平日记》《陈乃乾日记》等。商务印书馆有“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推出张元济、叶圣陶、郑振铎、史久芸等人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有“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出版,推出柳亚子、董康、邵元冲等人日记。那些不在丛书之内,单独出版的日记也不在少数,如钱玄同、顾颉刚、冰心、王伯祥、许寿裳、赵景深、舒新城等人日记的整理出版,也引起学界极大兴趣。甚至那个爱写日记的科学家,如竺可桢,他的全集中的日记卷也让人另眼相看。
谈到日记的学术价值、历史贡献等,我想这要么是一本专著的任务,要么是不言自明的事儿。我不打算空谈理论,只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日记在我们面对密不透风的历史、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时的关键性作用。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驼铃远了》的文章(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里面谈到卞之琳和张充和的关系,我使用的几乎都是当事人或相关的人多年后的追述,尽管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信息中作出判断和推断,但是毕竟是隔山相望,差了一层。今年,当这篇文章收入《星水微茫驼铃远》(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时,我读到新出版的《张宗和日记》第二卷(1936—1942)(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其中有两条为解答困惑我许久的问题,提供了相对确切的答案。一是张兆和到底怎么看卞之琳。她的五弟张宗和在1936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章大胖子(指章靳以——引者注)对我说,要我打听打听四姐对卞之琳的意思,要我写信告诉他,是一件要紧要紧的事儿。” “九点钟,就睡了,姑爷跳舞未回。我把章靳以的话告诉四姐,还好,四姐也喜欢他,说卞之琳不好看。”(该书第28页)这个“他”是谁,指章靳以吗?“说卞之琳不好看”,这不是小事儿,当日日记前面就记着他们姐弟去拜访徐文锦,张充和为徐文锦嫁给“不好看”的钱存训大为不平:“一路上四姐老气,说许文锦不该嫁这样一个丑男人……许这样好看的人嫁这样丑的人。又说自己不好,一路生气回家,几乎就要哭了出来。”(该书第27页)张充和对颜值的在乎是她与卞之琳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吗?过去的事情不要猜啦,不过,这都是当事人当时的想法,不是后来的追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一张照片的,卞之琳与张充和1936年10月摄于苏州天平山,这是他们青年时代为数不多的合影之一吧。日记中记载了1936年10月他们游天平山的事情:“二十一日星期三,上了一课地理,卞之琳来了,眼红红的,说起来刚死了母亲,从青岛回海门的。到上海邀了巴金、靳以他们来苏州,又因为鲁迅最近死了,上海文艺界都非常忙,所以只他一个人来了。”(张宗和1936年10月21日日记,该书第13页)那一天卞之琳去了不少地方,中午,“四姐陪他上沧浪亭去玩”,去松鹤楼吃饭,后又去吴苑、玄妙观、采芝斋、留园、观前街等处。次日,游天平山,只有张充和姐弟和卞之琳三人,“船上冷冷清清的三个人,倒也另有一种趣味,吹吹笛子,唱唱曲,在船头上拍拍照”。“我才来过天平,所以不想上去,后来到底还是上去了,并且爬到了顶。四姐也到顶了。”(张宗和1936年10月22日日记,该书第14页)当晚,卞之琳返沪。那么,这张照片拍摄的具体日期可以确定了:1936年10月22日。
更为关键的问题,我认为还不是这些日记里存在多少宝贝,我们怎么去开掘的问题,而是日记的整理、编辑出版、解读中的问题。日记是个宝,大家都知道,这也无形中造成大家抢着出,却忽视整理的规范,编辑中偷工减料,出版中草率大意。具体说来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日记整理中出现的误识误判。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朱自清日记,他的日记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的,收入《朱自清全集》中的日记,径直将译文纳入,却没有收入原文。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误译,特别是人名。对此,学者徐强已写过专文。其实这类情况还有很多,如1934年8月15日日记:“宗岱来访。”19日日记:“访李宗武、宗岱、杨今甫和魏。”(《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1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我看到这两条时,真是愣住了,要知道这个时候,梁宗岱和沉樱是在日本啊。沉樱1934年7月24日写给巴金的信中说:“我们十七日离沪来日,现在到东京已四天。”(《写给巴金》第126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4月版)这是怎么回事?看了《朱自清全集》这一卷的编后记,我立即明白了:“1934年7月20日至1935年4月13日,又用英文。”(第568页)也就是说我们读到的是译文,这极有可能是译者译错人名。至于整理中,因文字识记的原因,造成的错讹也不少,这使日记的可信性大受影响,也会误导研究者。
第二,日记删削与复核问题。碍于隐私和其他各种原因,日记出版中最令人揪心的问题是删削,而做文献的人对于保持文献的完整性有着天然的敏感。这种要求未必都是合理,比如为了你的“学术研究”就可以肆意披露别人的隐私,对当事人和家人造成伤害吗?法律问题暂且不谈,就学术研究而言就不讲伦理了吗?但是这里也有个问题,经删削的日记就成为定本,千秋万代以此面目传下去吗?记得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曾特意交代:“可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做到和原始日记完全保持一致,特别在文字上、形式上,已有很大的差距了。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准备将这十年的原始日记,全部捐赠给上海档案馆,以备将来研究者可以互相参照。”(第53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这是一个具有历史精神的学者的周全考虑,当然也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让研究者可能有机会找到原稿进行复核。包括前面讲到的错讹问题,如能复核也就方便解决了。这些年整理出版的日记,常常是先有手稿本问世,后有整理本(如《钱玄同日记》等就是这样),这样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两者可以对照。可惜,不是所有的日记都有这样的待遇。
第三,后期编辑加工问题。原文如此,整理出来,没有毛病,但是整理本为人广泛利用,整理者和编者似乎不该到此为止,不然总给人以偷懒之嫌。像日记中有些对人的简称、昵称等,整理者是不是该作个简要注释。再进一步,日记中提到的主要人物,是否能够编制人名索引?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暗暗在给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打分。
第四,日记的可信性和有限性问题。作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日记的价值和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一个人的经历和记录下来的经历也不能完全等同,这还不包括有人借助日记为自己狡辩的情况。因此,把日记捧在手心当作宝贝,可以理解,但是倘若把它当作武林至尊,顶礼膜拜,说一不二,那未免是个憨大。日记需要与很多文献相互参证,日记记录下来的事情也要辨证。最近几年,还有一个很时髦的问题,经常有人写文章,讨论某件事,以某某日记为依据,证明如果真有其事,他的日记怎么会不记呢?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伪问题,日记不是360度无死角监控器,怎么可能什么都记下来呢。就算是那样的监控器,也有它的限度,出了那间屋子,也是没用的呀。有的人还会很天真地问:这么重要的事儿,他能不记吗?君不闻,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只记了这么一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卡夫卡全集》第6卷第33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就这么淡定,还有心思游泳?平常日记滔滔不绝、牢骚满腹,这个时候竟然是不咸不淡的这么一句话?是的,就是这样,那是日记,不是百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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