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啸
稍有些历史常识的读者，都会知道我国古代的“前后两司马”吧!这两个司马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前司马”，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汉朝人司马迁：“后司马”，就是本文要谈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主编．北宋人司马光。“前后两司马”虽说相距近一千年，两人的史学观也有很大差异，但在历史学上的功绩却都是同样不可磨灭的。近十几年来，人们对“前司马”的称颂不少，对“后司马”的评介却略欠公允；特别是在所谓“评法批儒”时期，王安石被捧成了法家英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则被打成了罪人，连他的《资治通鉴》也差点付之一炬。其实，司马光对我国史学的贡献是很不小的，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可数的著名史学家之一，他所主编的卷帙浩瀚的《资治通鉴》不只凝聚了他近半生的心血，而且是后世公认的历史名著。
我们来看看司马光是如何编修《资治通鉴》的，从中也能了解一部史书的编写成功之不易。
据史书记载，《资治通鉴》的正式编修始于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而准备工作早在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就开始了。那时，司马光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平素喜好读史，尤其对《左传》．《史记》、《汉书》诸书，更“嗜之不厌”，常常感到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虽然不少，但大多文字繁冗、纲目不清，没有一部象样的通史，不利于日理万机的皇帝周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司马光想“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编写一部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的史书。正好，英宗这时命他编一部叙述历代君臣事迹的书，这就促成了他编书夙愿的实现。他给自己所要编的通史定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打算以《左传》为蓝本，仿效《左传》体例和笔法，就连开篇的历史时期也承接《左传》，即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结束，起讫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写好了全书的提纲《历年图》，图中清楚地排列了全书的年代、事目，让人一窥便能知全貌。同时，他又独力完成了五卷《周纪》、三卷《秦纪》，两汉部分也作了些起草工作，初步定书名为《通志》。《历年图》及初稿八卷呈送上去后，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决定正式开局编修，书局就设在京城崇文院内，名义是编写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这项工作受到了神宗皇帝的赏识，他亲自给这部书定了书名：《资治通鉴》，意思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后又为书撰写了序言。皇帝的赏识和支持，无疑是个大促进，司马光的初衷就是要为封建帝王提供历史的借鉴，以便更好地加强封建统治，现在上下相通，臣投君意，君合臣心。岂不成全了一件美事?于是，工程浩大的编修工作更加紧进行。
要完成这项工程，还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大量的历史资料，二是得力能干的助手。历史资料是不愁的，崇文院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富的地方，院内有三大书库；东廊的“昭文书库”，南廊的“集贤书岸”和西廊的“史馆书库”。另外，京城的龙图阁、天章阁、秘阁的藏书也可供翻阅。再加上当时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大都是司马光的朋友，借些书自然不成问题。这些优越的条件，为书局提供了丰富浩繁
的史料，足供司马光参检选择。至于协助编修的人员，除了一般抄写的书吏外，司马光亲自挑选了三位得力于将：“博闻强记，专精史学”，对史书无所不览、对史事巨微皆晓的刘恕；“智识明敏、好学能文”、专治唐史的专家范祖禹；“博记能文章”的著名汉史专家刘攽。他们三人开始参加编修时的年龄是：刘恕三十五岁，范祖禹三十岁，刘攽四十四岁，而司马光当时已经四十八岁了。
整个编修工作接着司马光的部署进行：第一阶段，先收集史料编丛目，要求史料收集详备，并按年月扫顺序排列，标明历史事目；第二阶段，将丛目史料整理成长编，这个阶段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整理时同时进行核实考订和加工工作；第三阶段，汇总长编，考同异、删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第三阶段的定稿工作由司马光一人担负，他既要统一全书的体例、笔法，又要进一步考核史料，锤练文句，使不同时代，不同文笔的史料熔于一炉，自成一体，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由于计划有方，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勤恳努力，编修工作得以较顺利地进行。他们先用五年时间在京城编写了周、秦、汉，魏部分，之后转到洛阳，又化了十四年时问，完成了西晋至后周的编写，这样，先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都在史学史上堪称宏篇巨著韵伟大工程。
在这整整十九年期间，司马光真的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筒牍盈积，浩如烟海”。长期的劳累使他“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他自称毕生精力“尽于此书”，这话是并不算过分的。在洛阳时，他居于一座小阁中，一个老仆人服侍他，他常叫老仆人先睡，自己秉烛至深夜；第二天凌晨仍在继续伏案工作，几乎天天如此。他的助手刘恕的勤勉精神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患了“风疾”，右手右足都偏废了，却每每乘病痛
呻吟的间隙，握笔修史，一直到死为止。耗尽心力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心血的结晶，遗撼的是，司马光本人未及亲睹《资治通鉴》的问世，在这部巨著正式出版时，他已溘然长逝一个多月了。
《资治通鉴》的诞生，不仅给当时的封建皇帝提供了历史经验，而且在史学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陆续问世的史学著作，如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朝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都是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下按照它的体例写成的。宋人正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人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这些语虽说过誉，但也真实地反映了《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
司马光是北宋朝廷中的一位要员，虽姻在当时的朝廷倾轧中受过波折，但立场观点始终站在以封建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一边，他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宗旨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他在所修的史书中，较为客观地揭露了历史上反动统治的罪恶，暴露了一些昏君暴君的荒淫残暴，也较如实地反映了历代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反对外族侵略的史实，这就使后世能通过这部史书获得比较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有助于了解和研究历史。
爱好历史，有志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史的青年读者们，认真读一读《资治通鉴》，将会使你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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