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办“义学”

史元

武训是我国近代史上以“行乞兴学”而出名的一十人物。他因排行第七，原叫武七，乡里人曾谑称他为“武豆沫”。“训”是清朝政府后来嘉奖他“行乞兴学”、“为天下后世训”而替他取的名字。

武训出身于山东省堂邑县武家庄的一个贫若农民家庭，父亲很早去世，为生活所迫，他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就随着母亲到处流浪，乞求人们的施舍，小武训看到富家子弟上学读书，心里非常羡慕，时常跟在他们后面，但换来的却是欺凌、侮辱。一次，他问母亲，“何不叫儿读书？”母亲以家贫告。武训和中国众多的农民一样，呻吟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被剥夺了读书受教育的权利。稍长，他去给

人家扛活，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但狠心的主人欺侮他且不识丁，吞没了他用汗水换来的报酬。武训更深深地感到不识字，没文化之苦!后来，只好再去讨饭。他常在塾学外面逗留，朗朗的读书声，激起他痛苦的回忆，唤起他去争取上学的勇气。有一天，他来到了学塾，垫师看到他那穿得破破烂烂的肮脏相。耻笑他是“饿鬼”，“穷鬼”，不问三七二十一，便把他赶了出去。这一切都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想到“以贫废学者，世上不知凡几”(杨吟秋《武训先生事略》)，发愤立志创办“义学”，“誓必教人人读书识字”(《山东巡托袁树勋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立传》)。

在私有制社会里，要创办“义学”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充裕的经费；二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即后台靠山。武训是生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穷苦农民．当然是不可能有这两个条件的。但是。他既然发愤立志兴学，就要想方设法去创造这些条件。

经费，这是创办“义学”首先面临着的同题。武训依靠行乞，每天起早摸黑，串街走乡，乞求施舍。乞来的东西，好的去变卖换钱，那怕是一只大饼，一只地瓜，只要能换取一点点钱的，他都舍不得自己“享受”。他装疯卖傻，任人在自己身上骑坐玩耍，表演喝脏水、吃屎尿、吞蛇蝎，咽砖瓦，等等。只要能得到钱，他什么令人作呕的丑事都千得出来。除了行乞攒钱以外，武训还帮人打短工，以人代畜。夏秋农忙季节，代人拂粪、刈麦、锄禾，工毕，仍乞于市。行乞之余，看到路上有残布败絮，必抬而撷之，每于栖止时，把它捻成线蛋，到街上去卖钱。武训三十岁那年，兄弟分了家，他得到三亩地，也随即变卖出去。他把讨得的钱连同平时所积。存放于馆陶县富绅娄峻岭处，愈积愈多，利上生利，又把这些钱陆续买田地，租给农民耕作，收取租金，他还放高利贷，据说“月息三分”。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武训共积蓄了七千多串钱，合银二千两以上。这是一笔数量可观的钱财，也是武训倾注了多少心血，遭到了多少凌辱才得来的。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武钏梦寐以求的夙愿实现了，这一年，他于堂邑县柳林镇办起了第一所“崇贤义学”；第二年又和了证和尚台作，于馆陶县杨二庆办起了第二所“义学”。武训始终不改初衷，依然孤苦传仃，走街串多，“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义学为生涯。”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武训临终的那年，他又于临清县御史巷办起了第三所“义学”。

武训创办“义学”的夙愿虽得以实现，然而，他企图通过让穷人读书识字，改变穷人悲惨命运的愿望实际上只能是幻想。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总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人类文明史上从来也不存在什么超阶级、超时代的教育。“义学”是盛行于有清一代的一种学塾名称，它是由地方上的地主，官僚或富绅创办起来的，既为官绅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又以“慈善”之名招收乡里的一些农民子弟入学。这种“义学”，包括武训创办的“义学”在冉，同官学一样，都只能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降级的经济基础服务。

武训明白，创办“义学”必须有地方上有权有势的人物作为后台靠山。所以，他聘请杨树坊，娄峻岭．武茂林等地主、富绅作为他“义学”的首事人(校董)。他聘请寿张举人崔准、聊城进士顾仲安、博平孝廉贾连枝．清河拔贡滕绣封、孝廉贾品重等有科第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他“卫学”的教师。武训广为结识地主，富绅及其知识分子作为“义学”的首事人和任课教师，这是他的“义学”得以创办和存在的重要条件。

在武训创办的三所“义学”里，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绅子弟，但确实有一些是来自农民家庭。对此许多史科都作过记载。如郭春熙《义学正碑文》说武训剖办“义学”，“附近寒素，有志读书者，咸肄业焉。”张謇《谊演义丐武训事迹》也说，武训创办的临清“义学”，“广廷教师教邻近贫家子弟”。“寒素”者、“贫家子弟”，当指乡村中的农民子弟。但不管如何，首先要“有志读书者”。

武训对学生的学习是很关心的，他谆谆教诲学生：“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读书不用心，回家无脸见母亲。”当发现学生不用功读书或了解到教师不尽心教时，他总是到“义学”里跪在学生或教师之前哭泣，言其“义学”来之不易。劝告他们专心而学、尽心而教，“由是学生感之，教师感之，皆有效。”他鼓励学生，“学而优则仕”，挤进封建士大夫行列，图得一官半职，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反映了这个旧式的农民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愚昧无知。

武训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性格的人物。他行乞时确实是奴颜卑膝，低三下四，满口乞丐腔，一副奴才相。但这是一种表象，反映了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农民的落后，愚昧，无知。然而，武训的行乞，既不是简单地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或养家活口。也不是出于一般的好吃懒做。他为了攒钱兴学。他“自奉极俭，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寒暑不夺其志，荣辱不撄其心”(郭春熙《义学正碑文》)。把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三十多年如一日，以自己的忍辱、行乞，为被剥夺享受教育权利的农民子弟奔走呼号，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在当时说来，不能不称之是难能可贵的。

他放过高利贷，收过地租，自然这是剥削他人劳动的行为。但他不是像地主阶级那样用来挥霍享受，过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也不是用于添置田地，扩大剥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更没有把这些田地和钱财作为私家财产留给子孙后代。而是毫无保留地把它全部献给了“义学”。有人说武训是靠剥削过活的“大地主”、“大债主”，这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对于武训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要进行具体分析，恰如其分的评价，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对他的卑躬屈膝的行乞方法不能宣扬．对他的“忘我”的行乞精神不能盲目歌颂，但是，也不必兴师动众，大加讨伐，批倒批臭，应该实事求是地还武训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