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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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安徽会馆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由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主持创建，专为皖籍实权官僚服务，其规模与华丽程度为诸省会馆之冠。原会馆北侧花园拜石山房内嵌置朱熹 《游云谷诗》帖石，由李鸿章、鲍源深、黄钰、光熙等皖籍官员组织刊刻。虽帖石所据底本为伪帖，但在会馆内摹刻朱子书迹之事，仍体现了安徽士人追慕同乡先贤遗风，冀求“润色鸿业，策名无穷”的政治抱负。
01
安徽会馆的建立与沿革
会馆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组织，无论是省馆、府馆或是县馆，都是以一定地域空间内的人们为服务对象的。明清两代安徽省在北京共建会馆46处，位居全国第三位。至清同治年间，安徽省下辖八府五州除滁州直隶州未设会馆外，都在京城建有会馆，通省会馆却迟迟未能建立。这与下文所述安徽建省较迟，省域认同确立滞后不无关系。咸同年间，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僚吏之在官者、将帅之在军者，以皖籍为多。在淮系官僚集团的倡导主持之下，安徽会馆终于建立起来。
（一）安徽建省与省域认同的确立
安徽位于华东腹地，地跨长江、淮河南北，使得今天的安徽省域，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分属不同建置。明代南京应天府并直隶地方，即南直隶，下辖应天、苏州、安庆、凤阳等14府，以及广德、和州、滁州、徐州等四个直隶州，包括了今天的江苏、安徽、上海等地。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明南京城，七月“南京着改为江南省，应天府着改为江宁府”，所辖州无变化。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经过一系列地域区划与官员设置方面的调整，这片区域最终分成了两个独立的行省：江苏省和安徽省。康熙四年（1665年）以后，安徽省的地理空间基本确定，并在随后的二百余年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康熙五年（1666年），按照重新划定的江宁、安徽巡抚辖区范围，对布、按两司的辖区进行调整。次年，朝廷下令，以左布政使称“安徽布政使”，右布政使称“江苏布政使”，学界一般以这一时间点作为安徽正式建省之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自江宁还治安庆，安徽省级职官行政、财政、司法三司实现同城理政。
虽然在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已经成为了一级独立的省级行政机构，但要使这一地理空间内的人们适应自己“安徽人”的身份，确立起对新省籍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心理认同，却不容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乾隆元年（1736年）的两版《江南通志》，都是江苏、安徽两省官员共同编纂的，在疆域表述与绘图中，都没有反映出两省在地理空间上的独立性。而且有清一代江苏、安徽两省始终没有分闱，一直在江宁进行科举考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绅阶层对省域的认同。
（二）安徽会馆的建立与沿革
兴建会馆是促进省域认同的方式。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旅京的安徽籍官员吴廷栋、鲍源深、江人镜等75人联名倡建省馆，号召京内外安徽籍官员捐资以成其事，获得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同治七年（1868年），在后孙公园胡同附近购买大量房屋作为馆产，次年二月动工兴建，至十年八月落成，“共靡白金二万八千有奇”。修成后的安徽会馆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华丽程度堪称京城会馆之最。当时就连李鸿章也自豪地写道：“吾省比年来科名日起，勋阀日隆，仕路腾骧，极一时之盛”“当时大功告成，文武奋兴，财力自饶，故能响集，所捐巨款，大半出自营中”。
但与大多数京城的同乡会馆主要为旅京同乡特别是会试举子提供方便不同的是，安徽会馆是专为实权官员服务的。会馆《公议规条》第一条规定：“文自实缺州、县以上，武自实缺副参以上（道府不必实缺），学差、试差回京，于复命前三日，亦可住。……其候选人员、会试公车及挟资捐官者，概不得与。”徽籍官员尤其是淮系势力将安徽会馆作为敦睦乡谊、聚会议事的场所，把会馆的规模和布置看做本省在朝实力和地位的体现。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五月，安徽会馆被火烧毁大半，李鸿章本欲暂缓修复，方汝绍、孙家鼐等人致函力劝，列出会馆“不可不修”之四项理由，首要即是：“都门会馆，以吾皖称最。现在江苏、湖南、粤东皆摹仿规模，各立一帜，吾省若竟一蹶不振，局面攸关，殊觉京外皆形减色。”这使得李鸿章终于下决心重修省馆。工程于光绪十五年八月经始，至次年八月告竣，重修后的安徽会馆“顷复巨观，益臻美备”，重新成为京城各直省会馆之冠。
02
安徽会馆的建筑布局
后孙公园胡同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收藏家孙承泽的故居。从晚明到清初，后孙公园都是一处京师文人聚会的场所。清代中叶，此园被分割出售，曾有吴省兰、彭维新、翁方纲等多位官员在此居住。安徽会馆对此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建。经过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两次扩建后，会馆的建筑范围得以确定下来：“地处后孙公园中间，系子午间。北届八角琉璃井，南通前孙公园，以东达厂甸，以西出十间房，此四至大略也。”
安徽会馆建筑分东路、中路、西路，光绪十二年（1886年）所绘的《京师安徽会馆图》并图说详细记录了会馆三路院落中的建筑。其中中路主体建筑五进，第一进为文聚堂，第二进为戏楼，第三进斯文在兹，为一座两层五间的神楼，下层“崇祀闵子、朱子暨历代名儒名臣，忠节孝义诸先达附焉”，上层供奉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神像。第四进碧玲珑馆，第五进叠石成阜，为子山亭。再西北有园，园最北侧建筑为拜石山房，“内三大间，西套两小间，外有罩棚”，朱熹诗文刻石就嵌置在拜石山房壁间（图1）。虽然光绪十五年遭遇火灾，但是重修后仍遵循原有布局。
03
朱熹《游云谷诗》帖石
安徽会馆花园拜石山房壁间嵌有石刻朱熹墨迹。《安徽会馆志》在著录馆内石刻时写道：“碑文之外，尚有可纪者两跋，盖李文忠鸿章与鲍源深题识朱文公自书《游云谷诗》墨迹之跋文也。墨迹之刻石，原存会馆壁龛，今为日本小学，以物障蔽，不可得见。”可惜的是，花园很早就被拆毁，拜石山房夷为平地，帖石也已散佚不完。所幸原宣武区文物管理部门收集到了这套珍贵帖石的大部分，后调拨给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
（一）《游云谷诗》帖石录文
从现存拓片以及近年来在拍卖市场出现的《游云谷诗》手卷的内容推断，完整的帖石应有11方，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9方，佚失2方。
第一石，引首1方，长114、宽53、厚11厘米，题写“照古腾今”四字，草书上部正中有“洪武御书”印一方（图2）。
第二至第六石，朱熹草书《游云谷诗》刻石5方，均长113、宽52、厚12厘米；第二石右侧镌刻纵向排列阴文印章五方，依次为：“河东南路转运使印”“高趣”“晋府百子图书”“商丘宋荦书画府印”“宜兴世家商丘陈淮书画之印”。
第七石至第十一石，现存题跋刻石3方（录文略），第七石、第十一石佚失。长112—116、宽52—53、厚11—12厘米不等，包括有刘克庄（1187—1269，第八石，草书，后附“克”“庄”阴文印二方，图8）、李戡（第八石，正书，图8）、张彀（？—1223，第九石，正书，文末附“彀”字阴文印1方，图9）、黄溍（1277—1357，第九石，正书，文末附“溍”字阴文印1方，图9）、袁桷（1266—l327，第九石，正书，“袁桷之印”阳文印方，图9）、存仁（第九石，草书，图9）、干文传（1276—1353，第九石，正书，文末附阳文印一方和晋宣史商“颍川郡侯世家”阴文印一方，图9）、吴廷（1573—1637，第十石，正书，文末附“吴廷”“用卿”阳文印2方，图10）等8位历代名家，字体草、行、楷皆备。除吴廷题跋所在刻石严重漫漶，模糊不清之外，朱熹诗文、引首及其他题跋文字均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佚失的部分为朱熹诗文的最后二句与题款，以及真德秀（1178—1235，第七石，行楷，录文据拓片补充）、宋荦、鲍桂星、李鸿章、鲍源深5人的题跋（第十一石，录文据拓片补充）。
（二）帖石底本《游云谷诗》辨伪
从刻石内容看，《游云谷诗》卷为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朱熹与友人同游茂林时所作。此卷曾先后被南宋真德秀、张退庵，元代李戡、干文传，明代刘承禧、吴廷以及清代鲍桂星等人收藏，历代传承有序。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李鸿章、鲍源深等人摹勒上石，嵌置于京师安徽会馆壁间。然而仔细考究便会发现，李、鲍等人所本之墨迹手卷实为一精心仿制的伪作。
1. 诗文之伪
《游云谷诗》的诗文内容改编自朱熹诗作《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分韵赋诗得竹字》，原诗50句，《游云谷诗》系从中摘抄26句略加改动而成。《游云谷诗》的落款中提到的“敬夫”为朱熹好友张栻，其父张浚于隆兴二年（1164年）八月病逝，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张栻应在家服丧，不会离家与朱熹结伴出游。另外，朱熹移居建阳考亭在绍熙二年（1191年）卸任漳州知府之后，时间上存在冲突。
2. 题跋之伪
《游云谷诗》帖石所刻题跋共13则，自南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题识，各家书风各异，还使用了不少当时惯用的异体字、碑别字，愈发好似真迹。但考校发现大多是抄袭、模仿其他传世名迹的题跋（图11、图12）。
3. 书法之伪
从书法的艺术表现上看，《游云谷诗》亦与朱熹真迹相去甚远。朱熹的书学思想是在其理学架构之下的，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法度，这个法度是本然如此的，是“道”和“理”所贯的，如果字符合了法度，就一定是好的、美的。朱熹信奉“书如其人”，要求书法上严守前人笔法，反对张扬个性、自由超脱的书风，对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持批判态度。
在书法中，朱熹同样恪守法度，即便书体作行草，下笔依然慎重，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不见躁迫之象，哪怕是多有涂抹的著作草稿亦不例外。
在临帖的选择上，朱熹一方面师法魏晋先贤，追求高古；另一方面奉行“心正则笔正”的书法观。朱熹少时受到友人刘珙的影响，开始临习颜真卿的书迹。此后他在书法上始终推崇颜真卿，对出自颜真卿一路的蔡襄、王安石、胡安国、张浚等人的书迹也多有临摹。无论是朱熹早期的《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诗卷》，还是后期的《任公帖跋尾》《生涯帖》等作品，都明显地表现出颜真卿行草书“三稿”的影子，而《游云谷诗》中，却看不到这种影响。
朱熹善于行草字体，存世书帖多中锋运笔，布局错落有致，用笔起收得当，看似随意轻巧，如行云流水，实则法度严谨，古雅有致。《游云谷诗》字迹狂怪，充满躁迫之气，看似墨迹凝重、飘舞飞动，实则疲软乏力。李鸿章、鲍源深等人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然而终以“贤者之书，不名一格”为理由，未能识破伪帖面目，不能不为之遗憾。
04
余论
同治年间，《游云谷诗》为鲍桂生购得。鲍桂生家中收藏宏富，藏书楼收书达十万卷，书画碑版尤多名迹，珍品有杨凝式《韭花帖》墨迹、米芾集王羲之书《封禅文》等。《游云谷诗》得以摹勒上石，并嵌置于安徽会馆之中，得益于李鸿章、鲍源深、黄钰、光熙等皖籍官员之力。
安徽会馆中刊刻的《游云谷诗》，在书帖的书法艺术价值之外，更突出的是书写者朱熹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作为一代大儒朱熹的同乡，安徽人深感自豪，并敬奉朱熹为乡土神，对他的祭祀是会馆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安徽会馆公议规条》十四、十五条写明，“神楼、神堂恭奉文武帝君、闵子、朱子，及历代乡贤牌位”“九月十五日祭朱子，同祭闵子。”不仅是京城，徽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会馆几乎都供奉朱子神位，朱熹是在外漂泊皖人之共同精神支柱。
另一方面，宋代理学家如程、朱、张、陆诸子虽然多以形上学成就名世，但仍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主要关怀。朱子经济事功与学问文章并重的理念与实践，对于晚清时期支撑“中兴”的淮系官僚而言，实有极其重大之意义。在会馆中敬奉朱子，正如李鸿章所说：“诸君子敬恭桑梓，复亲炙圣世维新之化，将诉闵、朱之遗风，破节砺行，以润色鸿业，策名无穷。固不独侈游宴之盛观，悦亲戚之情话而已。”
本文改编自《北京安徽会馆与朱熹〈游云谷诗〉帖石》，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0年第1期（总第19期）。作者：张云燕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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