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3期）
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4期）
文献天地 / ＷＥＮ ＸＩＡＮ ＴＩＡＮ ＤＩ
蜀石经《毛诗》摹写本考原
（姚文昌）
摘要：吴骞将旧藏蜀石经《毛诗》、《左传》摹写本与《周礼》校记合订，题“蜀石经残字三种”，现存国家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收入。本文通过校勘和研究认为：吴骞旧藏蜀石经《毛诗》摹写本最早为黄丕烈所有，乃黄氏家庭塾师邵朗仙于嘉庆八年冬据拓本摹写，后经陈鱣而归吴骞。该摹写本既是王昶、阮元等人所见摹写本共同的底本，也是陈宗彝重刻张敦仁旧藏摹写本的底本。
记新发现的宋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零叶——兼记重庆图书馆藏元刻元印十行本《公羊》
（张丽娟）
摘要：宋十行本是元明以后通行《十三经注疏》的最初源头，此前仅知有《毛诗》《左传》《谷梁》三经传世。2019年笔者有幸参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获见重庆图书馆藏元十行本《公羊》，确认其中配补的七叶黑口版叶为宋刻十行本。此为《毛诗》、《左传》、《谷梁》之外又一种宋十行本实物遗存，对于经籍版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重庆图书馆藏元十行本《公羊》本身也是难得的元刻元印本，可反映元十行本本来面貌，值得充分重视。
《四朝闻见录》南宋版本研考
（邹贺）
摘要：叶绍翁撰《四朝闻见录》在南宋出现过两种刻本：第一版《闻见录》二册，成书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到淳祐元年（1241）间；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成书于淳祐元年（1241）到宝祐四、五年（1256-1257）间。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只是对第一版《闻见录》部分条目、字词的增补、修订，小字原注作者可能是陈起，而且，宋本原书没有条目标题。在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中，保留了宋本原书部分条目的原文。
邵傅《杜律集解》考论
（汪欣欣）
摘要：邵傅的《杜律集解》是一部重要的杜甫律诗集评本，由《杜律五言集解》和《杜律七言集解》两部分组成。其中，前者以赵汸《杜律五言赵注》为底本，以单复《杜律单注》为补充；后者则以赵大纲《杜律测旨》为底本，兼采旧题虞集《杜律虞注》之评语。《杜律集解》主要采用“熔裁”式的集评方式，典型体现了明代杜诗集评本的诠释方法与特点，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书在日本流传甚广，表明了日本学界对杜诗的接受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受容。
俞正燮《全三古至隋文目录不全本识语》之价值——答高思莉
（尚小明）
摘要：俞正燮曾参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纂辑，是目前我们所知唯一一个既见过嘉庆二十三年孙星衍去世前所成《全文》稿本,又见过截止道光十四年经严可均增补后之《全文》稿本的学者，并且先后见过四次。其所撰《全三古至隋文目录不全本识语》对《全文》纂辑情况记述准确、清楚，丝毫不存在误导后来学者的问题，是厘清《全文》纂辑情况最可靠的依据。
关于《顾广圻初校〈史通〉三题》的几个问题
（李庆）
摘要：本文是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编《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所载《顾广圻初校〈史通〉三题》一文提出的问题、对拙著《顾千里研究》批评的商榷和答复，并对该文所反映出的古典文献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一些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文史新探/ ＷＥＮ ＳＨＩ ＸＩＮ ＴＡＮ
燕国始封地考疑
（孔华）
摘要：周初召公封燕的始封地，其地望歧说纷纭，聚讼不已。北京房山琉璃河大墓的发掘及克罍、克盉的发现，可证燕国始封时的都邑不在北京大兴、天津蓟县、河北涞水，更非河南郾城，而是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城址。约在西周中晚期之际，燕并黄帝之后的封邑“蓟”（今北京广安门白云观一带），始徙都其地。至春秋时期，燕都迁往河北临易，战国时期返迁蓟城，是为燕上都。《汉书·地理志》谓蓟为燕国始封地，是以后来燕国的都邑言说其事，致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略有出入。
梁武帝萧衍的早年行止（建元至隆昌）——兼谈萧衍对其早年形象的塑造
（李猛）
摘要：关于梁武帝萧衍早年行止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且颇多歧异。他重视自我形象塑造，常自述行止，《孝思》、《凈业》二赋序颇多重要信息。加之他早年出仕，既有不得志之经历，又有不光彩事迹。而这些都是他自己、儿子萧绎以及萧梁公私撰述极力晦饰、掩盖的。当然，这也是他引导所致，吴均撰《齐春秋》实录其事而遭诘问、免职，就是其证。故而须重新认识关于萧衍早年仕履的诸种文献，分析其史源、层次与歧异，进而探究导致歧异之因。
论庾信诗歌写景场域及艺术的新变
（黄鸿秋）
摘要：庾信诗歌的写景构成连接南北朝与唐代写作的津梁。在公共性和贵族化写景占主导地位的南北朝后期，庾诗以独具特色的小园和乡野世界的构建，开辟出个人化和世俗化的崭新写景场域；入北之后，以风物节候和边塞风光为代表的北地生态的大规模进入，又使得庾诗的写景场域由南向北转变。庾诗在情与景日益疏离的宫体诗风背景下，通过“景中情”和比兴艺术接通了诗歌中融情写景的传统，同时沿着谢朓、何逊的道路，将意境营造推进到篇体浑成的层次，并进一步恢复了汉魏写景中悲慨壮烈的美学理想。其在写景的工笔写真、融合古今、出小入大、设色艺术、变藻绘为拙朴等方面，亦形成对齐梁写景一般造诣的突破与创变。
韩愈诗“岁在渊献牵牛中”发覆
（凌郁之）
摘要：《容斋随笔》记有韩愈诗“岁在渊献牵牛中”一句，今各本韩集均未见载。《诗渊》所收韩驹《寿郑丞相》诗的首句，与此正同。今考此首《寿郑丞相》是韩愈佚诗，而误署韩驹之名，《容斋随笔》所记韩诗佚句应即出自《寿郑丞相》。诗中“郑丞相”指郑馀庆。郑馀庆对韩愈有奖掖教诲之恩，但是柳宗元称其“及为大官，名益少”，《旧唐书·郑馀庆传》说时人“不全德许之”。李翱、皇甫湜所撰《韩愈行状》《墓志铭》均未言及郑馀庆，似在刻意掩饰韩愈对郑氏的阿附。《寿郑丞相》之被刊落，其故或恐在此。
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全据《四库全书考证》校改原因考辩——兼谈《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考证》之关系
（张春国）
摘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有大量文字未全按《四库全书考证》校改，本文对其原因进行探讨，得出结论：（1）文渊阁《全书》未全据《考证》校改最重要的原因，绝非仅仅是誊录人员抄写失误。《考证》大量校记系针对《荟要》而作，并非针对文渊阁《全书》，这是文渊阁《全书》未全据《考证》校改最重要的原因。此类情况绝非个例，其书籍数量占《荟要》所收书籍的一半，不容忽视。（2）《荟要》、文渊阁《全书》、《考证》校记均源自底本及其校签。有些书其《荟要》本办理早于文渊阁《全书》本，《荟要》本所据底本校签完整，在办理《考证》揭下底本部分校签后，文渊阁《全书》所据底本校签已不全，导致文渊阁《全书》未全据《考证》校改而《荟要》本已改。（3）《荟要》与《考证》关系密切。《考证》校签最初由荟要处、全书处兼办，最终由考证处汇纂成书。
清人自《永乐大典》勾辑古佚方志考
（刘波）
摘要：《永乐大典》中保存有大量古佚方志资料，早在清前期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清代未见利用《永乐大典》辑本方志刊刻行世，方志辑佚成果大多融入各地后修方志中，以致现代学者对清人在这方面的辑佚成就评价不高。从方志中可以看到一些清人从《永乐大典》中勾稽古佚方志的事例，如李绂辑宋代临川地方志、周永年辑明初东昌志、孙星衍辑松江府史料、袁锡光辑宋《嘉定袁州志》、李天秀校勘《华阴县志》等，可补充对《永乐大典》辑佚史、流传史的认识。
文化广角/ WEN HUA GUANG JIAO
“相如题柱”典故的形成与唐初文人心态
（赵鑫）
摘要：“相如题柱”是一个与原始事件不同的，经文人改造而形成的新典故。《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的誓言题于送客观观门，而非升仙桥桥柱。但因“升仙”二字具有功成名就的美好寓意，与唐初文人心态契合，且“题柱”的画面感更具体，所以约在初唐时，此事被改造成为司马相如题桥柱。此后，“相如题桥柱”被作为事实而载入史地书中；“题桥”“题柱”成为新的语辞，类书、辞典纷纷收录该词条；相关诗赋、戏曲等文学创作的内容也得以丰富。
论朱子《诗集传》“旧诂新说”的特点
（张钊）
摘要：本文通过对勘《毛诗正义》与朱子《诗集传》，提出朱子《诗集传》具有“旧诂新说”特点，即他基本继承了《毛诗正义》中的故训，同时仍能发挥与小序不同的新意。而朱子实现这种解说并不是简单依靠理学理论，还依靠了巧妙的训诂学手段，从中可以窥见其经学独特的理路。由此亦可以更深入地观察汉宋《诗》学的因革异同。
线装书的起源时间
（陈腾）
摘要：线装书兴起之后，逐渐演变为东亚汉字文化圈书籍装帧的主流方式。关于线装书的起源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重新检讨线装书的起源时间问题，需要将版本实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参证。原装古籍实物如明嘉靖三十年（1551）刻蓝印本《药性粗评》，可以证明嘉靖年间已经出现线装书。杨循吉诗、王穀祥尺牍等书事史料指出，明代嘉靖年间苏州地区流行用线装订书籍。线装书当起源于明嘉靖年间的苏州地区，万历以后盛行全国。
通行本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未收民歌六首及其他
（周玉波）
摘要：明代戏曲选集《万锦清音》上栏所录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较通行本《挂枝儿》《山歌》多出六首，各首民歌在排列次序和具体文字等方面与通行本亦有不同；《破愁一夕话》中的《挂枝儿》《山歌》，与通行本内容也有差异。
论道咸时期清宫“串头本”
（徐建国）
摘要：清宫内廷“串头本”是一种特殊的演出用本，民间未见记载，主要记录了清宫戏曲的武打场面即武打角色上下场、动作衔接及武打的套路等，是清宫武戏排演的原始演出记录，之前少有学者研究。本文通过道光、咸丰年间宫廷“串头本”的论述，揭示最初清宫武戏演出的真实面貌，并对此时期的宫廷武戏演出特色作以探究。
组稿：小孟
排版：小孟
统筹：凤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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