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于实行：邹东廓的讲学、教化与良知学思想》
张卫红 著
定价：86元
01
内容简介
邹东廓行书信札
由西方舶来的学术分科观念，尤其是“哲学”与“历史”两大学科的对立，使我们一度丧失了整全地理解中国传统儒者的可能。儒学关乎生命，真正的儒者无不将义理融贯于生活之中。对于抱持“万物一体”观念的宋明儒者来说，讲学与教化乡族尤其是他们道济天下的重要途径，也使得儒学离开庙堂，成为田野中活泼泼的学问。然而，“哲学”化的思想史研究重视思想轻视实践，重视创见者轻视传承者，此种偏狭视角使得许多传统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儒者沦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邹东廓即是其中一位。
在明代人看来，邹东廓是阳明门下高弟，“得阳明真传”，被黄宗羲列于《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之首。在现当代的不少哲学史著作中，他却被视为 “保守”，思想“乏新可陈”，因而得不到多少篇幅。如何克服古今间的这种“断裂”？本书以历史与哲学相结合、心性工夫与社会实践相贯通的视野，分疏了邹东廓一生的学思历程，及讲学、 交游、教化乡族等活动，揭示出邹东廓乃至江右王学的特质正在其“敦于实行”--思想与实践达到了高度浑融。
02
作者简介
张卫红，中山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邹东廓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古籍有：《龙溪会语》，收入《儒藏精华编·子部儒学类》。专注于明代儒学研究。
03
正文摘录：本书结语之一部
邹东廓并不是一个著述宏富、思想体系博大的思想家，就其发挥最多的戒惧说而言，既不像王畿之学那样善于精微地发挥阳明学旨，亦不像聂豹之学那样特立独行、自成一家。且东廓思想定型较早，自嘉靖七年确立戒惧于本体的为学宗旨以来，此后思想无大改变。可以说，其思想基本上是对阳明平实教法的继承，乏新可陈。然而今人所论其“平实地继承阳明之学”，在王门同道那里却是一个极高的评价。逮至晚明思想家纷纷批评王学末流之弊时，刘蕺山、黄宗羲更将以东廓为首的江右王学视为正宗。刘蕺山谓：
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慎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工夫，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诸所论著，皆不落他人训诂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赖以不敝，可谓有功师门矣。后来念庵收摄保任之说，实溯诸此。
黄宗羲追随师说，将邹东廓戒惧之说、罗洪先主静之学一同视为王学正传，并尤其推崇东廓之学：“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按，指东廓）为宗子也。”盖罗洪先之主静、收摄保聚说不免有道教色彩，蕺山甚至认为罗洪先的收摄保聚说实际上源自东廓的戒惧说。因为收摄保聚与戒惧工夫都是著力于心体并谨慎把持的工夫，工夫内容几乎一致；且收摄保聚说发自罗洪先晚年，时间在东廓戒惧说之后，二人又交往密切，罗洪先受东廓之学的启发是有可能的。总而言之，蕺山、黄宗羲都认为，东廓之学最得阳明正传。如前所述，现代学界不乏持此传统说法者，如：侯外庐认为东廓的特色为“信守师说”，得王学正传。蔡仁厚将江右的邹东廓、欧阳南野、陈明水三人判为阳明嫡传，东廓更是“王学宗子”。陈来先生以邹东廓为保守阳明正传的正统派代表。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评价？如何全面看待东廓之学的意义？
首先，就东廓戒惧说的工夫特点而言，平和笃实，强调践履工夫之必要，其学理之正统性以及救弊补偏之功，对弘扬阳明思想之真义实有功焉，这是学界视之为正传的基本原因。东廓戒惧说的工夫进路，强调在立根于心体的基础上贯彻上下内外，强调工夫实践的严肃性和必要性。其规定良知之至善、规矩、帝规帝矩、精明等义，偏重言良知“超越性之有”的面向，彰显良知之为道德实践最高目标所具有的内在严格性和践履工夫之必要性。其工夫内容兼该体用内外，由形上本体下贯形下日用，正面充拓德性与负面防范气禀私欲一体两面并行不悖。凡此，既不失阳明思想之精义，又是对阳明致良知教笃实一面的继承。在阳明后学分化变异、脱略工夫之弊流行之时，东廓对某些王门后学的工夫之偏弊予以纠正。《东廓邹先生传》载：
晚近承学，有以纵任为性体自然者，先生肫肫焉申戒谨恐惧旨，明自强不息为真性，盖惧后之流于荡而约之于独知也。有以寂静方为知体之良者，先生肫肫焉示天运川流之几，明寂感动静无二界，盖惧后之倚于内而一之于独知也。又有以学从无极悟入方透向上一机者，先生肫肫焉揭庸言庸行，明下学上达无二途辙，盖惧后之离而流于邪而实之，必物格知乃致也。凡以弘师旨之传，广与人为善之量者，心独苦矣。
“以纵任为性体自然者”指主张“良知自然现成”的泰州之学，东廓申严谨工夫而戒其流荡；“以寂静方为知体之良者”指以聂豹为代表的归寂说，东廓申工夫无分于寂感动静之旨而戒其偏重内守之弊；“以学从无极悟入方透向上一机者”指以王畿为代表的“四无论”，东廓申论应实用其力于人伦日用而与佛道二教相区别。凡此皆“弘师旨之传”，用心良苦。不仅如此，东廓作为江右王学的领军人物，在讲会中也力倡实学工夫。邹德涵记述嘉靖二十七年青原山讲会事云：
岁戊申，往青原山，聚九邑大夫士为会，凡几千人。时方竞谈玄虚，府君（按，指东廓）曰：“即事即心，吾安知洒扫应对之外有形而上者乎？《中庸》三言微显，卒未有离显以谈微者，而今言微之微，何也？先师格物之说在耳，诸君其何忍背之？”自是学者不敢谈玄虚。
以此可见，东廓对江右王学及讲会的笃实风格实有影响。逮至晚明王学流弊日盛，如刘蕺山所论：“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猖狂者参之以情识”指泰州王艮一系后学，“超洁者荡之以玄虚”指浙中王畿一系后学，相比之下东廓等江右诸子则以强调笃实工夫而赢得了敬意。
其次，从江右王学到蕺山之学，工夫风格和致思理路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这是刘蕺山、黄宗羲将东廓为首的江右诸子视为王学正传的另一学理因素。黄宗羲不仅将东廓视作王门宗子，还将江右王学一系视为王学正传：
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
客观来说，蕺山师徒对泰州、越中后学流弊的极力驳斥，实以“人病”而牵及于“法”，尤其对王畿之于阳明学向上一机的发挥未能善会，故其独以江右王学为宗子的评价并不客观全面。再则，以上黄宗羲所列的江右诸子，其学旨各有不同，尤其聂豹之学实与阳明致思理路相异，刘文敏晚年亦信之，将二人称为得王学正传，不免过甚其辞。笔者认为，蕺山师徒称道江右诸子的原因有二：一是如张学智先生所论，江右诸子“其间学术宗旨颇不一致，但大体倾向笃实用功，主张良知经锻炼后方可恃任，较少就王龙溪高明卓绝一路”，可救王学流弊。其中邹东廓之学更显平正笃实，故蕺山师徒于江右诸子中最推崇东廓。二是在工夫进路上，江右诸子与蕺山之学具有内在一致性。蕺山以“意”为核心的慎独之学的建构，与江右诸子虽无直接的思想渊源，然邹东廓之“戒惧”、聂豹之“归寂”、刘文敏之“默坐反观”、罗洪先之“收摄保聚”、王时槐之“透性研几”、万廷言之“静摄默识”，均属收摄心体、笃实用功一路。此超越性、笃实性进路到蕺山那里达到了高峰，归显于密，建立了精密完整的心性理论体系和工夫方法。这应是江右王学受其表彰的重要原因。其中邹东廓与罗洪先之学的工夫著力点、由上彻下的路径、严密谨慎的工夫风格都有类于蕺山，故二人独得蕺山表彰，被其视为王学正传。尤其东廓的戒惧说，对本体之主宰义和工夫之严肃义的彰显，与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联结更密。劳思光谓东廓思想“与蕺山立说宗旨有关，黄宗羲宗蕺山‘诚意’之说，而东廓之戒慎恐惧或慎独，亦是重‘意’之发用前工夫。此处固属直接契合也”。可以说，东廓的戒惧说为刘蕺山修正心学提供了基础。
再次，就社会实践而言，东廓推动讲会、乡族实践等活动可谓实践阳明学“万物一体之实学”的典范，其学行是实践儒学真精神的典范。阳明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在现实体制中实现“天下为一身”的“亲民”理想一直为阳明及其弟子所重视，阳明本人主政江西期间的政治军事功绩即是万物一体之学的真实体现。故王畿谓“阳明夫子生平德业著于江右最盛”，黄宗羲谓“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都肯定阳明学注重事功之一面。阳明无疑为江右诸子树立了典范，以万物一体之精神推动讲会、参与乡族建设成为江右诸子的共识。而在江右诸子中，邹东廓参与讲会、乡族实践之活动最多，推动之力最大。其“学不离事，事不离学”的宗旨对于江右尤其是吉安王学的社会关怀面向实有带动之力，在王学深入地域社会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表率作用。以往学界对东廓的社会实践活动关注甚少，然而东廓于此用力实多，颇见精彩，这也是他获得明代学者推崇的一大原因。
综上所述，东廓之学行可用“敦于实行”来概括，他也是阳明学在江右地域开展的一个缩影：他的良知学思想是对阳明平实教法的遵循，他“无一日众不与聚”的讲学推动了阳明学在江右地域的深入传播，他与江右诸子的化乡实践则是良知学精神和理想的落实。凡此，皆如他所说：“不堕支节，不骛高远，平平荡荡，就人伦日用间实用其力”，“实地工夫，只从孝弟真切处学……从此充拓将去，便是中和位育之道。”故而，他的坚守师说是对阳明学整体精神的继承，同时也是儒学真精神的彰显，这正是东廓之学平实背后的不平实处。此外就个人气象而言，邹东廓其人“宽弘博厚”，为世仪表，孙奇逢谓“文成门人，品行议论醇乎不杂者，必以公为第一”。凡此皆合古儒品题人物之准则，故王学宗子之称，东廓可当之矣。
最后简单谈谈古今学者对东廓之关注与评价差异甚大的原因，以及东廓之学的当代意义。首先，就学术思想而言，若以现代学术追求创新的标准看，东廓不免因对阳明思想的全面信从而看似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乏新可陈。故现代学界对他关注不多，而往往聚焦于王畿、王艮、聂豹等思想有创新的阳明后学。然王门同道所论东廓“一惟师说之守”、“谨守家法”、“不能增一新谛、特标一异帜”的平正笃实特色，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是对“良知之传得赖以不坠者”的称颂之辞。因为“守旧（道）”、“不违如愚”恰是古典学术所推崇的尊经守道的立场。其次，就东廓的实践之功而言，无论是工夫践履之笃实，还是社会实践之实行，均体现了对阳明实学精神的继承，也是儒家知行合一传统的注脚。就此而言，连与东廓思想不一致的江右学者聂豹也对他非常称道，并道出了儒者们推重东廓的根本原因：“惟东廓子任道不回，老而弥坚，文章道德，岿然负重望，人咸以今之颜子称之，非过也。”“士能以身任师道之重……我师阳明之后，惟司成东廓邹公一人耳。”然而，儒家最为重视的任道精神和实践工夫，却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缺位，缺少现代性的阐发与转化。因此，东廓之学的启示在于，当代儒学的复兴应当以儒家的传道、实践之传统，作为儒学返本开新之基础。本书收笔之际，愿以东廓先生在连山书屋读乡约、勉诸生的一首诗，表达本人心目中儒学在当代复兴的愿景与使命：
万物谁能备一身？直从讲学识天真。蓝田会得程门脉，散作乡邻次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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