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就是要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揭示联系起来, “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出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终追求现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李正春教授的《元代组诗论稿: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凤凰出版社2019年12月版)是其继《唐代组诗研究》后第二部以组诗断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该书全面梳理了元代组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美感意蕴,为元诗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具体言,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以诗意阐释为核心,彰显出组诗形态独特的美感
组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种极富民族特色且“有意味的”诗歌形态。它依据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而成,彼此之间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构成自足的表意系统。组诗“组合”的线索可以是事件发展的进程,时间演进的流程;也可以是景观(物体)空间的序列,思想情绪的脉络等。几首,几十首,甚至上百首一组的组诗,或状物,或叙事,或抒情,将组诗文体所具有的“文件夹”功能发挥至极致,给人以气势恢弘之感和以赡博为美的审美体验。
完整而系统地叙事纪行,是组诗所长。它可以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有较清晰的展示,克服了单体诗歌叙述的局促和内容的片断,富有系统性。如耶律铸的《凯乐歌词九首》分别以南征捷、拔武昌、战芜湖、下江东、定三吴、克临安、江南平等为题,完整地记录了南征宋朝的进程,如同一部纪实征战史。杨允孚的《滦京杂咏一百首》以全景角度再现了作者扈从上都的生活、沿途风光与民俗,是一部上都生活的“百科全书”。袁桷的《开平四集》记录了延祐元年到至治二年前后九年间的扈从生活,“开平四集诗百首,不是故歌行路难。竹簟暑风茅屋下,它年拟作画图看。”(袁桷《戏题开平四集》)其纪实性的书写,犹如一幅幅“画图”,全面记录了上都生活实景。《交州稿》是陈孚奉使安南途中所作纪行叙事诗集,“其于安南道途往返纪行诸诗,山川草木虫鱼人物诡异之状,靡不具载”(顾嗣立《元诗选》二集) 。凡此等等,组诗以其系统、多元的表达功能,为诗人的叙事纪行找到了合适的载体。
组诗写景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将分散的、单个的景观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景观群”,彰显出独特的景观特色和文化主题。元代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八景”,正是此种组合的典型。如平水八景、方城八景、龙门八景、鲸川八景、神京八景、蒲州八景、钱塘八景、西湖十八景、南山八景等,有着明显的“组合”的痕迹,集中展示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其组合方式有的是以“游踪”来贯穿,有的是以“意识”来串连。如吴镇的《嘉禾八景图》便是据实景绘制而成,以游踪贯穿景观,构成新的景观空间(非原始空间);张经的《潇湘八景》、易昭的《潇湘八景》却是取自宋代以来“潇湘八景”的诗意和政治隐情,由作者意识统帅,将分散在各地的潇湘景观“捏合”在一起,创造出存在于虚构空间中的“景观群”。这些景观组合,或者在时间上,或空间方位上,或在形态上,都能建立起非常明显的对应与对称关系,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上下俯仰、八方顾瞻”的思维模式和宇宙概念。
组诗状物可以系统演绎物体的属性和诗人复杂的情感体验。朱德润的《赓龚子敬先生十清诗》咏赞无弦琴、丑石砚、藜藿盘、竹几书、荠瓮冰、磁瓶粥、鱼油灯、榾柮火、茅屋霜、柴门月等物件,集中展示了作者对“清境”的向往。曹文晦的《咏十器诗》分咏龟壳冠、虾须杖、鹤骨笛、猪毫笔、雉尾帚、鹳子杯、鹅毛褥、虎头枕、雁羽扇、鱼魫屏等,揭示了文人生活闲情逸致。黄溍的《和吴赞府斋居十首》分咏焦桐、蠹简、破砚、残画、旧剑、尘镜、废檠、败裘、断碑、卧钟等十物,托物言志,揭示了元代知识“边缘化”的政治处境。马祖常的《四爱图》是一组以花卉为对象的题画组诗,以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逋爱梅,黄庭坚爱兰为故实,充实了古人钟爱花卉的意境,寄托了自己的追求。冯子振的《梅花百咏》对百种不同类型、品种、花色、形态的梅花进行了赞歌,更是反映了宋元之际士大夫的浓郁的梅花情结。无论是比体咏物组诗,还是兴体咏物组诗,都能做到绘形传神,托物言志。
用组诗抒情,可以将诗人在不同时期、环境中的心理以系统、清晰的轨迹展示出来,形成完整的心路历程。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每首均以“寂寞河中府”始,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十诗,奠定了组诗孤独的情感基调,也寄寓了作者深深的苦衷。方回的《雪中忆昔五首》,以“雪”为背景,通过“忆昔”呈现出作者复杂的情感。诗歌主题虽不尽相同,但作者通过“忆昔”将其组合起来,展示了老来仕途不顺、穷困潦倒,却又志存高远、渴望有所作为的高尚品质。马祖常的《岁云暮矣三首》是一组杂言体诗,以“岁云暮矣”起首,反复吟唱。将故乡比作“娟娟美人”,以水流不止的意象,来表达诗人永不停止的“乡愁”。郑思肖的《五忠咏》也是一组赞美忠臣之诗,分咏了制置李公芾、丞相李公庭芝、察史姜公才、都统王公安节、随驾内嫔某氏等事迹,以“忠义”贯穿,表达了作者的由衷敬意。组诗以迭展与延合的形式形成诗歌文本的复加结构,增强了诗歌的节律,有利作者于充分抒情。
文学作品的音乐美,是文学最直观、最外在的一种审美因素。“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系列再生出意义。……声音层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构成了作品审美效果不可分割的部分。”(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组诗有着严格的语言规则,其节奏、用韵、意象、结构无不诠释着音乐的本质属性。“从结构上说,组诗的次第展开,多元显现,以及反复吟唱,都构成一种音乐的旋律美,引起欣赏者情感的回旋激荡和想象的驰骋飞越。……每一首诗的‘子题’都从属于组诗的‘母题’,每个‘子题’又在诠释着‘母题’。组诗以其独特体制,演绎着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绪论》)组诗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像音乐中的组歌一样,不同的乐章表达着相应的意义,有自己独特的旋律,但最后都服从于组歌的主旋律,形成一唱三叹之美。
组诗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形态的系统性、完整性、多元性,迎合了文会雅集场景下文人炫博和雅谑的心态;其引经据典、连类无穷的表达方式,往往导向典雅和奥博,二者都与文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相关,是文人逞才使气、制造“惊奇”审美效果的合适载体。
(二)以历史语境考察元代组诗的生成方式
文化诗学是一种以文化为背景的文学批评的实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更精确地理解作品语言所传达出的意义。《元代组诗论稿》将元代文化析成八个“板块”,并通过组诗个案剖析,阐释了特定文化范畴及影响途径。
“宗教文化与释道组诗”以元代多元化宗教为视角,展示了儒释道组诗所呈现出的文化意蕴。分析明本禅师的禅修、游方、山居等组诗,揭示其挣脱名利束缚而追求自由人格的洒脱情怀。将道教诗人马臻、丘处机、张雨作比较,指出马臻道教组诗,既不似丘处机般以纯粹的道教徒自居,也不似张雨道士身份彻底的世俗化,有着鲜明的“过渡”色彩。以理学价值观为导向,将元代屡屡发生忠孝节义的事件贯穿在一起,分析元人“咏胡烈妇杀虎救夫”“咏郑氏义门”等“同题共咏”背后的心理动机。
“遗民心态与纪实组诗”通过系列纪实组诗的梳理,诠释了遗民群体“黍离之悲”的情感根源及书写方式。段氏“二妙”身处金末元初的丧乱之中,其组诗记录了坎坷遭遇,折射出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赵孟頫的组诗系统演绎了鼎革之际的哀痛、仿徨、奋励、失望和超逸的心情,真实地记录了他从亡宋遗孑到大元显宦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汪元量的《西湖旧梦十首》《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等纪实组诗,以独特的视角记录着宋元更替时期的历史事件,构成了宋亡、北上、入燕、南归四大主题,构成了一幅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叙事精详而内容异常丰富的宋末历史画卷,表达出浓郁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悲,有“史诗”之誉。
“宫廷文化与市井民俗组诗”以元代上都的宫廷文化与南方的民间文化为对象,以上都宫词和江南竹枝词为切入口,诠释出元代文化的“雅俗”两极。宫廷文化代表着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辇下曲》中所反映宫廷政治、历史大事、宫廷生活、社会习俗等内容,正是元代宫廷文化代表。而“志土风而详习尚”的西湖竹枝词,是元代底层民俗文化的原始记录。相对于宫廷文化的“贵族化”,市井民俗更具有“平民化”即“俗化”的特征,二者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细细品味这两种不同内容与风格的文化生态,对我们认识元代文学的“底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史传统与咏史组诗”以元人“重史”传统为前提,揭示了咏史组诗或是基于属于道德批判的“褒贬”,或是属于经验教训的“资治”的灵魂属性。《昭忠逸咏》摭拾宋元之际的忠义事迹,彰显着昭忠情怀。《史咏集》深于理学,意存劝戒,得美刺之旨。《啽呓集》或歌民族英雄,或陈遗民情怀,“直补全史所未备”,更传达出作者独特的史观。
“农耕文化与农事组诗”以元代农耕文化为视阈,介绍了农事组诗在记录农业发展历史、传播推广农业经验方面的积极任用。王恽的劝农组诗,重农劝耕,引导和规范了百姓思想与行为,有移风易俗的效果。赵孟頫“耕织图”组诗以“每月一诗”形式,指导耕织活动,体现着统治者的重农意愿及其悯农思想。王祯的农具组诗,形象地展示了农具的形制、操作和功效,以充满诗意的方式再现了元代农耕文化的方方面面。
“地方文化与八景组诗”以地方文化与园林景观文化为平台,阐释元代大量“八景”及八景诗出现的深层原因——各地乡绅文人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心理写照。元代反映自然山水、城市名胜、园林名胜和建筑名胜的八景组诗,有双重价值:一是将江南地区八景定格在湘江流域,形成了地理景观的秩序性和空间结构,其“序列方式”反映了精英式的文化感知方式对景观的大众体验的深刻影响;二是元代的八景已成为城市的重要标记,这是“八景”在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型。“八景”从地方精英的审美变成了一种“集体意识”,融入了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中,呈现着浓郁的故土情结,成为地方文化的标杆。
“民族融合与‘双语’组诗”以蒙汉民族融合为背景,揭示“西北子弟”在元代文坛上独领风骚。作为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既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其诗中“江南之恋”有着明显的汉族文化特征,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回族诗人马祖常毕生追求“崇汉尚儒”,其“河西情结”亦传达出深深的思乡之情。迺贤所受教育及参与的社会活动,都呈现着“本土化”特征,其上京纪行组诗却染上了浓厚的“原乡”色彩。元代“双语”诗创作正沿着少数民族诗“汉化”,汉族诗人的“蒙化”的双向通道前行。
“‘海宇混一’与奉使组诗”以元代的“大一统”为背景,以使臣的足迹所至而产生的纪行、奉使、奉祀等组诗为典型展开论述的。元人扈从上都,留下大量“上京纪行”组诗,拓展了元诗的北极;耶律楚材、耶律铸将诗笔延伸到了西亚地区,拓展了元诗的西极;陈刚安南纪行组诗与李京“纪行诸诗”记述了南方边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拓展了元诗的南极;贡师泰《海歌十首》记录了海上航行的见闻与感受,更是拓展了元诗的东极。这些奉使组诗,在再现奇特的异域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的时,也反映了元人浩大磅礴的盛世心态。
元代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组诗文体所具有的规模化、系统化叙事、抒情中找到了极为合适的载体。作者在论述中无不以翔实的文献为支撑,旁征博引,深挖细掘,既呈现出开阔的文化视野,又传递着探源溯流的历史意识。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言:“文化诗学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是因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显、心理状态等,才能具体地深入地了解这个作家为何成为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家,这部作品为何成为具有如此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作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才可以说是历史具体性和深刻性的。”(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当我们深入到元代历史文化语境去解读元代组诗时,才能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感受元代组诗的艺术魅力。虽然元代文化形态并非局限于上述类型,但本书至少可以起到见微知著、睹始知终的作用。
尤丹丹(凤凰出版社)
《元代组诗论稿: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李正春 著
定价:90元
凤凰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ISBN:978-7-5506-3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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