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林教授长期从事古代文史的整理与研究，尤其在六朝文学和历史研究上具有较深的造诣，发表过多篇具有重要价值的辨正和研究文章，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专著，如《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鲍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南齐书校议》（中华书局2010 年）、《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 年）等。其于江淹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版的《江淹年谱》详尽描述谱主江淹一生的出处、行迹，现又积数年考辨之功，成就《江文通集校注》一书，将江淹全部作品作以全面而深入的校勘笺释,显示出他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以及对史料的谙熟和融会贯通能力，将江淹研究推上又一个新高度。
江淹集的校注本以明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为最早，此本乃胡氏以明梅鼎祚刊本为基础，校以明汪士贤刻本，并参考了《文选》、《初学记》等类书及有关史书。注则收集《文选》等书中江淹作品之注解，并为前人未曾注过的篇章加了注释，对一些典故等作注时往往能追本溯源，并引证史书等以为旁证，对一些作品的写作背景亦能加以介绍，开创之功，实不可没。但此注本校勘颇嫌疏略，注释亦欠精审，一些注释不符合正文原意，引书亦多有讹误。
针对胡注本的不足，今人对江淹集有过两次整理，一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李长路、赵威点校的《江文通集汇注》，其重点在“校”，以明胡之骥注本为底本，汇集多种传世版本进行校勘，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可信的文本。一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其重点在“注”，打破了以前版本的限制，按写作年代先后顺序编订作品，解释字词、溯源典故、疏通文句。
丁福林、杨胜朋教授此次整理力图推出一全新的校注本，对江淹文集作全面的文本校勘、文学考辨和资料汇集。
本次校注整理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校勘精谨完备
采用今所见最早版本四部丛刊影宋本《江文通集》为底本，以元钞本，明张溥百三家集本、胡之骥注本，清梁宾本为校本，以明汪士贤本、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并以《文选》《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宋书》《南齐书》等多种文献资料对文本作全面细致的校勘。底本能不改的不改，两通及有新意者则出异文校，以校记形式将成果附于正文之后，以便研究者明辨文献信息。
笺释深入准确
对文本作章句训诂、考辨典实，并以笺注的形式附于校记之后。笺注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典故来源；二是文词校释。编排顺序为先考辨典故来源，后释词。若理解有难度，则简要疏通文句。在实际整理中典故、释词往往杂糅在一起，如《水上神女赋》“游宦荆吴”条释“荆吴”一词：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颜师古注：“文颖曰：‘即今吴也。高帝六年为荆国，十年更名吴。’师古曰：荆吴，同是一国也。”《校注》：“荆吴：即吴地。”
考辨典故来源的同时也解释了字词。其后则为今人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的观点，是为广采前人学说成果，择善而从，亦是本次笺注的特色。如有补充等则以按语的形式提出。
题解汇聚研究精华，推陈出新
本书各篇诗文，前有题解，重在说明主旨大意、题目渊源，解释题目中人名、地名、语词。其创作年代大略可考者，亦一一加以辨明。这是准确深入解读文本的重要基础。
《江文通集》传世已久，不少篇题在传世各本中颇有不同，如《倡妇自悲赋》，张本、梁本题作《娼妇自悲赋》，因此校勘篇题便是题解的第一步，若有异文则以校记形式列于题解开端。其后是释题，由于篇题中常涉及历史、地理、动植物、职官及人名等，如《石劫赋》中的石劫、《空青赋》中的空青、《吴中礼石佛》诗中的吴中、《赤亭渚》诗中的赤亭渚、《采石上菖蒲》诗中的石上菖蒲、《草木颂》十五首中多种草木名称，如不加以解释，恐有妨读者阅读文本。
如对《石劫赋》中“海人食石劫，一名紫虈，蚌蛤类也。春而发华，有足异者”的解读，向来存有疑问。一般认为南朝人食蚌蛤，本不足异，而江淹这里说石劫“春而发华”，有点像植物，恐是在福建时所见品种，根据传闻而来。而这里所谓“海人”，即指在福建沿海的人。这样便造成对于“春而发华，有足异者”的理解及与此赋推断于江淹谪为吴兴令时所作的地理环境不一致的疑惑。
丁福林教授经过深入考辨后，于题解处释曰：
曹先生既以为石劫为江淹于吴兴时所见，则“春而发华”云云，又可能谓之“出于传闻”？考石劫之为物，春日盛生，每潮来，壳中伸细脚攫取食物，攒簇如聚蕊，故古人误以之为花耳。……曹说以为赋序之“春而发华”，乃“当是出于传闻”者，非是。今由“春而发华”云云，当是春日石劫盛产之时，时人食之，江淹仍有感而作此赋也。石劫生浙东以南沿海，江淹生长于京口一带，未能见此，元徽二年秋谪居吴兴，次年春见之，奇而有感，并作为此赋也。是赋必元徽三年春所作也。
由名物的考辨而使文本终于得到正确的解读，也因此确定了此赋的具体写作时间。由此可见整理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考辨功力。
特别是篇题中涉及的人名、职官，因时代更迭或资料散失导致含义变迁，如不加考辨说明亦能误导读者。再后则对作品予于系年和本旨说明，这是今人研究江淹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吴丕绩、曹道衡、俞绍初等戮力耕耘，成果颇丰，本次整理但凡前人瑰宝，必录“题解”中，前人所说或有单薄之处，谨慎补充论证材料，以夯实结论；若已有结论略有瑕疵，必详密论证，佐以多处文献材料，务使结论无误；至于前贤遗漏之处，必以充足之材料作出审慎的解释。
另外，为了方便读者更为深入了解江淹的思想和创作状况及其作品的内涵，在每篇作品笺注后以“集说”的形式收录了从古至今各家对该作品的评论；书末附录中的“历代诸家评论”，则收罗历代著名评论家对江淹及其作品的总体评论。
综上可见，《江文通文集校注》的出版实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校勘精审、笺释深入的江淹集定本，将江淹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更深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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