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中国和美国六个院士殊荣的钱煦教授与大学生分享人生、科研心得 要主动学终身学，还要善于合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愿意把我的人生作为一个案例，拿来和大家探讨。
北京出生-上海成长-北京求学-迁往台北
“我觉得有机会就要去尝试。”——16岁进大学。
1931年，我出生在北京，两三周后，父亲钱思亮从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母亲带着我留在北京，哥哥在上海跟着任地方法院刑庭庭长的祖父钱鸿业。因为有牵挂家庭的动力，不到3年父亲就拿下博士学位，回国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全家搬至上海，我5到15岁在上海，从小学念到高二上，上海是我人生成长最重要的地方。我读的是现在的长乐路小学，家住在法租界的延安西路模范村。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占领法租界，后几年的生活非常辛苦。抗战胜利后，父亲随北大复校回北京，我在北京读高二下，因当时同等能力可报考大学，我觉得有机会就应尝试，就去考了。我很喜欢数学，觉得数字很有趣，但进数学系要考解析几何，那是高三的课，我就选了北大医预科。1947年，我跳高三，16岁成为北大学生。1948年我们全家去了台湾。
虽然命运充满偶然，但我敢说，无论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自己的快乐，争取让别人快乐，无论在哪里，我都会积极向前。
台大学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生理学
“喜欢的东西永远不要放弃！”——自学工程课程
我们到台北，父亲被聘为台大教务长，过两年做了校长。我进了台大医学院，分科时，同学都选择做临床医生，全班100人中唯我选了基础研究，我觉得了解疾病的机理可以拯救更多病人。其中，我对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生理学特别有兴趣。台大医学院的日子是很愉快的。尤其是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胡匡政，我们同岁，但因为我小学、中学各跳了一级，先上大学，比她早两年毕业。我非常喜欢她的活力、进取、高雅。毕业后，1954年，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生理系进修。两年后匡政赴纽约受医师训练。1957年4月7日我与匡政结缡，是我一生的关键，我们始终恩爱有加。同年6月我拿到博士学位，诚如古人所云，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后来，两个可爱的女儿美仪、美恩出生了。
我在哥大的博士论文是交感神经系统在失血时代偿作用的机理，这篇论文包含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生理学，把我喜爱的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后来我觉得血液的流变性在失血时也很重要，研究几年后鉴定了血液粘度的基本因素：血浆粘度、血球浓度、血球变形性和血球聚合。我一直喜欢数学，单只学生理学觉得不够，就选择了一些接近数学的工程课程；这证实如有兴趣可从零学起，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所以，喜爱的事情不应放弃，与人的关系也一样。
哥大：医学-工程-分子生物
“学科的交叉与科际之间的合作推动我不断朝前走。”
1967年，我在《科学》杂志同期发表了三篇关于血球粘弹性的文章。它们促成了我和Richard Skalak的合作。我们同在哥大任教，但此前未曾谋面；他读了这三篇文章后，说应合作。我跑到了几千里外，他正在做休假研究的瑞典见面。后来回到哥大就开始了可贵的30年合作和友谊，没有他我不会进入生物工程。对此，我深怀感激。我常说任何事没有人际的合作就不容易成功，做人和做科研同理。
我们研究红血球膜变形，用生物实验的方法来看毛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对血球变形的影响，跟工程理论模拟做对照。又从红血球的聚合研究看血球之间能量的平衡，也是用生物实验和工程理论交叉研究。
其后我进入到血管内皮细胞的研究，和纽约市立大学教授Sheldon Weinbaum合作也长达30年，我们研究大分子通过内皮细胞传递进入血管壁的机理，因而了解低密度血脂蛋白怎样进入血管壁堆积起来，演变成动脉硬化。
1980年初，我觉得应该进一步了解分子生物。我去上分子生物学课，但觉得没有基础不易懂，就拼命自学，学通后组织研讨会，由我主讲，并请工业界来做实际的研习班。我最满足的是，多年后不少人告诉我，他们是因为这样的研讨会才入行的。
在哥大期间，有一年半(1987年初到1988年中)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创办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现在它已经成为远东相当有地位的生物医学科学研究单位。
那段时间，我的女儿们成长，常会找我谈，我总是以此为优先，不管怎么忙都会和她们谈。她们现在为人母也这样做，这是关爱的传递。
加州大学圣校：建十校联盟自建生物大楼
“找准血流的方向和人生找对努力的方向一样重要。”
1989年，我转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我对哥大和纽约有很深的感情，临走，哥大赠送了我一把校椅以表惜别。哥大是一所好学校，但圣校正处于发展的好时机，当时在圣校的冯元祯先生刚要退休，他是公认的生物力学之父，现92岁仍健在。我去圣校后，做了群体研究计划和博士及博士后训练计划，得到Whitaker基金会资助加强教授阵容和研究设施，并建立工业界合作计划，1994年成立了生物工程系。后来从Whitaker得到了造新楼的奖金，加上几个基金会的捐助，得以建造生物工程大楼，去年全美评鉴，圣校生物医学工程居全国之冠。加州大学有十个校区，我促成建立联合生物工程研究院，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每年在不同的校区轮流办研讨会，已经轮了一圈，开始轮第二圈。这又显示人际关系合作及单位合作的重要。
到了圣校，研究主要关注血流的动力和血管的伸张力对内皮细胞分子讯息传递、基因调控及功能表达的影响。在主动脉，血流的线是直的，直流对动脉硬化有保护作用；在血管分支，血流打漩涡，这样的湍流对动脉硬化就有导发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血流的方向非常重要。其实做事也一样，有方向，我们的努力就会成功，没有方向，不大容易成功。所以，从人生可以领悟到学术，从学术可以领悟到人生。
打高尔夫的奇迹和篮球赛的启发
“轻松状态下能取得超常成绩，团队合作相互鼓励最重要。”
做研究出成果必定是团队同心协力的结果。因此，我很看重为研究团队服务。在《钱氏家训》里有“不宜仅对个体有利，更要对团队有助”的原则。我在生理学、生物工程、生物流变学等领域担任会长，为同仁们服务，极为愉快。2005年，我主持国际生理学会联盟在圣校的大会，那时，就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代表。
运动有助于对人生的了解。我有一位朋友加入了一个高尔夫球会，但因无人陪他，从来未上过场。我自告奋勇带他去打。我说打高尔夫球的要点是放松，示范时我真的放松了，第一洞是四杆标准，我居然只用了两杆就打进洞了，得到极难得的“鹰”奖。此后，我刻意想再创辉煌，结果反而不如平常。由此可见，人要放松，不要刻意追求很多，如果有潜力，放松发挥，一定会成功。
在台大医学院时，我参加篮球队。与校中其他学院比赛，十次中有七次失败。我从失败中学到很多：团队如何合作，如何面对失败，不要相互抱怨，而要相互鼓励。这些经验都用在后来的学会工作中。
人生有很多分叉点，我们应该有方向。可是，有时需要变更方向。无论怎样的方向，我们都应该尽力去做，追求自己可达到的最好程度，希望能对社会人类有些贡献，这其中的名利是无法也不应刻意去求。我有幸得到很多荣誉，其中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工程师学院的“创始者”奖，因为我并没有工程学位，而得到了这个给全美国最佳工程师的奖；这也表示主动学习，继续学习的重要。去年，奥巴马总统颁给我“国家最高科技奖章”，是我未料到的最高荣誉，那天，我们全家，两对女儿、女婿和六个外孙女在白宫合影留念，是一个珍贵的时刻。
科学与人生的七颗“心”
“心在凡事能成功，心不在凡事都不能成功。”
最后我要强调人生和科研中的“七颗心”(用英语表示可称为7C)。热爱Compassion、投入Commitment、了解Comprehensive、创造Creativity、合作Cooperation、沟通Communication和完成Consummation。
1，热爱，我们要爱工作，以喜爱甚至娱乐之心去做，要爱我们的家，爱人群，爱社会，爱是从心发出的。
2，要投入，全力以赴献身科学、研究、教育、服务，要追求卓越，在能力之内达到最好境界。
3，要平衡优先的顺序。要了解自己，然后有效运用时间，每人一天只有24小时，但运用效率可大幅提高。我们要随时随地学、终身学、主动学；大学里不只是学习课程，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继续终身学习。如胡适所说，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
4，研究最要紧的是创新，怎么去做？如学得广，可将其他领域中的最新发展融入自己的研究中，实践时要用最直接，最有决定性的方法，才能让人信服。
5，人不能成为孤岛，所以要有合作。付出60%，只希望收回40%。不希望任何收获是最快乐的。要大我与小我共重，团队与个人并尊。
6.沟通很重要，写和说都是关键，英文和中文中同样重要，需不停地求进步。
7.最后一点是要完成，行百里者半九十，结束、完成最不易也最重要。以足球为例，不管传球多漂亮，没有踢进还是零。
这七颗“心”就是全心热爱、决心投入、用心了解、精心创新、同心合作、推心沟通、尽心完成。每一条都由心而生。科学与人生，万事存乎一心。心在，凡事都能成功。
送未成年孩子出国留学需谨慎考量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教师：对于初中生出国留学，两位院士有何看法？
钱旭红：家长把未成年孩子送出国要非常谨慎。因为中西方文化有很大区别，孩子易于接受别人的文化，而家长可能不易接受。出国突然改变了孩子的生活轨迹，家长将无法预测他的改变。如果孩子基本成人了再出国，就更有能力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钱煦：初中是孩子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时出国并不合适。要求十多岁的孩子去应付两种文化间的转变，很困难，很不公平。虽然有些孩子能做到，大部分孩子不能适应。就是那些能够做到的孩子，如果留在中国也可能发展得更好。
团队领导人应付出更多但不抢功绩
华东理工大学教师：一个成功的团队最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团队领导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或能力？
钱煦：对团队领导人而言，学识要达到一定高度，并且要懂得“人和”的重要性。领导人要尊重团队的每个人，赢得他们的信任。同时要负起领导的责任，善用每个人的长处，不要有看低别人的态度，这样的团队才能够融合起来。
钱旭红：万物相关联，现在不少学科研究都在交叉。一个人不可能懂所有的学科，团队合作就是需要不同学科间的合作和互补。团队领导人要以平等的、欣赏的心态看待他人，因为别人具有你所不具有的学科知识和能力。
钱煦：带头人一定要愿意付出很多，但不抢功绩，和大家都分享成果。这样的带头人就会成功。
钱旭红：虽然这样的带头人每次分享到的成果较少，但别人愿意和你合作，因此合作次数和成果会不停累加——就整体和长远而言获得是最多的，所以会取得最大成功。
积极培养学生“以校为荣”的思想
文汇讲堂听众：钱老如何看待“今天我以学校为荣，将来学校以我为荣”这句话？
钱煦：求学的时候以校为荣，毕业后创造新的事业，让学校以这个校友为荣。这是非常好的。首先，学校应该启发培养学生“以校为荣”的思想。学校要有完善师资、设备、课程等，由此达到很好的教学目的。在校教育时要培养学生使他毕业后能够成才，使他成功后不会忘记母校，对母校作有形无形的回馈，使母校以他为荣。这是双方的。
引导学生将兴趣和职业有机融合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学院辅导员：有些学生一进大学就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有些学生一直很迷茫，甚至处在退学的边缘。我很困惑，该如何辅导这些学生？
钱旭红：这些学生可能在报考大学时没有处理好个人兴趣和职业的关系。我把学生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只有兴趣没有职业。第二种是只有职业没有兴趣。第三种是既有职业也有兴趣，但是两者不重合。这类学生既有职业方面的准备，又有兴趣的保留，毕业后大部分比较成功。最后一种是职业和兴趣相互融合，这样的学生就会出现天才。
因此，如果能引导学生把兴趣变成职业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至少应处理好个人兴趣及职业愿景的关系。钱煦：职业和兴趣能一致最好，不然只是为了糊口会很辛苦。关键是怎样引导学生把兴趣跟职业尽量地汇合，不能汇合的话，稍微转移一点，让兴趣能够配合今后的职业。此外，不要让学生觉得学习是苦恼的事。让他对将来有比较明确的看法，这很重要，也很困难，但总能找出一条路。
钱旭红：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可能是教师的问题，比如上课时讲科学，不讲科学中的人文；讲人文，不讲人文中的科学，很枯燥。另外，学生要学到每一门学科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升华的东西。这里不仅有科学现象以及科学规律，也可能延伸出哲学思考。比如鲁迅弃医从文，但学医生涯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多独特的影响。
助你成功的心态：乐观地往前看
华东理工大学研一学生：钱煦院士的整个人生都是很成功的，那您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钱煦：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永远往前看。虽然有些事情会觉得遗憾，比如我喜欢数学却没有学数学，但我从来不去想如果学数学的话会怎么样。我常跟女儿说，为什么眼睛长在前面不长在后头，就是要我们往前看，过去就过去了，拿得起放得下。我是很乐观很快活的人，做什么事都很高兴。做研究，失败是常有的事，如果碰到了挫折和失败就分析原因，从失败中得到进取。
注重培养理工科学生的文学修养
同济大学教授：对于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来讲，文学有无必要成为必修课？文学对一个人的成才会有什么作用呢？
钱旭红：文学非常重要，学理工科虽然无须把文学作为必修课，但应在课外多接触文学。有两个原因，第一，科学中的很多论证离不开“逻辑”。第二，科学创造的想象力主要来源于文学。影片《阿凡达》令人惊叹电影制作团队有这么好的想象力，可《西游记》中孙悟空72变想象力更精彩丰富。科技进步离不开想象力。可惜我们的理工科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非常少，缺乏想象能力。当然，文学不能强加于学生，而是要引导学生主动地接受。
支配时间秘诀：既专心又分心
微博网友：您怎么规划时间？钱煦：我一直在学如何支配时间。大致安排好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但还要有机动性。要学会怎么样把几件事同时放在脑子里，能够不断地做好每件事。但做一件事时不让另外事切入你的脑子。既要专心，又能分心，这是不矛盾的，该分的时候分，该专的时候专。
主持人：这样的功夫是什么时候练就的呢？
钱煦：这是渐渐学的。首先我对时间看得很重。其次，我会分清什么事自己做，什么事请别人做。怎么最有效就怎么做。此外要学习快速阅读，快速了解判断、决定和执行。
传授知识的目的是传授精神和思维
微博网友：作为校长，您希望华东理工大学的本科教育办成什么样？
钱旭红：培养优秀本科生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传授知识，以及明确知识传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强调知识传授，我不完全赞成。首先，知识只是一个载体，重要的是传授精神和思维。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常常只学到一种思维方式，这样就不可能创新。
其次，如果学了很多科学知识但不会质疑，你就失败了；如果学了很多人文知识，但是没有人文精神，也是失败的。因为人文知识不等于人文精神，科学知识不等于科学精神。
最后，知识如何变成能力？一方面知识要结构化、优化，要通过实践来验证知识。处理好以上这些关系，才能培养优秀的本科生。
本版据4月5日第52期文汇讲堂现场演讲速记整理而成。相关信息请登录“文汇网-文汇讲堂频道”http://whjt.whb.cn本版摄影叶辰亮
嘉宾对话
“富几代”并不重要，“学几代”才是我们追求、社会需求的
钱旭红：听了您的演讲非常有感触，有两点对年轻人最有启发，一是如何学会学习，二是如何学会创造。由此我想到，具体的科学研究和个人发展之间有着相通的价值观，比如您讲到血流的直线和弯线，弯线处往往也是人生的分叉点、改变方向之时。
一个人的培养来自教育——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更离不开家庭教育。您如何看待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钱煦：我从家庭教育中受益极多。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爸爸，您是完人》。父亲很少对我们说教，但是，我们做人做事都以他为榜样。相对于父亲的寡言身教，母亲则十分热忱外向。对于我蒙受的家教，我非常感恩。一个人能做多少事，一方面来自先天父母基因的遗传，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益于父母后天的言传身教。
钱旭红：从人才培养角度而言，前辈从事音乐研究，后代耳濡目染更容易入门；但也可能有逆反心理而拒绝音乐道路。现在常把社会阶层的流动不畅归咎为负面的家庭教育，比如“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您怎么看这些影响？
钱煦：我父亲是学化学的，我们儿辈都没有继承。我学医，我大女儿也没有学医。拿我们杭州钱氏而言，我是第36世后人，“富几代”不重要，可是“学几代”从不同途径对国家、社会、人类有所贡献，这是最重要的。
再经过两代人努力，华人在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步接近犹太人
钱旭红：华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升高，但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犹太人，他们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学术等方面，这也得益于犹太人的家庭教育。您觉得，华人与犹太人的家庭教育有何区别？钱煦：您说得很对。犹太人移入美国已经有很多代了，中国人只有两三代。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在科技、工程领域做事，比较容易立足。但从政治、经济方面进入到主流的很少。可是我们的下一代，语言和生活习惯都已美化了，与当地的民族已融成一片。他们有自由选择，只要喜欢的话就可以选择从政治、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等不同途径进入主流。我想，再过两代，中国人就可以和犹太人分庭抗礼，共享影响力。犹太人和中国人的相同之处是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
钱旭红：我认为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氛围教育。任何父母都是不完美的，因此也不能要求孩子一定完美，如果孩子根据个人志趣成为他自己，教育就成功了。
钱煦：我内人最反对把自家小孩和别家小孩比较，她会及时阻止别的父母这样做。人均有长短，应尽量表扬孩子优秀的方面让他有信心。
大学重要的功能是教会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要从基础做起
钱旭红：学生通常希望通过大学学习能找到好工作，这是大学的授业功能，大学另外功能是通过知识传授达到思维的训练，培养更完美的人。您如何看待大学的功能？
钱煦：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让年轻人在思维和行为方面成长、成熟，不仅教课程里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具备学习的潜能。不要只将学生的就业作为终极目标。职业和事业不一定相同，如果从基础训练做起，使两者相同最理想。
钱旭红：您怎么看待社会和大学的关系？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是引领社会，还是被社会引领？比如校园里很多学生跳街舞，如果街舞是大学生发明的，全社会跟随，学生就为社会做了贡献；如果是失业青年发明，却影响了整个校园，那学生在引领文明和创造新的行为方式方面就不如社会。您认为呢？
钱煦：大学生进入社会后要适合整个潮流，一方面要跟大家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要体现领导的作用，让社会进步。判断力很重要，就像街舞，是否应该提倡呢？大学要让大家有自己决定的能力。学校可以引导学生怎么样做，但最终还是要学生个人能够判断。既要教导，又不能干涉太多，这两者之间的权衡是很微妙的，孩子没有完全成熟前，家里靠家长，学校里靠老师来及时引导。如何和学生有效沟通很重要，一旦学生理解了父母、老师是为他们好，沟通得出的办法就容易实践。
大爱训练应该从小就开始，理工科学生需要一定人文修养
钱旭红：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过去以传经为主的欧美大学，还是古代中国教授做人的太学书园，目前都发展到了现代大学，通过知识传授赋予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爱，爱社会、爱自然、爱他人，简单说就是“大爱”。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批判精神，对任何事情首先就是质疑。您怎么看这两点？
钱煦：这两点非常重要，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有了“大爱”，我们才有机会成长。反之，国家和社会也要靠我们每个人，互相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培养大爱，从小就要训练教育。家庭、学校都要努力去做。学文科和做科研的人都是一样的。至于理工科跟人文的关系，做科学的人懂些文学，学会写和说非常重要；做医生的人一定要了解人文社会的关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也必须了解科技的原理。
质疑是很重要的，科学要依据客观的理论，用实证来判断，以此追求真理。质疑时的态度需对事不对人。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奇妙，我常身在其中而不察觉
钱旭红：您用工程学的方法理解血液的循环，属于医学的范畴，也是现代科学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比如从道家、《易经》研究出了中医的整体疗法。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有哪些相似或者不同，对科研有何促进？
钱煦：中国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常身在其中而不察觉。
太阳系中，地球和其他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另一个极端就是碳原子内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移，尽管两者大小差别是10的22次方，可是它们的原理是相似的。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放之则弥六合，退之则卷藏于秘”，放开的话能包含整个宇宙，退回来时看都看不到。这代表天地中无论巨大和渺小都包含的真理。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夏至一阴生，天时渐短；冬至一阳生，日晷初长”。夏至是日子最长的时候，但从那天起日子就开始越来越短。冬至则相反。这两句话包含很多哲理。我们看任何事情，不能只看现在，而应回顾过去，展望将来。这两句话和“道可道，非常道”一样包含数学（微积分）原理。先贤的这些想法对后人的影响是又早又深远。
信仰不完全是宗教，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合情合理地怀疑
钱旭红：科学的要素之一就是重证据、重理性，而宗教信仰的第一条是不可怀疑。如何看待一个有信仰的科学家，如何看待科学对信仰的批判，以及这两者的关系？
钱煦：宗教是信仰，但是信仰不完全是宗教。有了信仰，就有一种力量来使我们向正确方向去做，所以有信仰是好的，可是不能迷信。从事科学研究，就不能遵从“不可怀疑”，要合情合理地去怀疑。
钱旭红：信仰就像一个心理医生，使心灵得到安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说，如果人们讲的上帝是大自然固有的规律，我相信这个上帝，如果人们所讲的上帝是人格化了，多讲几句好话就跑到你面前，这种上帝我是绝对不相信的。
钱煦：是的。我相信整个世界有一定的原则，这就是我的信仰。
4月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钱煦做客第52期文汇讲堂，主讲《科学与人生的七颗“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受邀出任对话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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