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孔令君 实习生 覃靖雯
又是一年招工季，一群群年轻人回到城市，回到流水线上。不少人对此习以为常，认为打工赚钱，无非如此。
但实际上，这群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比父辈、比城市中同龄人更加迷茫——未来在哪，梦想在哪，回去还是留下？很少有人留意，他们中的大多数，下班后无所事事，男的打牌，女的看电视。城市里的图书馆、剧院、音乐厅、培训学校，他们从不曾踏进去过；电视节目里有各类活动，关心学生，关心老人和儿童，却很少有人关心过这群年轻人，似乎他们不需要任何关心一样。
事实上，这群年轻人，是中国进一步城镇化的关键。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徐文财的想法是，不能让“80后”、“90后”新一代农民工“融不进城、回不了乡”，首先要做的，是理解工友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梦想。
局外人似乎从未意识到，关于婚恋、看病、创业、维权，工友们有多么希望，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梦；而并非仅仅是偶尔在厂区出现的“慰问演出”，在重大节假日，或是极端天气才有的一批“可有可无”的慰问品；更不希望被贴上一个个标签：“农二代”、“新城市人”。
徐文财的实践就在杭州格畈村。
杭州城外，九堡镇格畈村，和全国大多数的城中村一样，过完了元宵，便一天天热闹起来。
附近数十家服装厂开工了，工厂门口，还摆着一整排的招工广告，花花绿绿的海报：车工、成衣工、销售、财务……工厂对面，便是整排的小饭店，擅长炒重油重盐的菜，天气微冷，却在露天路旁摆满了桌椅，等工人们下班，这里便热腾腾的，坐满吃饭的人群。
工人们从老家回来，带着妻儿，或者，带着刚出来“见世面”的弟弟妹妹，在各个工厂门前比较了一下工资，便加入了流水线。
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疲惫，乏味。
而徐文财也开始忙碌起来，他早已不在服装厂上班，他所做的，是改变工友们的生活状态。
每天早上6点半，他都站在格畈村的路口，手中拿着一个哨子……
一
哨子是用来吹口令的。
从几年前开始，徐文财便组织工友们晨跑，每日6点半，从格畈村北苑的路口，往北穿过高速公路的地道，再绕一个约2公里的圈子，终点是社区的活动中心，风雨无阻，几乎从不间断。
附近的居民，已经见惯了这支队伍，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喊着整齐的号子，跑过社区和乡村；而这样的场景，在全国大多数的城中村和工业区，实在是稀奇。
跑完步后，工友们列队，向右看齐，报数。新加入的晨跑队员，会被邀请上前自我介绍，并分享自己参加晨跑的感受。
之后，男人们凑在一起打篮球，女人们便跳绳、打羽毛球。到7点多的光景，他们才解散，回去洗漱，赶去上班。在格畈村租住的，除了服装厂工人，还有出租车司机、淘宝销售、空调装卸工，以及在附近林立的工厂、各类流水线上谋生活的人。
徐文财也承认，坚持晨跑确实会影响工友的工作。
但他坚持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磨练意志，充实生活，督促大家早睡。
这是年轻的打工者们需要的。
二
格畈村住了约2万人，据统计，外来务工者，至少一万五千人以上。
村民住进了统一建造装修的楼房，一楼有庭院，二楼居家，三楼四楼被隔成十来个独立的小房间，供出租，每间月租金500元。原先的村子，已经成了规模庞大的社区，有网球场、篮球场，整齐的巷道里，布满小饭店、棋牌室、药店、洗头房。和全中国大多数的城中村和工业园区一样，租住这里的，满是年轻人。
徐文财曾经也是其中一员，初中毕业，从江西上饶农村到杭州，进服装厂一干便是十多年。从学徒工、车工，一直熬到技术成熟的整件工、工头、车间主任。
他深知这群年轻人如今的生活——普通的服装厂流水线车工，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每个月，都会有一次通宵赶工。赶工的时候，工人整日整夜地不出车间大门，饭是大排档做的炒饭，夜宵是一桶方便面，实在困了就在机器边睡一会儿。在其他的流水线上，也大多如此，即便手脚不停，每月最多不过两三千元工资，存不下钱来。
徐文财喜欢听广播、看报纸，每次接触到“农民工”的字眼，都会心中一紧，又惊又喜地仔细读。
他的笔记本上，记下过很多感悟和故事：2005年，30岁的四川女工何春梅，在广东一家工厂连续加班4天，除去吃饭，工作时间为69.5小时，最终猝死；2008年，总理为农民工讨薪；2010年，富士康工厂发生“十连跳”……
他深知每个新闻故事背后，农民工的艰辛。但每则新闻的结束，都是“增加关怀”，“等待更多政策和行之有效的办法”。
徐文财一次次失望，他觉得，不能再等了。否则，跳楼和猝死的悲剧，会一次次上演。
2006年，徐文财30岁生日的时候，辞掉了服装厂的工作，准备改变些什么。
做些什么呢？能改变些什么呢？徐文财也没想清楚，但他直觉，要从“精神文化”做起。一名服装厂工人，竟想要用“精神文化”影响周围的工人，徐文财如今自嘲时也说：“大家会觉得很搞笑。出来打工，不就是为了赚个钱，还谈什么精神文明。”
但徐文财开始做了，他去九堡镇上的培训学校，从零开始学了电脑，开始制作、维护“草根之家”网站。钱不够的时候，就去厂里打些零工，他至今记得，他就租住在工厂车间的楼上，常常是做几件衣服，就跑上楼摆弄一会儿电脑。
他的老板很感动，但提醒说，要改变打工者的现状，“至少得50年”。
三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7年，徐文财和志同道合者们，确实改变了一些人。
“草根之家”网站在农民工群体中反响热烈；他们一起出钱，租下格畈村一个门面，开办了“草根之家”实体活动中心；他们组织举办了“草根文化艺术节”，和“草根春晚”；前几年，格畈社区工会成立了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为徐文财和同事们免费提供两层楼的活动场地……
但要切实关心农民工，并不容易。
最初的时候，“草根之家”网站提出要“找回星期天”，以他曾经担任车间主任的经验，呼吁服装厂提高劳动效率，压缩工作时间。但实际上，至今也没有老板，愿意接受徐文财的管理方案，似乎没人相信农民工提出的管理方法。
之后，网站推出“优秀用工企业推荐榜”和“黑心工厂榜”；他试图进企业调查的请求，几乎被九堡附近所有的工厂一口回绝；他还尝试拍摄一部纪实短片《一个农民工的一天》，至今未果，因为没有企业愿意让他进厂拍摄。
还有更尴尬的。
几年前，徐文财和同行们自导自演了“草根文化艺术节”，还操办过一次“草根春晚”，吸引了企业家的支持，为他们在市区提供了一个会议室，以及活动经费。但是，那附近都是白领，少有农民工，工作开展不了。徐文财和赞助者商量，能不能让我们另外租个场地，比如格畈村。
企业家不愿意，生怕会“出事”。那时候，格畈村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城中村一样，在“城里人”眼中，依旧是个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外来务工者过多，令人恐慌。
四
最靠谱的，是“自助互助”。
如今的格畈村，一些工人下班之后，甚至来不及回家换身衣服，就跑到徐文财的志愿者服务站来。
周三至周日，每天晚上，徐文财和工友便组织大家唱卡拉OK，一台电脑、一个投影仪、两台音响、一个话筒，便是一项很欢乐的活动。
有工友还穿着灰蓝色的工装，或是建筑工地上的迷彩服，被歌声吸引到门前，歌曲大多怀旧，《北国之春》、《梦驼铃》、《朋友》……工友们先是找凳子坐下，听几首歌之后，便怂恿同伴上台，或嘶吼一嗓子，或自学成才的美声唱法。每个人唱完，主持人就拉着要求“自我介绍”，有女孩害羞不肯，多唱几首，多来几次，便都熟悉了。
几乎每个星期，这里都会有计算机培训课，要求报名、填表格，不用钱，但要求不能缺课。电脑都是各方捐赠的，各种品牌型号的都有，老师是附近的居民，或者是请来的大学生，两个月一期培训班，学习打字和一些基础软件的应用，白天工友也可以随时过来练习。
无论是卡拉OK，或是电脑培训班，夜夜都人满为患。这里成了格畈村最热闹的地方，服务站的门前网球场，不少人随着音乐跳健身操，有本地村民，也有外来打工者；篮球场一到夜晚，便都是打球的人，恍惚间似乎身处大学校园。
最初有些“搞笑”的“精神文化建设”，竟然成功了。
已经有十多位工友，成为热心的志愿者，和徐文财一起，尝试了几乎所有能想到的点子——办一本杂志《草根》，组织文学社；建立舞蹈队；邀请热心律师，交流维权的经验和经历；开办“工人访谈”，每期邀请一位工友讲述自己的故事，拍成视频传上网络……
农民工志愿者们组织女工友宣传 “反对家庭暴力”和“计划生育”；他们还定期播放电影，大多数是励志片，引人奋发；每隔几个月，工友们就排练节目，去杭州的其他厂区搞“晚会”，而表演的简易舞台，是工友们自己焊接的。
五
所有的活动，都看起来有些“山寨”，但参与的工友们，都很认真。
若不设身处地，很难体会到，那些细微而令人高兴的改变。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小章曾评价说，到“草根之家”的人多了，去洗头房的人就少了；到“草根之家”的人多了，去喝酒闹事的人就少了；到“草根之家”的人多了，去打牌赌博的人就少了……
一家服装厂的学徒周天宇，曾给《草根》杂志投稿，讲述自己的改变——
服装厂有一个特点，就是忙时天天加班，没生意的时候天天玩。对于老板来说，旺季他已经赚到了钱，他最大的担心，是没活干的工人会跳槽。一般外出找新厂子的，都是男工，女工就是跟着男人走。要稳住工人，首先要稳住男工。
于是，不少服装厂，会组织爱打牌的工友一起打牌。于是，“斗地主”、“诈金花”盛行，闲暇时就通宵打牌，输赢好几百，甚至上千，“比加班都累”。
周天宇买了一堆管理学的书，暗自想不能像工友们一样荒废时光。但偶然的机会，他上了牌桌，一个下午赢了100多元钱，“顶我两天的工资”。于是渐渐地，周天宇和牌友和赌桌密不可分了，在过年前浑浑噩噩地输了一整年攒下的钱。
沉迷牌桌和赌博，在年轻男工友中普遍存在。记者在格畈村的采访中，便遇上过好几位。有位工友金建国，还曾经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老虎机”店，上赌桌都是“大输大赢”……
可喜的是，他们接触到“草根之家”和志愿者服务站之后，都变了。
周天宇每天下班，都把《草根》一遍遍地重看，“再不感到孤单，再不觉得无聊，我又重新拿起来书本……”
而金建国，已经成了工友组织的资深志愿者，每日坚持晨跑，近日还去了苏州参加培训，计划全职投身公益组织。
20岁出头的农民工昝绿喜，来格畈村之后，硬是把烟给戒了。他说：“原来抽烟是因为下班后无聊，现在能天天和工友们聚在一起搞活动，不需要香烟陪伴了。”
六
有意无意间，工友们彼此帮助，救了不少人的急。
27岁的安徽籍外来务工者杨德彪，2009年9月被确诊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因病家中一贫如洗，工友们积极与黄龙体育中心联系，举行爱心足球赛和义卖活动，为杨德彪捐款。
同年，另一位工友黄根邻患上尿毒症，急需换肾，治疗费用起码要11万元，23岁的他根本负担不起。徐文财召集了一群工友，在杭州市区的商场门口，顶着寒风，轮流高唱《爱的奉献》，从早唱到晚，个个嘶哑着嗓子，却从没间断；另有些工友到大街上去义卖报纸，最贵的一份卖了200元。最后成功募集了手术费，还余下三四万元供黄根邻的后续治疗。
王小章在格畈村进行过调研，在他看来，“草根之家”和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已经扭转了此前各地农民工“老乡会”中的“帮会意识”，更接近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团。
但帮助一个人容易，改变一群人难。
前些年，工友们讨论中提出，应该成立“草根之家”创业互助基金，帮助有创业方案、但缺乏资金的工友渡过难关。他们还讨论与老板协商，成立“和谐工厂”，要求每天工作时间不要超过12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工厂伙食营养均衡；工资保底；工资于每月10日之前及时发放等。
甚至，徐文财和志愿者们还拟定过一个“草根示范乡村”方案，准备选择一个最贫穷的乡村，不注入任何资金，不接受任何资助，全心组织开发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
这些“大计划”，大多难以推行，或者，尚不成熟。
就在一次次讨论中，工友们发现，他们自己，都不大清楚“想要什么”。
七
于是，最新的“大动作”就围绕“梦想”开始了。
若不是细细思考，王菊霞，一名“90后”女孩，几乎没有朋友的服装工人，绝不敢提出：“我想当一名幼儿教师。”
来自河南信阳县城的女孩小倩，从来也没有想象过，自己会写下数千文字，描述自己的梦——学习化妆，化出最美的新娘！
在服装厂干了十年的李兵，被问及梦想，毫不犹豫地回答：发财呀！买好车，买好房，让家人一起享福！
梦想怎么实现呢？李兵的第一反应有点懵，心中绕了千百转：创业？做生意？又没钱，又没靠山，又没运气，要实现梦想难啊！
徐文财的想法是，不能让“80后”、“90后”新一代农民工“融不进城、回不了乡”，首先要做的，是理解工友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梦想。
他组织了一群年轻工友做“调研”，发现工友们的需求和梦想，千千万万——有女工发愁找不到“靠谱”的男朋友；有男工不愿意回家结婚，想找个城市姑娘；还有年轻的父亲，发现城中村里竟然没有一所幼儿园；还有工友，正为去过一次“洗头房”忐忑不安，他需要的，是一次正规的生理健康教育……
局外人似乎从未意识到，关于婚恋、看病、创业、维权，工友们有多么希望，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梦；而并非仅仅是偶尔在厂区出现的“慰问演出”，在重大节假日、或是极端天气才有的一批“可有可无”的慰问品；更不希望被贴上一个个标签：“农二代”、“新城市人”。
工友们正在做的，是“万人寻梦计划”——征集10000名农民工的梦想，感染他人，彼此共勉。
为这10000个梦想，工友们和工会联系，开通了微博平台“来泊湾”，并在杭州各大工业区设置“寻梦信箱”，还计划制作巨幅梦想板“草根梦 中国梦”，让工友们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梦想。
另外，在格畈村居住的工友中，以“80后”、“90后”为主，组成志愿者队伍“梦之队”，寻找格畈村的工友访谈、征集文章，搜集100个梦想，编成梦想文集，印刷发行。
他们还要当一回记者，采集10个梦想，拍成视频，上传网络。
已经有几个视频成形了，工友举着话筒，举着摄像机跟拍一位包装工人徐斌，还配上了背景音乐和旁白。
白天，徐斌在茶叶厂负责装箱打包，晚上，便在格畈村的大路口摆摊修鞋，一夜修鞋的收入，好的时候，有100多元。他的梦想，是能租下一个店面，“摆摊面子上过不去”。
他主 动递给记者名片——粉 红色，制作精美，写着“快乐 e足工艺坊”。
俨然一位小老板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