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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明治理经验:以文化为先导,塑造新的天命观

前言:

商朝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商纣王的荒淫无道、宠信妲己,更大的可能是商朝对东面和南面的夷族战事频繁,使得西面的周人乘虚而入,在突袭中一举灭商。

西周文明,五伦八德

周灭商之后,面临着两个治理难题:一是在灭商的合法性上,怎样为自己辩护?二是如何以一个西部小邦的规模治理商留下的庞大国土?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朝统治者在商周之变之际,认真总结了夏商两代的文明治理经验,突出以文化为先导,总结出了一种以礼仪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低成本治理方案,对此后的中华文明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机理通过周公的总结、孔子的阐发,以儒家学说的面貌基本形成。

这里主要概述一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对文明的突出贡献。第一,塑造新的天命观,将政权的合法性从天神处移置至民生处。夏商两代的巫术氛围还是很浓重的,其统治者将治理的合法性归结到天命上。所以,周必须论证自己伐商是天命所归。周人崛起源于后稷,这个部族以农业见长,十分重视农事和民生安定,所以其德行就自然落实到农事兴旺、百姓安定上。

周公等由此将很难验证的天命落实到民生上,以民心为鉴以窥天命。“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这一转折进一步让中国文明脱离了宗教和神学的轨道,将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落实到了民生和民心之上,以文明的创造成效来决定治理的合法性,这是世界文明史上又一次大的跃进,民本思想从此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畏天命就是畏民心,敬天命就是重民生。这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

第二,施行封建制度,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拓展速度。周朝的“封建”一词,不是当代人理解的保守固化,其原意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这种分封制以与周王的亲疏关系为标准,将周王的亲戚分封到各地进行治理。过去的夏商也有分封制,但范围很小,到了西周,分封制基本覆盖了中原文化区。

而且分封制唤起了地方诸侯拓展文明的积极性,他们无不竭尽全力追求自己封地内的财富和人口增长,这就极大点燃了地方政权的积极主动性,华夏文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勃发,诸侯竞争由此激发开来。周朝的分封制将先进的治理经验和文化科技以迅疾的速度在全国各地推广,一个封国或者一个城邑,都成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中国文明的大范围整体崛起由此开始。

第三,确立社会伦理制度,为家国同构的文明社会奠定基本关系。周公创建的宗法伦理制度总称为周礼。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包括人的身份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伦理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区别身份。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周礼将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确立为“五伦”——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包括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将人的伦理道德归为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周礼以血缘为基础划分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将每个人都很直接地划归为某种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这种区分标准具有普适性,从而使文明社会的构建很直观,很容易学习。

通过家庭关系延展,就可以实现家国同构,个人与国家以这种最直观的方式实现了伦理认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伦理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既保留了家庭在文明细胞中的基本价值,又让每个人很容易融入文明关系当中,为文明的推广复制提供了基本指导。只要家庭的重要性存在,来自西周的中国文明就永远有重大的价值。

西周制度,天下体系

王国维对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与文明制度建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

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这些“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动;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

而周朝新建的这一套制度体系,最大的创制莫过于打造出了一个“天下体系”。对此,赵汀阳有过这样的阐述:周朝天下体系的核心创意是把家化成世界同时把世界化成家的双向原则。这两个方向都设定了家与天下的同构性,但不同方向含有不同的意义:以天下为出发点,就意味着“天下—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家为出发点,则意味着“家—国—天下”的伦理秩序。

以周礼为代表的这一天下体系,一方面以家庭概念去定义世界是四海一家的性质,人类本来就应该亲如一家,彼此依赖,彼此扶植,这就确定了天下的内部性,狭隘的部族、种族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与天下的整体利益相比,都具有局部性,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冲突时,局部应当服从于整体。

另一方面,这一体系又以公正无私的概念去定义天下的共享性质和共有性质,确定了天下的普遍性,即天无偏私,想要代表天下利益就必须做到无偏无党,正直无私,不能偏私于某一局部或者某一喜好人群。周礼包含的“天下体系”由此达到了“天下无外”,“使天下概念与家庭概念达到重合,使内部性与普遍性达到一致”。

周朝创建的天下体系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具有极大的独特性。文扬等学者认为,包括古印度文明在内的非中国文明,其政治体系均起源于城邦政治与游居文明,这种游居文明和城邦政治产生的只能是本位主义的政治体系,即本部利益优先,而不可能产生像周朝这样的包容天下所有部族和地方利益的普遍性政治体系。

学者文扬在《天下中华》《文明的逻辑》等著作中,多次指出,“无论是生物基因还是文化基因,中华文明中这种处处可见的大规模、持续的定居农耕文明标记,在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而一旦通过同样重构方式描绘出欧亚早期文明的总图景,人们还会惊讶地发现,其与中华文明相比较甚至完全相反”。

由于中国文明在文明运动的起点上,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定居型农耕文明,适应这一社会形态的文明样式也必须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能够保障广大区域内海量人口稳定持续进行农耕生产的组织方式,这样的组织方式必须是确保相互依存、彼此协作、反对侵略并且能够协同进行建设的新的社会动员体系。

幸运的是,周朝的开创者们为了适应以中原为代表的广大农耕区需要,创制出了一套治理成本低、治理效率高且最大限度能够维护和平的制度体系,这就是“天下体系”。从此,天下体系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天下体系需要强有力的国家体系为载体进行运转,这就是周朝之后,中国的国家形态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制转型的逻辑起点。

此外,为了实现天下体系,周朝统治者非常重视伦理,文教优先,政教分隔,民生为重。这些都是周朝文明建设带给后世的最重要的宝贵经验,而且历经近3000年之演变,这些重要经验仍然不过时,仍然在中华文明复兴的机理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孔子因此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诸子百家,著书立说

西周重视文教礼法,但武备始终劣弱,终于酿成犬戎之祸,被迫迁都洛阳,是为东周。东周为后来的史学家分成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但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不做这种人为的隔断也是可以的。东周是一个中国文明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铁器大量使用,农业拓垦范围大幅增加,商贸空前繁荣,大城市星罗棋布,甚至出现了相当于后来的大学的学术中心,如稷下学宫,私学的兴起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相互促成,“思想市场”初步形成,造成学术思想空前活跃。

诸子百家的兴起是这一被称为“轴心时代”最鲜明的标志,但东周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承转作用应该更为重要。至此,中华文明的奠基期宣告完成,一个统一的巨大文明体呼之欲出。文明的基本机理和民族基因演化在此基本完成。概而言之,东周对中华文明的价值甚为巨大,其主要价值体现在民族思维方式的奠定上,这些极具民族性的哲学思维,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

其一,重伦理重民生突出入世特色的儒家思想形成。孔子全面总结继承了周公的思想,试图恢复重民生守礼制的天下秩序,孟子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以施行仁政为政治目标,反对君主暴虐独裁,主张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君子人格奠定了心理基础。儒家以其强烈的入世责任与民本思想,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最终胜出,契合了中华文明在前3000年间积累的基本经验,其思想主干适合中国文明的土壤和民情。

由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其学说思想也从人性善扩展到行仁政、节用爱民,治民必先养民,在一切生产经济制度中要重视民生。特别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提出,为民主思想开启了先河。

儒家思想以基本伦理为出发点,以人道为中心,以现实社会的改善为目标,主张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尧舜,反对人分贵贱优劣,儒家还反对以种族论文化优劣。孔子提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反映了中国文明博大的胸怀和对人的文明价值的高度尊重。因此,儒家文化最终成为中国古典文明时代的主流,不是偶然的。

其二,力主遵从自然、循道而行、辩证思维,且主张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道家思想成为文明的救弊良药。司马谈在《六家指要》中盛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恩格斯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为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非常精妙的理论思维,让中国古代有了一批真正比肩于世界的哲学家。道家让人研究世界运行的规律,从大道上规划文明的演进方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其思想的滋养,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

其三,确立正确的战略思维、运用成本最低的战术战胜敌人、让军事从属于政治,为文明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的兵家思想形成,成为百代以来中华文明岿然不动的安全屏障。文明以生存为第一需求,以发展繁荣为基本目标。倘若无法生存延续,文明繁衍繁荣从何谈起?

自古以来,威胁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有两大原因,一是重大自然灾害和疫病,二是大规模战争导致失败者销声匿迹。所以,军事思想和安全保障能力是文明的屏障。以孙武、孙膑、吴起等为代表的兵家,全面总结了自上古以来中国的主要战争经验,摸索出了残酷军事斗争的战胜之道。

《孙子兵法》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为中国文明最大限度保全自己、最小成本战胜敌人提供了战略思维指导,也成为中华文明的生存智慧,为维护世界和平、匡扶人类正义提供了东方智慧,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兵家的“慎战”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东周后期,井田制由于其只适合在平原地区、城邑近郊的极大局限性,自然而然被农业人口不断增加的社会现实抛弃,土地私有制盛行开来,并使得后面的1000年企图恢复井田制的复古政治家的改革全部归于失败,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与此同时,分封制早已被崛起的各大国(主要是新兴国,前有齐楚晋,后有魏赵秦等)撕得粉碎,层层分封的制度只能解体,一种新的由国君授权治理的郡县制逐渐兴起,封建体制至此难以继续,等到东周终结,秦国统一六国,这一文明的进程告一段落,一个规模更大、政治治理更趋统一、文明能量更加强劲的新的文明历史阶段即将生发。

周朝创立者在五帝时代以及夏商的基础上,在大规模的文明体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天下体系,采取封建制的方式来运行这一庞大的体系,历经近八个世纪,这种运行体制无法克服诸侯国扩张纷争的外部性问题,一种能够制约诸侯国纷争、防止天下体系内部协调代价过高的新制度,必须被创建出来。即一个能够长期运行天下体系的统一国家形态成为文明运动的内在需求。这就是周秦之间中华文明运动的内在逻辑。中国历史,也在这个节点上,围绕这一历史逻辑展开。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治理方式——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和李斯合作,为大一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主要措施有:政治上,建立皇帝制度,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铜钱,同时还统一了度量衡;文化上,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后来使用更为简单的隶书;思想上,焚书坑儒,确立法家为统治指导思想;军事上,北筑长城、南修灵渠。

这些政策除了焚书坑儒被后世诟病之外,其他基本都得到了后世政治家的继承。秦始皇创立的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其基本架构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世界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奇迹。这一制度连同其他施政制度,称为大一统制度,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文明体和政治体高度一致,国家、民族与文明几乎成为同一体,这也是深受分裂之苦的西方文明体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61.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63.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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