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周易》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直到西周初期卦辞、爻辞才编定完成。《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确定之后,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真正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则是《易传》(十翼)的出现,这也标志着《周易》经典最终完成。
从春秋时期诸多历史典籍中《易》占功能的记载、微言义理的发挥,再到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蜂出并作、激荡相摩,《易传》堪称先秦时期中国思想之集大成。当时各家各派之所以重视《周易》,正是从中领悟到了“《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看到了其中深藏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内在力量,进而试图贯通自然秩序与人事秩序。也恰恰是《周易》“弥纶天地之道”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其在先秦时期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众多典籍之中无出其右,卓然不群。
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了无以撼动的正统地位,兴儒学、重教化的形势则不断把易学推向当时思想文化舞台的前沿。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这一地位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经传合编本《周易》作为儒家特别重要的五种经典之一,因其特有的教化功能,满足了汉代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需要,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加推崇。汉儒大都精通易学,同时又热衷探讨掺杂以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的天人之学,“借天象以示儆”来劝勉君主,使其怀有忧惧、敬畏之心。《周易》中“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蕴含的天人之道不仅是汉代天人之学内在的思想渊源,同时也关乎汉儒通经致用之术。汉儒通经致用正是建立在深谙《春秋》与阴阳等灾异学说的基础之上的,体现了汉代经学的重要特色。而《周易》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恰恰迎合了汉儒借通经致用而享有干禄地位之资的需要,遂成为他们不断引经立说的理论根据。
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等人开始大规模整理文献典籍,不仅将《六艺略》提升至诸类典籍书目编排中的首位,而且在《六艺略》中,又将《易》位列《书》《诗》《礼》《乐》《春秋》之前。源于《七略》的《汉书·艺文志》有言:“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易》为之原”,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论断。刘向、刘歆父子指出,就历史久远而言,易道亘古不变,与天地齐等;就典籍的重要程度而言,《周易》普遍包络“天地之道”,为“五常之道”的本原,《周易》蕴含的易道对于其他五经彼此配合、以随世而变的“五常之道”更具指导意义。《周易》冠居群经之首,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表明了刘向、刘歆父子在儒家经典的地位、性质、功能及相互关系上的深刻省察。“《易》为之原”的论断,对后世学者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启迪之功。如果从汉代经学演变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不难发现,《汉书·艺文志》的易学观念的确是对汉代天人之学的升华和总结。《周易》列“六经”之首的排序,可以看出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汉儒对《周易》的特殊地位颇为重视和推崇。这里既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又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汉代乃至后来学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
《周易》在汉代居于儒家经典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周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周易》及易学的思想体系兼具儒道互补包容的格局,对后来儒道两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典并屡屡援《易》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不待言,《周易》在汉代位列儒家经典之首,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魏伯阳以《易》说丹,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对于《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兼容并包之思想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目》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援《易》立论的现象有损于《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但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在儒道两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获得了相应于典范意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总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根深蒂固的重要事实。
《周易》有着最为悠久的成书史、传播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随时随地可见《周易》及易学思想泛起的层层涟漪。其实,对于经典的诠释就是中国思想赖以发展、深化的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收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周易》位于经部之首,相较于经部其他类文献,《易》类文献数目最多,这应是《周易》处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绝佳范例。不仅如此,《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也被道家尊为“三玄”之冠,又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和阐扬,更足以说明《周易》自身内含的天道与人事之诠释方向的延展性和丰富性。
《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远远高于其他经典、其他学术的尊崇地位。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对“《易》为之原”及《周易》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与体现的包容意义,或许会有新的体认。
(作者:任利伟,系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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