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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成名以来，特别是去世以后的几十年里，专门研究他的人不计其数，有的是针对其艺术，有的是针对其人生经历，还有的针对其轶闻趣事。真实的有，猜度的有，误传的也不少。有的把齐白石说得高大上，也有的揪着齐白石的缺点不放，不管是哪一种都没有必要去认真计较，更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长期以来，艺术界似乎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说齐白石提出了“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早在明代沈颢就提出了'似而不似，不似而似'的观点。但这并不影响齐白石的伟大，齐白石的人生经历，艺术历程和贡献都是无法复制和无与伦比的，是一座无法跨越的艺术高峰。
1864年元旦那天，在湖南湘潭白石铺杏子坞星斗塘的一个农民家里，“哇”的一声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后来的齐白石。青少年时期的齐白石是典型的“泥腿子”，当然是个有手艺的泥腿子，因为他会木工活。后来这个会木工的泥腿子成为了世人皆知的艺术大家。他在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都生活过，一生曲折坎坷而丰富多彩，用时髦的话说是一个传奇。
一个人的成功与当时所处时代是紧密相联的，时势造英雄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在谈到齐白石的人生经历时自然离不开当初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齐白石生活的九十多年，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社会变革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风起云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庚子之变、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三大改造运动等等，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在文化上，西方人文思潮的大量引入，中西文化的论争、中国画革新的论争、文艺大众化的论争等等。这就是齐白石所处的艺术大背景和大环境，是不可逆和不可复制的。
齐白石27岁以前是走村串乡的雕花木匠。27岁以后跟胡沁园、陈少蕃学画花鸟草虫和诗文，并渐以卖画维持生计。从40岁至47岁，齐白石成了一名“背包客”，应好朋友夏午怡、郭葆生、汪颂年、罗醒吾邀请，先后六次外出游览，足迹遍布西安、北京、桂林、广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教画卖印。
远游之后，他用外出挣的钱在老家买了20亩水田，把房屋翻盖一新，并给他们取名曰寄萍堂、八砚楼、碧纱橱，打算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可时势弄人，官逼税、军阀之战、讨袁之战接连发生。乡里也到处在传有人要绑架他。无奈的齐白石只好远走他乡，避祸京城。
到了京城的齐白石除了对日寇的侵略一再表示愤慨之外，其他一概不问，不关心。齐白石厌恶封建官僚的虚伪、腐败，反对官僚对劳动者的欺压，不愿意与官家来往，不折腰媚权贵，以自食其力为光荣和骄傲；同时又与某些可交、不得不交的官僚打交道，以便求得自己的生存和艺术扩展。齐白石本身是个直率的人，但人生阅历使他变得慎言慎行。他不喜欢虚伪，痛恨势利钻营的小人，也讨厌骄狂好斗的“不详”之徒。他曾刻有“无道人之短”印章，也写过“君子从来扬人善”的诗句。
齐白石在家孝亲、敬老、慈幼，在外则重宗族及同乡、同门之谊，尊师爱生，恪守信义与交友之道。几十年来，画坛一直有关于齐白石“吝啬”的传闻，我们应该辨证地看这个问题，不必回避齐白石节俭持家的作风，也不必故意拔高。
齐白石喜欢钱，但都是凭着自己的劳动去挣，夏午怡给他捐县丞，樊增祥荐他当内庭供奉，都是可弄大钱的肥差，他都断然拒绝，一生不悔。齐白石怕说有钱，家中钱物都独自掌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子女多，又非一母所生，怕因钱物发生矛盾，怕抢、怕偷和突然灾祸等。他吃尽丧乱贫困之苦，饱尝兵匪劫虐的滋味，晚年虽颇有收入，但从前贫困的痛苦记忆已深深留在脑海里。
齐白石到了晚年有老年性心理疾病，如多疑，情感脆弱，固执任性等。齐白石74岁时曾刻有一方《吾狐也》的印，边款刻：“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客成都之治园，白石”。这方印体现了齐白石的坦诚。晚年的齐白石把钥匙全系在自己腰带上，一盒点心也亲自加锁封存等等，显然有些病态了。但对于一生怕穷怕乱的白石老人的这些行为，我们应该从善良的角度去理解，从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意义上去把握。
齐白石无法摆脱世事的烦恼，但恪守着传统的处世哲学，勇敢又胆小，坦言又寡言，热情又多疑，严厉又慈爱，木讷又幽默，勤劳又吝啬，仇官又和官来往，充满智慧但又缺乏思想，喜欢年轻漂亮女人但谨守传统伦理规范。是位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家庭烦恼和伟大追求的人，既是普通人，又是一代巨匠。
参考文献：《齐白石研究》 郎绍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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