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顾随没有写过关于陶渊明的专文，但在《驼庵诗话》及其它几处叶嘉莹所记的顾随的课堂讲录中，却有不少对陶渊明的评说。这些评说涉及陶渊明调和、悲哀而又进取的心态，受儒、道影响而又不为所拘的思想，富有知解、平淡而有韵味的文学风格等方面，本文将这些评说加以整理，并作了更进一步的探析。
关键词：顾随；陶渊明；躬耕；调和；平淡
顾随批评过很多古代诗人，其中评价最高的是陶渊明。顾随没有写过关于陶渊明的专文，但在《驼庵诗话》及其它几处叶嘉莹所记的顾随的课堂讲录中，却有不少对陶渊明的评说。我们有必要把这些零散的评论综合起来，看看顾随对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到底有怎样的见解。
一、进取·调和·超越宗教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中为什么享有那么高的地位呢？这不能单从其文学来看，而是得从陶渊明这个人及其文学的整体来看。顾随说：
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公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
曹孟德在诗上是天才，在事业上是英雄，乃了不得的人物，唐、宋称曹为曹公，称陶渊明为陶公，非如此不能表现吾人之静穆。陶过田园生活，极平凡，其平凡之伟大与曹不平凡之伟大同。
平凡不易引人注意，而平凡之极反不平凡，其主要原因是因能把诗的境界表现在生活里。（《驼庵诗话》）
这是对陶渊明的一个总体的观照。只有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才能明白陶渊明的伟大——即陶渊明的生活、人格与他的文学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且这种融合不是在轰轰烈烈的伟大生活中，而是在极平凡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平凡之极反不平凡。不平凡在哪里呢？在于渊明“能把诗的境界表现在生活里。”生活平凡者很多，陶渊明在此点上与他人无异。他一生无丰功伟绩，当过十几年小官，然后就是做农夫，直至去世。其外在生活真是平凡之极，而他的精神生活却超卓绝俗。他躬耕自给，固穷守节，对大自然和人类充满深情；他生活困苦，却能逍遥自得，洞彻生死。最高的诗，乃是作者生活及其人格的自然流露。陶渊明有一颗真正的“诗心”，故而有其诗，生活即诗，诗心是“体”，写出的诗是“用”。渊明真当得起荷尔德林所谓“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话。此其所以伟大。
自从钟嵘《诗品》封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之后，陶渊明就被我们贴上了隐逸诗人、田园诗人的标签。关于陶公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顾随这样说：
或谓陶渊明乃隐逸诗人，此不足以尽括渊明。渊明还是积极的，进取的。
或谓渊明诗冲澹、恬澹（冲：和；恬：安静）。恬澹偏于消极，而陶是积极的。如其《荣木》末章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之遥，孰敢不至！
其《荣木·自序》又云：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故陶诗之冲澹，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简单而神秘。
或谓陶乃田园诗人、躬耕诗人。
中国第一个写田园的诗人当推陶渊明。这一方面是革新，一方面是复古（“三百篇”中有写田园之诗）。以田园诗人之归之于陶，尚不因此，另有两点原因：
其一是身经。自己下手，不是旁观，与唐之储光羲、王维、韦应物等人不同，彼虽亦写田园，而不承认其为田园诗人。许多文人只是旁观者。旁观者亦有多种。一种旁观是冷酷的裁判，一种是热烈的欣赏；前者是要发现人类的罪恶，后者是要赞扬人类的美德；前者对黑暗，后者对光明。又一种是如实的记录。这三种在文学家中都是好的。王、韦等人写田园则是不切实，油滑。陶渊明不属于前三种，而是写自己本身经验，不只是技能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故非旁观者。
其二是理想。陶之田园诗是本之心灵经验写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第三首）一首。
而田园诗人实亦不能包括渊明诗，不足以尽其人其诗。
陶渊明躬耕，别的田园诗人都是写田园之美，陶渊明写田园是说农桑之事。(《驼庵诗话》)
所谓“隐逸”的确是陶渊明重要的一面，但他的精神底色绝不止“隐逸”这么简单。此一点古人早有所见。顾随说：“渊明还是积极的、进取的。”这是现代的说法。顾随的观点很坚决：“或曰陶诗和平，尤不足信”（《驼庵诗话》）。冲澹、恬澹也都是不是渊明。问题在于我们对“恬澹”的认识不准确——“恬澹偏于消极，而陶是积极的。”陶的积极自其《荣木》一诗便可见得。他本想在政治上奋发有为，也一直在追求精神上的“道”。《荣木》是渊明辞官前不久的诗，还可见其血气壮烈。后来他见世事不可为，便放弃了政治上的进取，但从未懈怠其进德修业的精进。外在的、事功的无为，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消极无为。陶渊明终其一生都不曾终止对高远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此岂非积极进取之精神？就外在而言，渊明的生活态度也不是出世，而是入世。他敦于伦常，躬耕自给，与平凡的农夫百姓打成一片，“结庐在人境”，他稳稳地栖身于世俗生活中，这岂非入世？陶渊明的“隐”，所有的“隐”的本质，其实就是抛弃主流价值而选择另外的价值观，有所不为而有所为。与其说陶渊明是隐士，不如说他是“真人”。
说陶渊明是“田园诗人”，也没错。因为渊明的确是躬耕于田园，描写田园的。渊明之前，久矣不复有写田园之诗人矣。《诗经》中有不少表现田园劳动的诗，但那作者不是辞官归隐的高士，而是大地上的劳动者、歌者。自渊明写出真切动人的田园诗之后，后世效仿者不绝如缕，却无一与渊明类似者。因为，按照顾随的见解，渊明作为“田园诗人”有两个特点是他人所无的：
一是“身经”。即“躬耕”，“躬”是亲身之义。后人表现田园多是旁观，如唐之储光羲、王维、韦应物。他们是在无须踩泥、扛锄头，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欣赏田园风光。其所写乃田园之美，而没有稼穑之苦，收获之喜。储、王、韦等人的“田园诗”准确地说其实是自然诗、山水诗，其哲学观是出于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而没有触及“田”的实质——农业。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写田园，算触及农业生活了，亦有悲悯之情在焉，但与亲身体验毕竟不同。他也不会有渊明那种“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的忧惧，以及“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欣然，更不可能有“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的无奈，所以顾随说：“陶诗写自己本身经验，不只是技能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后世诗人乃为写田园而写田园，渊明只是写其生活而已。
其二，理想。陶渊明的田园诗也不是对其田园生活的简单描写，其“诗意”之所在系于心灵境界的表现，此心灵境界因无比高上而散发着理想的光辉。如“种豆南山下”，仿佛只是极普通的一个生活目标，其实它蕴涵着担荷生活责任，珍爱生活的精神品质。陶渊明是个有高远理想的人——由其躬耕生活可见其对自足自适境界的追求，由《桃花源记》可见其社会理想，由《闲情赋》可见其对理想之美的向往。许思园认为陶渊明“耽美”，“其心所倾注者乃理想的美”，对理想的美的倾慕是浓郁的“埃洛斯”（ eros，古希腊olympus山上有个专司爱欲的美貌女神阿芙洛狄忒，她的后代叫eros――爱洛斯。弗洛伊德用eros代表“爱欲”和“爱本能”）经净化之后的蕴藉深情（许思园《中西文化的回眸》）。此一点，《闲情赋》尤能说明。这种对超越凡俗的德行和美的理想的追求，是一切伟大文学的共同品质。《诗经》中的田园诗，相对就幼稚一些、平面化一些，没有陶诗这样的思想性和理想性。陶渊明最可贵者，是他对自己心灵境界的表现，所谓“田园”只是他藉以表现其心灵境界的工具，故顾随说：“田园诗人实亦不能包括渊明诗，不足以尽其人其诗。”
陶渊明不仅是积极进取的、富有理想的，而且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顾随说：“陶渊明心中有许多不平事，所差者，自己不愿把自己气死。”就大的方面而言，渊明最不平的大约就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悲士不遇赋》）的世风。就个人生活而言，穷困、多灾、摧残，渊明一生受过很多苦，难道他就没一点不平之感？这不可能。只不过，他在承受这些困苦的时候，在精神上超脱了。如何谓之“超脱”呢？顾随说：“陶盖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渊明当然有悲凄、无可奈何，这与常人无异，但常人多止于悲凄，甚至哀怨，陶不怨，他能用更超然的态度看待人生的悲哀，将其视为自然而然，视为大化之常理，如此便将自我与外界的对立、对待变为顺应了。渊明常说“委运任命”、“乐夫天命复奚疑”，所谓“委运”、“任命”，即是把自己交给命运，顺其自然。“天命”者，“自然”也。《咏贫士七首》之一末章云：“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岂不寒与饥”，已尽力而为了，但仍不免饥寒交迫，岂能不悲哀？“已矣何所悲”，既然如此，接受这现实即是，有什么好悲哀的呢。渊明对贫寒、孤独、死亡，都是这种肯定其为人生之自然的态度。
按照顾随的说法，此种心态，即是“调和”（朱光潜也说陶渊明“调和”）。他说：
陶公在心理上一番矛盾之后，生活一番挣扎之后，才得到调和 。但陶公的调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协。世上之老世故、机灵鬼，没有个性思想了，这是可怕的，也并不是调和。什么是调和？觉得这世界还可以住，不是理想的那么好，也不想理想的那么坏。(《驼庵诗话》)
所谓“这世界还可以住，不是理想的那么好，也不想理想的那么坏”显然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极为通透的世界观。而中国人的世界观即是人生观。“调和”不是把不好的东西都去除了，而是让好与坏并存，安住在这不完美的世界里。调和，就是平常心。对世界有了这样的认识，便会知道如何活下去。“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陶渊明之所以高，就在于他能够肯定自己的生活。
调和是不计较、算了、放下，但这只是一个侧面，顾随说：“陶渊明把别的都搁下了，都算了，但这正是不搁下，不算了”——这是从另一个侧面看。于陶渊明而言，放下即承担。渊明放下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众人趋之若鹜的名利之欲，包括建功立业的抱负。名、利，渊明本就不在乎，放下并非难事，但辞官归隐对渊明来说是要付出代价的。且勿论其政治抱负的无以实现——不做官，首先要承受的一个后果就是生活穷困。但在渊明看来，在那样恶浊的世道里为官，就须以丧失自己的人格为代价，这是他坚决不肯的事情，他宁可固穷也不愿“违己”，“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是这一心态的反映。
那么渊明不搁下、不算了的是什么呢？是德操、是道，或者说就是真、善、美，陶渊明的生活与文学典型地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及其体认。人生的价值观，犹如天平，这头轻了，那头就重了。追名逐利和求道存真是背道而驰的事，对前者的放弃，也即是对后者的成全。这正是孟子所谓“人必有所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
内心调和了，心理才能健康。顾随说：“陶诗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而别人都不正常：标奇立异，感慨牢骚。陶不如此。无论从纵的历史还是横的社会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骚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杀，便是夭亡，或是疯狂。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还能做什么？陶渊明不为此无益之事。”魏晋六朝以来，有很多标奇立异，感慨牢骚的人。往同情处说，是由于时危世乱，生死无常；往严格处说，则可说是心理不健康。如果把陶渊明和《世说新语》里的人物对比，便会发现渊明一点也不标奇立异，“丝毫没有名士气”（《中西文化回眸》），这在魏晋六朝显得很特别。其实他的不标奇立异，才是真风流、真名士。
但是，陶渊明的调和、健康，也绝非心静如水。前文已说，陶渊明其实是个很情绪化的人，虽然调和、委运任命，但在这调和的背后又有很复杂的忧郁的调子，顾随说：
陶渊明心中有许多不平事，所差者，自己不愿把自己气死。人不生气除是橡皮人、木头人，而诗人是有血有肉而且感觉最锐敏的人，与一般俗人往来何能不生气？而又不甘于为俗人气死，所以喝酒赋诗，其和平之作不是和平而是悲哀。至于慷慨之作则根本非和平，如其《咏荆轲》。
朱子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驼庵诗话》)
要渊明那样怀正志道，洁己清操的人，和这世界没有抵触、不谐，怎么可能？面对世风的浇漓、人生的困苦，陶渊明只不过没有怨天尤人，尽量不夸饰自己的愤激和痛苦，而是把自己交给“大化”，担荷此运命并尽量予以化遣。如此，其情绪便是悲哀、沉郁。所谓“和平”，顶多只是节制。陶渊明的心并不和平，而其诗的音节“和平”。渊明的悲哀与忘怀得失两相作用，便生出和平之气。但其情绪的底色还是悲哀。没有悲哀，也就无所谓超脱。陶公是哀而不伤。
朱子说渊明“豪放”，此“豪放”不是“豪纵”，而是其心中自有磊落不平之气，有进取之心，有血气在焉。龚自珍评陶渊明曰“莫信诗人尽平淡，两分梁甫一分骚”，此言得之。不平之气、进取之心，合起来便成为“英气”。顾随说：“陶诗不是滞水，而是暗潮，表面像是平静，实质内容是动荡的，充满了英气。”（《驼庵诗话》）
要之，陶渊明是个知道自己该怎样活的人。顾随说陶渊明做到了佛法所谓“去昏散病，绝断常坑”这八个字，即心思不浮散，不人云亦云，故而聪慧、集中。顾随又说：
诗人夸大之妄语，乃学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语戒”。诗人觉得不如此说不美，不鲜明。此为自来诗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诗未能免此，如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陶公没有这个。他之饮酒实不得已，未见爱之深也。而且做不到的不说，说的都做到了，这一点便了不得。一般人都是说了不做，陶是言顾行，行顾言。陶并非有心言行相顾，而是自然相顾。
陶诗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认识。他不是一个狂妄夸大糊涂的人，所以清清楚楚地认识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点知解也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好像只要人一捧就好。陶渊明这点比他高。在相信自己这一点上，除去老曹恐怕无人可比。至于老杜对陶公，虽不能比肩，至少可以追追踪。(《驼庵诗话》)
我以为，陶渊明的“去昏散病，绝断常坑”主要体现在其对自我的认识上。人的一切认识都是以自我认识为基础的，而对个体的有限性的认识，又是自我认识一个基础。陶渊明很清楚自己的渺小，所以他不妄语。顾随所说“诗人夸大之妄语”与文学中所谓“夸张”、“夸饰”是两回事。“夸饰”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顾随所谓诗人的夸大，是缺少自知之明的虚妄，乃修养问题。历来诗人多自我夸大、狂妄。李白、杜甫都是如此。他们对自己不是没有认识，其自负也未尝无依据，但其自我估量不免夸大，尤其一说到自己的政治抱负，简直不自量力。李白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话都很崇高、很漂亮，但都是大话。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时没有深思自己能否做到，抑或是真相信自己能做到。陶渊明虽未做什么大事业，但也没见他说什么大话。就陶公的文字和生活看，他所说的都做到了，譬如躬耕田园，自适自足。做不到的他不说。顾随说渊明是言顾行，行顾言，且并非有心言行相顾，而是自然相顾，这一点了不得。不可小视“言行一致”，极少有人能到此境界。“言行合一”缘于“知行合一”。王阳明曾提出“知行合一”，视其为人的道德根基。其实，孔子早就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此语就包含着言行须一致的意思。儒家的一个道德理想在陶渊明身上得到了践履。
陶渊明的精神根基于儒家吗？他有没有宗教信仰？此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顾随说：“陶渊明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是有心无力，他身体不好。”
顾随认为中国古代不受佛禅影响的诗人中有六大诗人，首推陶渊明。原因在于：陶诗之精神，第一能担荷，第二能解脱。担荷之表现有二：一、躬耕；二、固穷（躬耕不足则固穷）。“躬耕是积极担荷，固穷是消极担荷，与后之诗酒流连的诗人不同，乃儒家思想，非禅家思想。”（《古代不受佛禅影响的六大诗人》）关于陶渊明的解脱思想，乃其思想中的重点，兹引顾随之解说如下：
陶又颇有解脱思想，对人生之苦的担荷，对生死之苦的解脱，然亦非儒家，而为中国老庄思想（此乃勉强说）。有生必有死乃天理，好生而恶死乃人情。后之道家皆失老庄原意，尤其与庄子不合。求长生乃贪，但有贪生恶死之人情，而无必生必死之天理。陶则不求长生，看破生死。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大化者，天地间并无“常”，佛所谓“常”乃出世法，世法则无所不变，此所谓大化。如水之流，前波非后波。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说“物化”。“化”有两种解释，一为由有到无，一为由新而旧或由旧而新。故陶曰“应尽便须尽”，即所谓时至即行。此解脱非佛家，顶多是老庄。（《古代不受佛禅影响的六大诗人》）
纵观顾随的言论，可见他认为陶渊明既有儒家精神，又有道家思想，而其不受佛禅影响则是很明白的。陈寅恪曾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专论陶的思想，认为渊明之思想为“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陈先生的结论是：“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可见，陈寅恪也认为陶渊明不信仰佛教。渊明之不信佛当无疑义。但陈寅恪认为陶渊明始终是天师道信徒，却也无法成立。渊明只是有些老庄思想而已，谈不上信仰道教，道教早就变了老庄的原味，尤其是在求长生这一点上，而陶渊明对死亡的必然性是异常清醒的。朱光潜曾在《陶渊明》一文中引了陈寅恪所谓渊明“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的话，并批评道：
这些话本来都极有见地，只是把渊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的哲学或宗教思想，像一个谨守绳墨的教徒，未免是“求甚解”，不如颜延之所说底“学非称师”，不仅曲解了渊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地不同底东西融会成他的这个心灵。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见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见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诗论》）
我以为朱光潜所见甚透。相对而言，朱光潜认为陶渊明思想中儒家的成分更多些，这与顾随的意思同（梁启超也认为陶渊明得力于儒家者为多）。至于陶渊明为何更近于儒家的证据，兹不赘述，读者看朱光潜《陶渊明》一文便可。
慧远、陆修静他们在追求“道”，陶渊明也在追求“道”，而且他对“道”的追求可说是“颠沛流离，念兹在兹”的。渊明所求的“道”是真理，而非佛、道那样的宗教教义，也不是儒家思想。他不认为人能够依靠某种宗教或某种思想而得到解脱，他大概认为人只能在时时刻刻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解脱。所有的宗教终极的追求即人的彻底解脱，并且给出某种特定的教义、仪式、方法来获得解脱，即宗教给人们指定了通向真理、达到解脱的特定道路。实际上，一个正面的声明或所谓“方法”便暗示着分裂，而分裂即是抗拒，是局限，任何宗教都是局限的，而真理是无限，克里希那穆提说：“真理是无路可寻的国度。”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引领我们见到真理。陶渊明应当是彻悟此点的，他的高度在宗教之上。所以，当他听闻莲社诸公的议论之后“攒眉而去”，便是很自然的事。
虽然陶渊明不信仰宗教，但就心灵境界而言，其实他就在“宗教状态”中。何为宗教状态？对万事万物的博大的爱就是宗教状态。朱光潜认为陶渊明有种“极深广的同情”，这“同情”使他打破了人我、物我的界限而能够在与天地万物“一体同仁的状态中逍遥自得”，“渊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这极深广底同情”。如此广大之境界岂不为“宗教状态”乎？
宗教起源于人类克服痛苦的愿望。陶渊明既不信仰宗教，他用什么克服痛苦呢？顾随说：“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渊明的工作就是耕田种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解决自己和家人的饥寒问题，并在此生活里安顿自己，解放自己。他克服痛苦的方法是如此平常而切实。顾随认为“晨兴理荒秽”是写实，但更多的是象征，象征一种以躬耕为自己生活基石的生活理念。躬耕田园就是陶渊明的宗教，是他的安身立命之道。
就文学及其一生之生活观之，陶渊明内心最高的价值大约就是“内心的自由”。顾随说：“陶有的诗其'倔’不下于老杜，如《饮酒》第九首：'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驼庵诗话》）许思园说：“渊明和易平恕，无矫厉之行。然而在保持其内心之自由方面却极端坚决。其平生视为最珍贵者即此内心之自由。”（《中西文化回眸》）顾随所谓陶公的“倔”，实即许思园所说其对于保持内心自由之“极端坚决”。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的前两句是“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辞官归耕做为陶渊明最重大的人生选择，其关键就在于他把“不违己”，即持守个人的独立、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樊笼”即表明不自由之感，“自然”是大自然，更是人的自由的状态。而人只有在自由当中，才能保持本真，才能像样地做人。顾随说陶渊明“其实要做一个像样的、不含糊的人”。如此而已。
二、平淡·知解·明心
陶渊明的诗风，历来有一个公认的评价——平淡。尤其在宋以后，随着对“平淡”这一美学风格的深刻体认，陶渊明的诗学地位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顾随对此是这样说的：
陶诗比之老杜，总显得平淡，如泉水与浓酒。浓酒刺激虽大，而一会儿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若比之曹公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神秘，此盖为文学最高境界，陶诗做到此地步了。
陶诗之冲澹，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简单而神秘。（《驼庵诗话》）
对陶诗“平淡”风格的第一感觉，不难；但深刻体会其平淡，解释其平淡，则不易。
陶诗的耐读、常读常新，除去他诗中的智慧之外，还有一点是，他的诗有种特别的韵味、风度、魅力。此魅力很难形容。简单说，即我们平常所谓“平淡”。其平淡是初读的感觉，此感觉主要来自语气的平和与文字的朴素。而假如你有更深的领悟力，便会发现陶诗在平淡之后又有种很深厚隽永的感觉。在他浅显的文字背后，蕴藏着一个极为丰富的“意义场”，仿佛透过一个小小的山洞而进入到一片神奇的桃花源，而此“意义场”又是以一种不经意的美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陶诗的“平淡”是一种文气，它是由不经意的美的文字、散缓的语调，与其丰富深刻的内蕴凝合而成的风度。绝不单是语言的朴素——如果你不能领略陶诗的精神意蕴，也就无法欣赏其素朴的真美。
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平淡、中和，是中国艺术的极诣，不独文学为然，王羲之的字、倪云林的山水画，皆以中和之美成为艺术最高境界。顾随说：“陶诗比之老杜，总显得平淡，如泉水与浓酒。浓酒刺激虽大，而一会儿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此比喻好。刺激易引起人一时兴奋，但来得快的去得也快。泉水，有种淡淡的清冽的味道，反而更耐品味（注意，泉水不是白水，再平淡的文字也总有“味道”）。杜诗、李诗如浓酒，是因其感情浓烈，陶诗的感情也非常丰厚的，但他是有十分心绪只表达三四分，故而显得淡，平淡而有韵味。“韵味”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被说尽却有所暗示的东西。顾随又用“神秘”来形容陶诗，以为其“平凡而神秘”。为何说“神秘”呢？神秘是因为陶诗让人琢磨不尽，且能在极平凡的题材和文字中蕴含极复杂的意蕴——看不透、不可企及，便会显得神秘。“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简单而神秘。”此比喻也甚妙。谓陶诗极为复杂而却以简单的形式表现之。”许思园先生亦曰：“中国诗人中深厚、高玄、神仪、妩媚洵无有出渊明之右者。”（《中西文化回眸》）说到底，平淡的艺术，根源于平淡的精神境界。陶诗的平淡作风与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心性境界也是统一的，所以古人说陶诗可当一部经书读。艺术至此境界，真无以复加矣。顾随说陶诗是文学最高境界，良有以也。
与平淡相关联的另一个美学风格是“自然”。在中国艺术中，自然美是最高境界。陶渊明诗不假雕饰、不夸张、有陶然忘机之概，故而显得极为自然。顾随说：“《史记》、杜诗、辛词，皆喷薄而出，渊明是风流自然而出。”（《驼庵诗话》）所谓《史记》、杜诗、辛词的“喷薄而出”，当是指其才气发扬，写作用力。渊明之“风流自然而出”是才气甚高而精光内敛，内敛而又不使力。顾随又说：“人之聪明写作时不可使尽。陶渊明十二分力量只写十分，老杜十分力量使十二分，《论语》十二分力量只使六七分，有多少话没说；词中大晏、欧阳之高于稼轩，便因力不使尽；文章中《左传》比《史记》高，《史记》有多少话说多少。”（《驼庵诗话》）力不使尽，则会让人觉得有余味、自然。朱光潜说：“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其忘其为艺术。”（《诗论》）诚哉斯言，最高的艺术是使人能忘其为艺术的。所谓“云无心而出岫”，渊明此句正可以形容其文气。
陶诗平淡、自然，表面看去简简单单，其实大不简单，大有玄机。顾随说陶诗“浅显而深刻”。“浅显”是指陶诗文字障少。就文字而言，陶诗比很多普通诗人的诗都好读得多。但陶诗实不好读，其不好读不在文字，而在其意蕴之深厚难懂。顾随都说他“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有如盲人摸象。”《驼庵诗话》有言：
情见、知解，情见就是情，知解就是知。诗人有两种：一、情见，二、知解。中国诗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见的路。陶公之诗与众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我们现在说“知性”、“智性”，知就是理智上的觉悟，是思想。中国诗是抒情诗的路子，所谓“说理”非主要倾向。陶诗当然也抒情，但他诗中说理的成分很大，也很深刻，情与理结合甚好，这点可谓无人能及。大诗人皆有思想，陶渊明尤为突出，屈原、李白、杜甫的诗，都是偏于抒情的。宋代诗人追求说理、思想，但其情、理的结合没有陶渊明那么自然；至于玄言诗，更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陶诗是说理而不堕于“理障”。陶诗的“情理兼胜”从整个中国诗史的长河中看，便显得很卓特。他的情感经过理智的渗透，所谓“以理化情”；而他的智慧、知解，又是通过深刻的感性经验而提炼出来的。最能体现陶渊明的知解的，是他对死亡的认识。陶渊明是中国诗人中最富有死亡意识，对死亡的认识最为深刻的人。他写到死亡的诗很多，如《挽歌》：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从“荒草何茫茫”到“幽室一已闭”写送葬和下葬的过程，真是悲凉，这是感性的、感情的；从“千年不复朝”到“托体同山阿”则是对人死不可复生，且亦很快被他人忘记的事实的清醒的认识，以及看淡死亡，接受死亡的智慧，这是知解。顾随说：“曹操是英雄中的诗人，杜甫是诗人中的英雄，陶渊明是诗人中的哲人”。（《驼庵诗话》）而诗歌中的议论、说理、智慧是不可强求的。智慧从感性经验中得来。顾随说：
诗必使空想与实际合二为一，否则不会亲切有味。故幻想必要使之与经验合而为一。经验若能成为智慧则益佳。陶诗耐读耐看，即能将经验变为智慧。
陶诗如铁炼钢，真是智慧。似不使力而颠扑不破。陶集中不好者少。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其一）
陶诗尚朴，更自然，毫无作态，“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说理，是散文，而写成诗了。深刻严肃，而表现得自在。（《驼庵诗话》）
无一诗人无幻想者，但幻想又需与实际结合。陶诗当然有幻想，其幻想性、虚构性还颇强，如《桃花源记》、《闲情赋》、《读山海经》、《拟挽歌辞》等，皆富幻想性。不过他更多的是写实际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又寄托着理想，如桃花源的想象，以及对田园宁静、躬耕自足的追求，这理想完全是从自己的生活生发出来的。经验只是阅历，经反思和升华之后便会成为智慧。顾随说陶诗如炼铁成钢，所谓“炼”即是反思。陶诗中富有智慧的话很多，如“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这是他从劳动中得来的真切的人生感悟；再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这是对死亡的必然性的认识。那么，该如何面对这必死的结局呢？“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顺其自然即是，不要带什么情绪；渊明有时也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思想，如“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由了悟生的痛苦、死的必然之后得出的“当下即是”的智慧。
我们注意到，陶渊明的诗与多含说理的特色相应的一个特点是——语言的散文化。陶诗的说理，不是为说理而说理，不是要打破抒情诗的常格，与玄言诗风的关系也不大，他的说理，实在是一种“诗的言说”的必然。顾随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说理，是散文，而写成诗了；又说：“平常说写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诗与散文本就没有绝对的界限。诗其实都含有散文成分，在“文学语言”这一基本层面上，诗与散文并无二致，所谓“诗的散文化”是相对而言的。杜甫、韩愈、宋诗，在“诗的散文化”上比陶渊明走得更远，但只是量的超越，在质上并未高出渊明。后世“以文为诗”者未能高出渊明，问题不在“以文为诗”这一“方法”，而在于其诗、其文，或者说其文学造诣本就不够高。陶渊明并非有意追求散文化，而是他写诗时顺应自己的表达需要自然而然这样写的。渊明的散文和诗的境界是一致的，顾随说：“陶渊明文品高，不是甜，而是有神韵。”（《驼庵文话》）
再就题材内容而言，作为中国自然诗的开创者，陶渊明经常被后人和谢灵运相提并论。顾随举“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两句为例，曰：“明明说草、说锄、说月，都是物，而其写物，是所以明心。而大谢只是将心逐物”。(《驼庵诗话》)
中国之自然诗由同时代的陶渊明和谢灵运开其端，但二人风格迥乎不同。当时，陶之名声不及大谢，但后世皆认为谢远不及陶，此已成公论。那么，陶、谢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原因何在？
陶渊明写景之佳句不必说，我们试看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等句，不可谓不佳，但总觉其对心灵境界的表现不深，天光物态未能与心灵融合。若深入了解谢灵运之生平、性格，就会知道大谢其实是个很浮躁的人，其修养与渊明相去甚远。谢灵运的放浪山水，更多的是为了摆脱政治上的烦恼，甚至是任性使气，故而他虽然能写出很多精妙的写景之句，但却主要依靠感官上的敏锐，而非心灵生机的自然流露。大谢的心是涣散的，只能“以心逐物”，为作诗而作诗。陶渊明则是精神非常强大之人。陈师道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后山诗话》）此即顾随所谓渊明之诗为“明心”。明心，即象征。象征是垂直的、有深度的，以心逐物是平面的、肤浅的。
可惜陶渊明的时代很少有人能认识其人，其诗的高境。倒是萧统对陶诗的评语“抑扬爽朗，莫与之京”（《<陶渊明集>序》），可谓慧眼。顾随说李白、白乐天、苏东坡也是抑扬爽朗，但“真够得上抑扬爽朗的只有陶渊明。”那么，“抑扬爽朗”是什么意思呢？按，其上文为“跌宕昭彰，独超众类。”再结合陶诗来看，“抑扬爽朗”大约是一种跌宕自喜、自在、明朗的风格。那是一种率真、开阔而有深度的气象，太白、东坡皆有所不逮。
顾随常将陶渊明与曹操、杜甫想并论，以为此三人之诗有思想、有力量。曹操，暂且不论。关于陶与杜的对比，顾随这样说：
人皆谓杜甫为诗圣。若在开合变化、粗细兼收上，固然矣；若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上说，则不如称陶渊明为诗圣。
以写而论，老杜可为诗圣；若以态度论之，当推陶渊明。老杜是写，是能品而几于神，陶渊明则根本是神品。（《驼庵诗话》）
这是评陶诗的品级。前人称杜甫为“诗圣”，主要指杜诗在技巧上、题材上集中国诗歌之大成。“圣”的本义是最高境界，难以企及的意思。就开合变化，粗细兼收而论，杜甫的确是古代诗人之顶峰。但若就诗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而言，陶渊明则是无与伦比的。陶之不可及，在于境界。
那么是境界重要呢，还是技巧内容重要？从顾随的意思看，他以为陶高于杜。顾随所谓“态度”即是精神境界、艺术境界。所谓能品、神品，是古人评论书画的两个品级。能品是“入境”，而神品则是“出境”，所谓“出神入化”是最高境界，神品即是化境。杜甫是能写、善写，而至于神妙之境，而陶渊明的诗则已非“能写”所能形容，技巧、形式，于他而言，已是余事，他比能写大得多。朱光潜说：“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底地位是很崇高底。可以和他比拟底，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淳、那么练。”所谓“淳”和“练”，是指人格和艺术高度融合之后的一种精纯智慧的境界，是态度。境界统摄一切，高于一切。
陶渊明是说不尽的话题。顾随对陶渊明的评论也并不全面，本文限于篇幅，对顾随的“陶渊明论”亦有未尽之处，但他独到、深刻的见解，实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陶渊明，乃至中国诗歌有更高的领悟。
［参考文献］
［1］顾随.顾随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
［4］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
本文已发表于《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