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风按:此文由@西丰客人 老师授权发布,西丰老师说十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意见,特呈这篇文字以供交流。小风也觉得,保持开放的心态,听取不同的声音,很重要。大家晚安:)
关于新版《万历十五年》中海瑞买肉的修改说明
各位读者、微博上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新版《万历十五年》的编辑徐卫东。
首先谢谢大家的意见,毕竟你们都去看书或看过书了(想一想,如果写出来的书、编出的书没有人看,也就没有任何反馈了,那多没意思)^_^其次,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
接到消息那一刻,我有点乐:改了这一处,你们才发现啊?就像十多年前编辑新版《万历十五年》时所想:这一处,那谁谁怎么还没发现呢?(当然,幸好是那谁谁似乎一直没发现。)
大家提出一个观点:编辑不能篡改作者原稿,编辑修改稿件要征得作者同意。这个原则,我非常认同,也努力这么做。举两个栗子:
我编辑李开元老师的《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秦始皇的秘密》(新版由三联出了,书名分别为《秦崩》《秦谜》)以及陶短房老师的《这个天国不太平》系列(新版书名改为《说天国》)时,就是遇到疑问时尽量请教作者,或是将修改稿返回给作者确认。
其实,这个过程,初版《万历十五年》的编辑也是如此。黄仁宇先生的原稿交到书局以后,由沈玉成先生润色,返回给黄先生审定。来来往往的过程,我的前辈、中华书局老编辑傅璇琮先生有回忆文章,大家可以参看。
插一句,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并非所谓的“原稿”,那也是经过了耶鲁大学编辑的加工而出的图书作品。还插一句:中文版《万历十五年》并非从英文版对应翻译而来,而是经过了黄仁宇先生的重新写作(黄自称是“译写”)以及沈玉成先生的润色而来。黄仁宇先生还说自己离开祖国数十年,对中文已经生疏,对祖国的语言发展“隔膜更多”。可想而知,作为图书出现的中文版《万历十五年》与真正的原稿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别。
但,到了我编辑新版《万历十五年》时,这个过程就有问题了。黄仁宇先生2000年就已经去世了,没法问了。当然,大家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加注说明。这也是非常好的建议,我也非常赞同。也来举栗子:
可能有不少微博网友知道,我这边主持做了一套民国名家作品再版书系:跟大师学国学。当时,我确立的一个基本编辑原则是:改错不改异。对确认是错误的地方,径改;而对是原先时代特色的用词、甚至今天也还有用(基本工具书里还有词条,只不过是大多数人不熟悉罢了)的用词,一律不改。我的初衷就是尽量维持原版的面貌。对原版错误的改动情况,一般在编者前言(“写在前面”)里作一说明,如陈师曾《中国绘画史》、诸宗元《中国书画浅说》、梁启超《古书真伪常识》等。
据我所知,最近十多年来,民国作品出版一批又一批,对于那些今天读者不太熟悉的用词,有些社的版本都是一改了之的。这样也许可以避免了很多的“麻烦”。不像我们,跟大师学国学系列出版后,经常会接到读者的质疑(甚至由此对出版机构大张挞伐、哀叹整个出版行业、编辑行当的堕落),说这书这个词印错了:)
“写在前面”这种说明,还只是一个概要性的说明。而且,有时候原文之误或异说,不好简单修改。后来,对民国老版书的再造,我采取了“编者按”这一形式。具体的例子,请大家参考我编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彩图增订本)、汤芸畦《中国历史故事》。
那么,《万历十五年》可不可以采取这个形式呢?
答案是:可以,也不可以。可以,是因为出编者按,作为一种编辑形式,是可以的。
说不可以,是因为《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当代作品,并非古代作品或民国作品,习惯上是不采取这种形式的。据我有限的浏览所知,现代当代的老书再版,非常多,非常多,我没见过几本是采取了“编者按”之类的编辑形式。请试想一下,读《明朝那些事儿》、《窗边的小豆豆》之类的书时,一会见一个“编者按”,是啥赶脚?
要知道,一本书,在不同的出版机构,甚至同一出版机构的不同编辑,问世的面貌都大不相同。其间文字的修改,自不必多言。我记得,曾有三联的一位编辑告诉我,三联版《万历十五年》改了好多我们老版的错误。我笑着说,是啊,这很正常。新版《万历十五年》也改了好多错,但并未改净、都改恰当了。后来在微博上也有读者指正《万历十五年》的错处,感谢之余,我发了一句感慨:世上没有一本完美的《万历十五年》。实际上,世上没有一本完美的书,正如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作为编辑能做的,就是在有重印机会的时候,尽量修订完善。
抱歉,说了这么多,似乎还没说到正题,只是首先要表明,作为编辑,我很赞同大家的意见,并努力这样去做而已。再次是要说明,编辑修改书稿,最好的状况是交作者审定(从编辑角度来说,这也是最优方案,也是最愿意选择的方案。);如果作者不审定(有这样的作者,交了稿后一概不管,编辑求他管也不管),或作者去世了,那么编辑只有自己修改,或出说明,或不做说明(根据书稿具体情况)。对于当代作品而言,编辑径改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所谓径改,那当然是编辑认定书稿本身是错的或不适当的。径改,不等于乱改。曾有个作者,其稿子有些地方被我改动较多,他很生气,说别社出他的东西从来不改,就你们中华,一个小编辑仗着手中的红笔胡改。我跟他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话,拿出他在别的社出的两本书,指出其中诸多值得商榷之处甚至错误,说:编辑省心的结果,是您的错都留在纸面上了,影响的是您的声誉,当然也包括出版机构的声誉。他听了后,很是感慨,认可了我的修改。
回到正题:海瑞买猪肉,猪肉当不当改为肉?
我的回答是:就算黄仁宇先生在世,我也要跟他说,这个地方要改。理由如下:
一,胡宗宪说海瑞为母祝寿买肉,黄仁宇先生给的史料来源是《明史·海瑞传》、《海瑞集》所附海瑞年谱以及《国朝献征录》所收海瑞传。查此三处,是作“市肉二斤”或“买肉二斤”。从忠实于史料来源来说,当改。有亲们认为,那个“肉”想而可见是猪肉啊。诸位可以自行理解,但此处只有三个来源,并没有给出直接的证据啊。
二,黄仁宇先生并未特别提出海瑞的族属,反而在海瑞这一章提到:“从海瑞家族的这个姓氏来看,很可能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引用的来源是英文版《明代名人传》(《明代名人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汉学界的一项标志性工程,2015年由时代华文推出中译本,查海瑞一节提到他的曾祖海答儿,有个括注:“似非汉人。”)。鉴于这种情况,为避免引起可能的误解,也没有必要改上述史料中的“肉”为“猪肉”。
我想,黄仁宇先生应该会听从我的意见吧。
至于海瑞是汉非汉,大家都可以讨论。不管如何说,有个事实就是,从知识界到普通读者,很大一部分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非汉族论。如:撰写《明代名人传》海瑞一节的历史学家房兆楹先生(插个花絮:史景迁就是在房先生的葬礼上与其未来的妻子相识的)、明史学者陈梧桐先生,还有十多年前的小编我。作为编辑,我觉得各种观点都可以争论。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不同的观点。否则,学术会有什么进步?以讹传讹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微博、报纸、杂志、图书,都是发表观点和研究成果的载体,都可以利用起来去讨论。如果我现在来写有关《万历十五年》的编辑手记,我会写:海瑞“可能”是回族。(不管如何,我没看到更多更坚实的论证,只能存疑。)
更简单来说,海瑞是汉非汉,我本来没必要关心。退一步说,就是没有这种可能的纷扰,作为编辑,我也会根据上述第一点,建议黄仁宇先生与史料出处保持一致。
如果从一个字的改动,联想到有些朋友所说的那一堆一堆的什么什么,我就想问一句:这跟大家所嘲笑的论证海瑞是回族的逻辑,有何不同呢?《万历十五年》目前的单行本有几种(大致来说,其实只有新旧版),其编辑也互不相识。只要不是外宾,就会懂得我们这些编辑,就跟大家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而已,都有一样的情绪和情感啊,也因此需要多交流,少误解。
黄仁宇先生有段话,大概意思是说,自己研究近现代史,对立的两方都不喜欢,但我是历史学家,我的立场就是站在中间。许倬云先生说自己留学美国的第一课,就是见识了美国人不盲信盲从、独立思考的精神(见我编的《历史分光镜》)。这两位先生的话,我都非常赞同。人们常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这他人,一般是说为作者服务。但也可以理解为读者服务。作为编辑,面对出版机构、作者、读者,其实也要有一个站在中间的精神。
所谓“篡改”也者,“用作伪的手段对经典、理论、政策等进行改动或曲解”。我此前写过编辑手记,现在在这里又啰嗦了半天,汇报如上,是否“篡改”,有请读者诸君明鉴。
说到底,我们编辑的工作,最终是因有了读者才有意义。所以,我也欢迎读者诸君随时来交流。还是开头那句话,书,你们读到了,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奖赏。至于如何理解和评价,交给读者诸君自己,那是每个读者自己的权利。
匆匆写下这些,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谅解。谢谢大家。
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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