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德勇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2018-3
定價:60.00
裝幀:平裝
ISBN:9787100157582
內容簡介：
這本論文集的文章多數是圍繞漢唐長安城的地理尤其是水陸交通等問題作探討，除了關涉城坊的已見《隋唐兩京叢考》外，還旁及唐以後西安城和其他交通要道，對重要文獻如《水經注》等也有所考訂，初版面世後為研究歷史地理以及研治隋唐史者所歡迎。是一部以考證見長的優秀論文集。辛德勇的成就突出表現在考證，這也是內行人的共識。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他的考證文章所以寫得好，真能解決問題，主要在於他對文獻的嫺熟，因而考證起來能運用自如，得心應手。
——著名學者黃永年先生
編者簡介：辛德勇，1959年8月生。先後就讀於哈爾濱師範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師從史念海先生和黃永年先生，1985年獲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在陝西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996）、《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2005）、《讀書與藏書之間二集》（2008）、《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2009）、《困學書城》（2009）、《縱心所欲：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2011）、《舊史輿地文錄》（2013）、《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製造漢武帝》（2015）、《舊史輿地文編》（2015）、《祭獺食蹠》（2016）、《中國印刷史研究》（2016）、《海昏侯劉賀》（2016）、《那些書和那些人》（2016）、《蒐書記》（2017）、《史記新本校勘》（2017）、《書外話》（2018）等。
喜讀辛德勇的論文集
黃永年
辛德勇的博士論文《隋唐兩京叢考》由三秦出版社印行後，我曾在1993年第3期《書城》雜誌上寫過介紹文章。幾年過去，中華書局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論文集《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我因為題寫了書名的緣故，得先讀樣書，喜悅之餘，不免再說些話。
辛德勇現在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學術委員，在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這一行中，被認為是有所成就的中青年學人。這本論文集的文章又多數是圍繞漢唐長安城的地理尤其是水陸交通等問題做探討，除了關涉城坊的已見《隋唐兩京叢考》外，還旁及唐以後西安城和其他交通要道，對重要文獻如《水經注》等也有所考訂，公世後自必為研治歷史地理以至研治隋唐史者歡迎，在這裡毋庸贅說。我要說的只是辛德勇取得這些成就主要依靠了什麼，順便再就此發點題外的議論。
辛德勇的成就突出表現在考證，這也是內行人的共識。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他的考證文章所以寫得好，真能解決問題，主要在於他對文獻的嫺熟，因而考證起來能運用自如，得心應手。熟悉辛德勇的人都知道。他在大學本科讀的是地理系，對文獻、對考證可說幾無所知，到讀歷史地理碩士生、博士生時才接觸了這套學問而大好之。這自然得歸功於他的導師史筱蘇（念海）先生。眾所周知，筱蘇先生是以實地考察來解決歷史地理問題而享盛名的。實則其文獻功底之深厚仍不能忽視，如所提出黃河中上游原有眾多森林使水土得以保持這個重要論點，就是掌握了大量文獻做出來的。辛德勇當年就是秉承了筱蘇先生的教誨，同時奉筱蘇先生之命聽我的版本目錄碑刻等課也起了點作用，從而在文獻上下了扎實的功夫。記得當時我正為中華書局點校元人駱天驤的《類編長安志》，此志自元以後即無刻本流傳，他看到我用的複印舊抄本，就連我的校語再複印了一部。我有宋敏求《長安志》的畢沅刻初印本，他也借去複印。凡和歷史地理直接間接有關的古籍，只要能買到，無不節衣縮食去購置（所以後來他寫文章，除查地方誌外，一般不必去圖書館，我到他家看過，確已買得很齊全）。購置了便認真讀，我看到他的常用書包括《長安志》等複印本上都有蠅頭小字的校語。他就在這些文獻包括文獻的字縫裡發現新問題，提出新看法，寫出為人們包括老一輩學者所稱許的文章。
從這本論文集裡舉個實例。從長安往東去的崤山古道上有西崤、東崤兩個地名，而《左傳》上有“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後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的話（僖公三十二年）。後者是人們熟悉的，因為它曾被加了個《蹇叔哭師》的題目收進了《古文觀止》。大概受此影響，有的專家在論述崤山古道時就認為“崤山有二，北為東崤，南為西崤”，把東崤、西崤分派為一在北道，一在南道，以與《左傳》北陵、南陵之說相一致，也就是把北陵等同於東崤，南陵等同於西崤。辛德勇在此論文集的《崤山古道瑣證》中指出這種講法有問題。他從《太平御覽》卷四二地部七“崤山”條引用西晉戴延之《西征記》中所說的：“自東崤至西崤三十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崤。”看出這東崤、西崤是在同一條東西方向的道路上，把東西二崤放到一北一南兩條道路上顯然是遷就《左傳》“殽有二陵”的牽強附會之說。
這是用文獻裡的硬史料來糾正時賢之說。還有文獻記載本身就不精確，甚至互相矛盾，辛德勇也能很好處理，合理解決。如“霸上”這個地名，由於劉邦“先諸侯至霸上”迫使秦王子嬰出降而知名。但其地究竟在哪裡，《水經注》有兩種互相矛盾的說法。《水經·渭水注》說：“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是也，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這漢文帝的霸陵和芷陽都在灞水西邊的白鹿原上，因此霸上也得在白鹿原上。這是一種說法，頗獲得後人的信從，唐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南宋王應麟的《通鑒地理通釋》以至今日頗為權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1979年版《辭海》都這麼定這麼說。但《渭水注》在下文又說：“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這高祖舊停軍處當然就是“先諸侯至霸上”的“霸上”，這裡說它在霸水東邊的霸城，則霸上又應在灞水的東邊而不可能在灞水西邊的白鹿原上。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宋敏求的《長安志》、南宋程大昌的《雍錄》都據此來個折衷，說灞水東邊的霸城和西邊的白鹿原都可稱霸上。論文集裡收了辛德勇為此撰寫的《論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和《再論》、《三論》三篇文章。主要根據《晉書·苻健載記》說桓溫伐秦“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而《苻堅載記附王猛傳》王猛對桓溫所說“公不遠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這條最有力量的史料，來論證霸上只可能在灞水東邊，並從其時綰轂長安東方的函谷關、武關、蒲津關三條道路的交會點之在霸上，來論證霸上在灞水東邊的合理性。至於《水經注》的前一說，辛德勇用《三秦記》校過，發現系酈道元移錄《三秦記》舊文時誤置秦芷陽于白鹿原而產生的錯誤。從正規的考證要求來講，辛德勇這一套不能不說已達到了精密的程度。
這裡還可以用論文集裡《考〈長安志〉、〈長安志圖〉的版本》這篇文章，來說明辛德勇給文獻本身做考訂的水準。使用過元人李好文《長安志圖》的人都知道，《四庫提要》對此書這麼說過：“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經所鋟，列于宋敏求《長安志》之首，合為一編，然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強合為一，世次紊越，既乖編錄之體，且《圖》與《志》兩不相應，尤失古人著書之意，今仍分為兩書，各著於錄。《千頃堂書目》載此編作《長安圖記》，於本書為合，此本題曰《長安志圖》，疑李經與《長安志》合刊，改題此名。”1979年我撰寫《唐史史料學》初稿時，只用沒有李好文自序的畢刻本《志圖》，也就信從了《提要》的說法。其實《四庫全書》寫本是有李氏自序的，辛德勇從影印文淵閣本找了出來，根據序中所說“書成後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為《志》設也”這句話，斷定李《圖》本系撰繪以補宋《志》，所以除此嘉靖十一年李經刻本外，同樣源出元刻的成化四年郃陽書堂本也是《圖》、《志》合刻，糾正了《提要》和我的錯誤。並從李好文友人吳師道的《吳禮部集》裡查到了得李氏贈書後所撰寫的《長安志圖後題》一文（卷一八），證明《千頃堂書目》著錄李《圖》作《長安圖記》為傳寫滋誤。
現在的書評往往流於無原則的捧場。我在上面說了這一些，是否也在為辛德勇捧場呢？我說是的，不過這捧場是有原則而非無原則的。原則者，即如實地講出這本論文集的長處。好讓有些人知道什麼才是正經的考證，真正的考證。因為這考證也者實在有點經歷滄桑。先是把它和理論對立起來，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只能講理論，把考證雙手奉送給了資產階級，說是資產階級的壞貨色，個別以馬克思主義自炫的人甚至面斥久有學術地位的老前輩：“就是這些線裝書害了你！”撥亂反正以後，這種說法失去了市場，考證工作逐漸吃香。但正由於長期把它打入了冷宮，現在重新揀起來往往不會使用，以致規矩的人考證起來也不免鬧點笑話，心術不正者則打著考證的旗號玩些亂七八糟甚至招搖撞騙的把戲。什麼一下子破譯了幾百幾千個金文甲骨文啦，用家藏的貞觀拓本破譯了《石鼓文》之謎啦，考證出孫武的出生地啦，珍藏著從竹簡抄出的《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啦，脂批本《石頭記》是劉銓福等偽造的啦，《紅樓夢》是講名叫竺香玉的女人入宮謀殺雍正皇帝啦，每出一說，必有報紙為之宣傳鼓吹，但求驚世駭俗，以取得所謂轟動效應為能事。幸好稍有識見者還不致為其所惑，這類過於荒唐的貨色正式出版問世的還為數無多。問題是正式出版問世的就都高明了嗎？很遺憾，也不見得。在所謂學術書中，仍不免充斥著搭個框架、湊點議論，在通俗讀物與教材之間的作品，很少見到以論文集面目出現的高水準出版物。
其實真正的學術成果，一開始倒多數是以單篇論文出現的，包括自然技術科學也不例外，所以在國際上學術期刊、論文集、文摘極受重視，而我國老一輩的學者如先師顧頡剛先生的成名之作《古史辨》，就只是他和人家商討古史的書信集論文集。陳寅恪先生也一向只發表論文，到抗戰期間才出了兩薄本專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中多數還是以前的論文或據論文所改寫。現在不知何故，論文集許多出版社不願出，說是新華書店不訂貨，銷不出。加上有些學校評職稱時書也比論文頂用，哪管只是抄襲拼湊的貨色。所以中華書局在此氣候中能印出辛德勇這樣一本供內行閱讀的論文集，實在如我在此文開頭說的是令人喜悅的事情。因為我認為要提高我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水準，總得靠高品質的論文和真正的學術專著；搭個框架、拼拼湊湊的所謂學術書，出得再多也是無濟於事的。
黃永年
1997年4月28日
目錄
喜讀辛德勇的論文集（代序）黃永年
論宋金以前東北與中原之間的交通1
崤山古道瑣證14
論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40
再論霸上的位置47
三論霸上的位置62
論西渭橋的位置與新近發現的沙河古橋71
唐《東渭橋記》碑讀後93
唐長安都亭驛考辨——兼述今本《長安志》通化坊闕文100
西漢至北周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一104
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126
漢唐期間長安附近的水路交通——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三147
長安城興起與發展的交通基礎——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156
漢《楊孟文石門頌》堂光道新解——兼析駱道的開通時間164
史萬歲南征路線重析170
有關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幾個基本問題177
宋金元時期西安城街巷名稱考錄183
西安碑林遷置時間新說191
唐驪山華清宮長生殿新解193
河洛渭匯流關係變遷概述197
說青州棗203
唐高僧籍貫及駐錫地分佈205
《水經·渭水注》若干問題疏證222
古地理書辨證三題240
古地理書辨證續劄——附說唐代漳州徙治龍溪城的時間248
《大業雜記》考說261
考《長安志》、《長安志圖》的版本——兼論呂大防《長安圖》271
《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的一個被人忽略的抄本304
徐霞客史事二題307
後記313
再版後記315
再版後記
這是我的第一部論文集，初版於1996年。一轉眼，已經過去二十一年了。當時只印了2000冊。很多年來，有很多讀者，說是想買這本書而買不到，希望能夠重印或是再版。但這事我自己無法做主，只能仰賴出版社的意願。
好事不怕晚，現在機會來了。商務印書館慨然相助，幫助再版。我當然很高興，也很感激。
重看自己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這部文集，結合這部文集出版之後自己所做研究的體會，在治學的一般方法方面，有一些思考，我想寫在這裡，供各位讀者參考。
總的來說，這些初涉學海時候的習作，與現在自己的文章相比，顯得要稚嫩很多。首先文句很生澀，行文也很拘謹。同時，很多論證都不夠豐滿，還頗顯局促。對於我這樣一個既缺乏天賦、又無家學相傳和沒有文科教育基礎的初學者來說，這應該說是必然的。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有一些論證，存在很嚴重的缺陷。在這一方面，《唐高僧籍貫及駐錫地分佈》一文，尤為突出。
這篇文章，本來就只是做一個很表像的資料統計和說明，即使不存在什麼瑕疵，也沒有什麼深度和難度。要是在今天，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寫這樣的文章的。說實話，當時也不是我想寫，這是業師史念海先生指派給我的任務。那是我讀博士學位期間的事情。史念海先生當時計畫組織一項唐代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而我為拓展史料閱讀的範圍，正翻看一些史傳類的佛藏著述，於是，史念海先生就指示我嘗試寫一下唐代高僧的地理分佈問題。
直到現在，我也根本不懂佛教。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寫不好的。問題是這篇文章不僅沒有學術深度，就連基本的統計方法和對統計結果的說明，都頗有問題。我從小就數不過來數，很害怕做計算。越怕，也就越做不好。因為討厭計算，所以上大學報的是文科，誰知又被錯招到理科，而我最終還是逃到了文科研究領域。因為笨，就慢慢數算，結果是文中以圓餅形式表現的高僧籍貫和駐錫地分佈圖，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這也是這篇文章僅具的價值。問題出在唐代前後期對比的升降幅度值上，我的演算法好像很不對頭，但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個所以然。讀者們看看就是了，對這部分內容，不必太當真。
其他一些比較幼稚的失誤，如在《崤山古道瑣證》一文中，我舉述光武帝劉秀以“璽書”慰問將領馮異事，來說明馮異一軍與劉秀不在同一條路上，所以才需要使用“璽書”，而不是當面表明他的美意。現在才知道“璽書”本是鄭重其事的一種禮遇形式，而不是離得遠才需要寫的書信，我這條證據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儘管存在這樣一些問題，但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這部文集中各篇文章的基本結論，並沒有太大問題，大致都是可以成立的，論證的過程也是比較合理的，所以仍然願意再版印行此書。當然，有些文章的內容，可以做出更好的修訂和補充，比如《〈水經·渭水注〉若干問題疏證》一文對漢長安城諸門名稱的考證，最近我在《海昏侯墓園與西漢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形態》一文中已經做了新的訂定；又比如《西漢至北周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一文所論證的漢長安城北出通路，新近發現的漢代渭河古橋遺址，也可以對傳世文獻的記載做出重要補充。
歷史學是一門人文學科，而人文學科一項很強的特點，就是因人而異，往往各有各的特點，很難說出一個統一的道理。就我個人而言，在讀研究生之前，幾乎一點兒基礎也沒有，腦袋裡是一片空白。這樣，讀研究生後被導師逼著寫論文做練習，根本不可能做大問題，只能隨手做一些小問題，碰到什麼就做什麼。
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做的問題雖小，費的力氣卻往往很大。這主要是因為做小問題，通常需要查閱很多苛細的史料，需要動用一些做大問題時無需多加理會的史籍。對初學者的好處，一是可以擴大史料閱讀的範圍，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瞭解史籍，熟悉史籍；二是可以更好地幫助初學者養成對史料的敏感性，注意在讀書時關注細節；三是這種對細節的關注，會使初學者深切地意識到自己與古代社會之間的距離和隔膜，為更好地認識過往的歷史，我們需要學習很多很多方面的知識，具備很多很多基本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大學歷史教科書上那一大堆抽象乾癟的概念。
隨著年齡的增長，讀書範圍的擴展，一些從事小問題研究的學者，不同程度地會轉而關注和研究一些更大的問題。實際的做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研究宏觀性、全域性、通貫性的問題；二是看起來似乎還是研究很具體的小問題，但在很多時候，事實上已經超越所研究的具體對象本身，是在一個較大的背景和一般性認識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個別的疑難問題，並盡可能闡釋其普遍性意義或典型特徵。不解決這些疑難的個別問題，所謂大問題，就會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缺乏支撐，成為空中樓閣。這看起來似乎還是小問題，但實際上卻是在解決大問題。清代第一流的歷史學者錢大昕，主要採用的就是後一種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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