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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一：“要5元不要200元”的价值取向
春节，我的父母给10岁的犬子200元，犬子断然拒绝：“给我5块钱，我要！200块我不要。”爷爷奶奶问其缘故，他说，“您们给我200块，我妈妈照单全收，等于我一分也没有，5块钱，我妈妈不会拿去，我可以自由支配。”我寻思，这小子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
我们当下对于文本解读的价值取向就好比这个故事。不同的是，我们漠视语文素养的形成与提升，而在考分和所谓优质课堂上鞠躬尽瘁。
十多年来语文考试模式的影响，使教师忽视“文本解读”，普遍存在着以做练习代替学语文的状况。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变成了枯燥无味的练习课，急功近利地想通过做练习来提高应试成绩。课程改革以来，有的人又试图以弘扬人文主义为借口，追求一种表面上热闹非凡的人文语文课，实质上又再一次抛开了文本价值，同样也是非常可怕的现实。比如《安塞腰鼓》一课，声光电样样俱全，热闹之极，重点讨论“腰鼓的韵味与丝竹管弦乐的异同，与西洋乐的异同”，这样的课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究竟有何裨益呢？
【出路】
林语堂这样昭示：真正有益的读书，便是引领我们进到这个沉思境界的读书，而不是单单去知道一些事实经过的读书。“文本的解读是以理解、解释和建构文本的意义为目的的。在解读中就必然使读者与作者以文本为媒介发生心灵碰撞和灵魂的问答。”（德国哲学家胡塞尔）
例如，如果对于《蒲柳人家》的解读凝固在“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的风景习俗、世态人情”的表象上，是很难把学生携带到“一个思考和熟虑的世界里边去”的。由此，笔者继续沉思：我们该怎样坚守“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我们坚守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全部都是先进文化吗？其一，何大学问逼孙子读书这件事深刻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性。因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他们的灵魂上烙上了深刻印记；其二，孝道作为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教化无可厚非，但是当它作为“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强势”时就该被打倒。何满子厌恶“旧学”渴望“新学”，是不是对爷爷的叛逆和不孝呢？其三，故事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也牵涉到民族自尊与民族自卑的冲突问题、世界大同与狭隘爱国的冲突问题，是不是该“记住历史，忘记仇恨”呢？
比方二：“没有比老猫更强大的”的思维方式
“太好了！”小老鼠跑进来对大老鼠说道,“你要知道啊,如果狮子把猫逮住了,我们大家都可以跑来跑去玩了。”“亲爱的，”大老鼠说，“你用不着那样高兴，还不是一场空欢喜！如果这两个家伙打起来，狮子一定要送命的，再也没有比老猫更强大的了。”
我们对于文本解读的思维方式与故事如出一辄。“中国人思维方式一个最根本特点就是‘崇圣性’……似乎只有拿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过去的东西，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才理直气壮，才可能找到真理。‘崇圣’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当然是对陷入窠臼者），其错误是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摘自网文《应该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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