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孔子所谓“知天命”的年龄,算是标准的“中年男子”了。白居易也在四十七岁的时候,仔细思考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作了一首《浩歌行》:
天长地久无终毕,昨夜今朝又明日。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几年,把镜照面心茫然。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
朱颜日渐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
冯唐在文章中感叹自己“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白居易说“昨夜今朝又明日,不觉身年四十七”,两人虽然所用文体不同,但步入中年以后对青春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无措之感,大约是相似的。只是相对于冯唐“活得不油腻”的理想,白居易更在意的是“青史功名在何处”,所悬鹄的更高,在现实面前的挫折感也就越强。
今天的中年人,生在医学昌明、吃穿不愁的时代,所忧之处在于因多吃少动而变得“油腻”;而在唐代,生活条件大不如今,人过中年以后,食欲降低,身体衰败,“油腻”跟他们根本沾不上边。那么,千年前的唐朝人面临着哪些“中年危机”呢?
身体危机:头童齿豁眼昏花
人们警醒自己已经步入中年,最早的契机总是来自对身体变化的体认。中国古代医学,认为人的生命力与精力,主要来自“肾气”,而牙齿和头发的盛衰,则是“肾气”强弱的直观体现。《黄帝内经》中说男子八岁时肾气最为充盈,因此“发长齿更”;二十四岁肾气平均,故此牙齿坚固,智齿长成;但到了四十岁以后,肾气逐渐衰弱,便会“发堕齿槁”,就此步入衰弱。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唐人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稀疏、牙齿松动掉落时,总是非常沮丧的。
潇洒豁达如李白,也免不了鬓边生白的一天。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老,他找了一个空闲的下午,对着明镜,用镊子将白发一根根拔去,却发现拔去白发之后,头发也所剩无几了。他写诗向朋友元林宗诉苦,说自己“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中年之悲跃然纸上。
对身体变化极端敏感的白居易也常常为自己的头发长吁短叹,他在四十六岁时写了一首《因沐感发寄朗上人》,说自己在沐浴时发现头发的情况很不妙:“渐少不满把,渐短不盈尺。况兹短少中,日夜落复白。”万念俱灰之下,白居易甚至想直接落发为僧,遁入空门。这样的想法,倒与如今中年人为避免脱发之苦,刻意以光头示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白居易像
白居易一生的好友元稹,同样深受着脱发的困扰。他三十岁当上监察御史,意气风发,当时白居易鬓边初生白发,寄诗过来诉苦,元稹还安慰他说“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异少何为”,认为中年与少年一样,都可以努力前程。但是不久之后,元稹因为得罪了朝中宦官,被贬到南方,流落荆蜀十年之久,除了在身体上步入中年之外,心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四十岁那年,元稹在四川通州为官,兄长给他寄来一顶白色的头巾,元稹试戴之后,竟然发现头巾已经无法扎住头发,于是作诗感叹“病瘴年深浑秃尽,那能胜置角头巾。暗梳蓬发羞临镜,私戴莲花耻见人”,不但不愿意外出见人,连在家中揽镜自照的勇气也失去了,全然没有了三十岁时不惧老境、意气风发的模样。
唐代男子多留长发,官员佩戴冠冕时常常要用头巾将长发包起,再将冠冕罩在上面,因此与其说冠冕是戴在头上,不如说大部分是戴在头发上,唐代文官常用的进贤冠尤其如此。所以,如果头发稀疏,无法用头巾包起,那么冠冕在头上就会摇摇欲坠、滑稽可笑。
唐代文官的进贤冠
白居易晚年时就曾感叹自己“佩委腰无力,冠欹发不胜”,他的朋友刘禹锡也说自己“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诗圣杜甫在中年时遭逢安史之乱,在对国家危难的担忧下,本来就稀少的头发更是“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到了乾元元年,四十七岁的杜甫再度回到长安时,已经是“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了。同样在中年之时就深受秃顶困扰的还有韩愈。元和元年,年仅三十八岁的韩愈因为得罪了当权的大臣,被贬为阳山县令,又转为江陵法曹掾,遭受巨大打击让他壮志消磨,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冠敧感发秃,语误惊齿堕”,提前换上了中年心境。
不过对于韩愈来说,比起脱发,更值得担心的是牙齿的掉落。韩愈三十五岁时就开始落齿,他在写给朋友崔群的信里,说自己“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对自己中年的衰弱充满了担心。一年之后,落齿的势头变得更为猛烈,韩愈为此写了一首《落齿诗》,说“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并根据“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的说法,认为自己已经命不久长。幸好不久之后韩愈及时止住了落齿的趋势,不过在此后生命中,他再也不能吃坚硬的食物了。十年以后,他写诗给自己年轻的弟子刘师服,诗中说“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自己则是“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文字中充满了中年男子对年轻身体的羡慕之情。人过中年之后,常常是头发与牙齿同时步入衰朽。白居易在写于四十岁的《自觉》诗中说“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所为“二毛”指头发分出了黑白两色,而“齿落”则是和韩愈一样,掉落了臼齿。
在白发、脱发与落齿之外,唐代中年男子另一个共同的身体危机是眼病。白居易在四十一岁时,就已经“病眼昏似夜,衰鬓飒如秋”了。到了四十四岁时,被贬江州的白居易,给同样被贬江陵的元稹写了一封信,后世称为《与元九书》,信中除了阐明自己“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著名文学主张之外,还述说了自己日益糟糕的身体状况,不但“未老而齿发早衰白”,而且“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眼花又进一步加剧了。对于一个文人来说,眼睛不能视物,既影响读书,又影响写作,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难怪白居易在初得眼疾之后,大为沮丧,自觉此后“除却须衣食,平生百事休”,文人生涯就要结束了。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也时常受到眼疾的困扰,他在一首写给眼医的诗中,说自己“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眼睛的不便,会体现在生活得方方面面,让人很容易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无能。
心理危机:生不成名身已老
身体的衰颓固然惊心,心理上的消沉则更为沉重。那些曾在年少时怀抱非凡梦想的人,步入中年后经受了生活的残酷打击,便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杜甫曾“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因才华横溢而备受长辈称许,自己也非常骄傲,只愿意与高适、李白这样的天才结交,在酒酣耳热之后,环顾周围,只觉得“俗物都茫茫”,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但是当他来到长安,满怀信心想要依靠自己的才华“致君尧舜上”的时候,却接连碰壁,转眼间已经年届四十,却仍然毫无功名。此时的杜甫虽然刚到中年,却将自己称为“杜陵野老”,被他视作“俗物”的人,如今“赤县官曹拥材杰,软裘快马当冰雪”,而杜甫却仍然处在“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的状态,只能转而内省,怀疑自己是否只是一个“疏顽临事拙”的迟钝愚蠢之人。八年以后,曾经短暂进入朝廷中央,旋即再度遭贬的杜甫,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求官的梦想,首先找一个能够帮助自己和家人脱离饥贫的工作。他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带领一家南下,在经过甘肃的同谷时,已经到了拾橡子糊口的境地。这样的处境,让杜甫再次怀疑起了自己的能力,除了感叹“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之外,他还写诗自嘲“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在诗中,杜甫简直已经变成一个浪迹山林的野人了。
韩愈年少时科场得志,二十四岁就当上了状元,文章也受到了当时人的追捧,但是在这片刻的辉煌之后,他的仕途便一直不顺。到了元和三年,四十岁的韩愈仍在做国子博士,丝毫看不到提拔迹象。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名篇《进学解》,通过学生之口嘲笑自己“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付出了无数的精力和努力,最终却“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不但没有依靠学问致身通显,反而落得“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面对这样的状态,韩愈也只能自我反思,将当年文章天才的光环逐渐褪去,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能免遭朝廷嫌弃,拿到一份俸禄,就已经谢天谢地,也就不追求更高的地位了。
元代书法家鲜于枢书写的《进学解》
贞元十九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三十二岁的白居易同时考上了书判拔萃科,又同时做了秘书省的校书郎,两人都是少年得志,才华横溢,前途无量。但是不久以后,两人的仕途分别遭到了重大打击。元和十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因为得罪了权贵被政敌攻击,外放为江州司马。白居易本已在中央立稳了脚跟,忽然遭遇这样的贬谪,心情落至低谷,到达江州以后,他写了一首《谪居》诗说:“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史。逢时弃置纵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将遭遇贬谪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不才”,同时又深深为自己身体的衰弱而担忧。在这样的低落心境中,白居易改变了年轻时关心时局、热衷政事的性格,认为“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开始潜心著述。而早在五年之前,元稹因为做御史时过于正直,得罪了太多同僚,被贬谪到江陵,后来又去了四川通州。四年以后,他在一封寄给白居易的诗中,形容自己当时的境遇是“五千诚远道,四十已中年。暗魄多相梦,衰容每自怜”,心情也已低落到了极点。
幸运的是,他们熬过了中年的低谷之后,大多都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杜甫依靠朋友严武在成都定居,还营建了自己的草堂;韩愈因为文才被皇帝关注,重回中央任职,不久就做上了皇帝的秘书;在元稹写下“衰容每自怜”之后一年不到,他和白居易便一同被调回了中央,先后做上了中书舍人,最后元稹还一路晋升,最终当上了宰相。当他们时来运转之后,再回头看看中年困顿时的抑郁之情,一定会觉得轻松而释然了吧
应对之法:遇事知裁剪,操心识卷舒
以上所举的几位,都是唐代士人群体中才智最为出众的人物,然而即使是他们,到了中年之后,依然会为了身体的衰颓和事业的困阻而意志消沉,甚至自我怀疑,可见中年危机在人群中是多么的普遍。那么在面对中年危机时,唐朝人又有什么好的应对之法呢?
在上文提到的白居易所作《自觉》诗中,白居易在叹息自己“形骸日损耗”之后讲到了一位与自己同年出生的崔舍人:“同岁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与貌,衰盛随忧乐。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白居易认为,面对中年的来临,恐惧退缩只能让心情越来越坏,我们应该安然接受身体与心理的转变,以乐观的态度,迎接新的生活,“不畏复不忧”,自能安然度过危机。白居易在此后的人生中,也时常践行着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论多么艰难都努力为自己找到排解的理由,比如文章开头写到的《浩歌行》中,白居易在感叹自己“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后,又说“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既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青年早逝的英才也并不少见,能不受饥寒地活到中年,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又有什么好过度忧愁的呢?正是有了这样的乐观心态,白居易硬是以衰弱多病之身,活到了七十五岁高龄,那位与他同岁,“容光方灼灼”的崔舍人崔群,反而还比白居易少活了十五年。
除了保持乐观的心情,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全心投入,并能从中获得价值感的事业,也是应对中年危机的好方法。韩愈在四十五岁尚为国子博士,还不断遭到攻击和排挤,他虽然郁闷,但并不绝望,因为还有一份重要的事业等着他去完成。当世之人追求的是功名利禄,而韩愈追求的则是“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他立志“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而所谓“吾疆”与“吾陂”,就是他欲以之匡正天下士风的载道之古文。正是有了这份坚持,韩愈才可以锐意于儒道复兴和文章改革,成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文宗。
最后,懂得有所舍弃,遇事不要太过斤斤计较,也是唐人对中年人提出的重要建议。晚唐诗人杜牧在度过了“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年少轻狂之后,也曾身陷中年危机,他感叹中年之后诸事芜杂,“只言旋老转无事,欲到中年事更多”。在四十岁时,更由中央官员被外放为偏远的黄州当刺史。愤懑之余,杜牧写了一首《自遣》诗,为自己中年以后的生活订立了几条规则。第一条是“闻流宁叹吒”,听到骇人听闻流言不要立即相信惊叹,是要小心求证其真伪;第二条是“待俗不亲疏”,面对所有人时都要公平对待,不要有亲疏差序;第三条是“遇事知裁剪”,碰到芜杂繁忙的事务要根据轻重缓急,有所取舍;第四条是“操心识卷舒”,不要对任何事都费神关照,而是要保留精力,劳逸结合。归结起来,这四条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那就是对一切都看淡一些,多一点放松,少一点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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