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的碉楼就是一部迁徙史、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它曾是羌人的哨兵，守护着羌人的土地、财产和生命，现在，碉楼守护的是羌人的文化、民俗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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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以功能可分为战碉、哨碉、界碉、风水碉、官寨碉。分石砌碉和夯土碉。碉的建筑，以石碉为例：选好地基后，先深挖基脚，用大石下垫基础，每边墒厚三尺，就地取材，用毛石、片石，相互错落搭接，“横压筋，顺压脉”，上下石石错缝，用小石片楔垫平，黄泥粘土为粘合剂，下大上小逐层收分垒砌，层间墙内里横木作墙筋。墙体下宽大，上窄逐渐内收成台锥形。每层高一丈，层间用横梁相隔，铺木板，留上下楼梯口置独木梯，碉底层全封闭。外面用独木梯上下，可抽上二楼放着。二层设小门能进出。自二层起四面开窗，内大外小的竖式条形窗，俗称“罗汉窗”。以作通风、隙望和射击弓箭用。最高顶处设置箭垛四个，放置若干石块，在紧要时可向碉下投石块打击敌人。有的碉底预埋有陶料水管，暗通水至碉内有进水洞和出水洞。一旦有外族侵扰时以高碉为中心构成整体防护体系。各家只要紧闭大门，以房顶抗击来敌。而且还可以用暗巷、暗门向中心碉集中。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没有火器的情况下，这显然是可靠的防御体系。
北川羌族自治县西北，片口乡，至今仍遗留着一个巨大的古堡群。分为上中下三堡，共占地1.6万平方米，统称为“永平堡”。如今虽仅存断壁残垣，但藉此仍可遥见当年规模之大。
400多年前，这里曾驻守着明军的九千精兵，与其东边的伏羌堡、伏地堡，分路扼住了片口地区向东边平原的要道。
永平堡的中堡，有一座何公生祠。何公为何卿，明嘉靖时的松潘提督佥事。当时的片口，是东边的平原地区通往西边松潘、茂州（今茂县）的必经之道，虽“羊肠一线，马不列行，车不方轨”，却是一条重要的军事补给。
在他之前，居于今北川、平武一带的羌人，以片口为中心，称为“白草番”。白草番“部曲素强，恃险阻，往往剽夺为患”（《读史方舆纪要》）。“凡有粮草经行，劫杀无虚日”。由是，与官军战事不断，到嘉靖时，白草番攻入石泉（今北川）县城，即达七次。
嘉靖二十六年，何卿与巡抚张时彻决定彻底解除这个大患。史载，他“提锐卒九千”对白草番发起了进攻。而据北川学者赵兴武考证，何卿用兵远不止九千，三路人马共达三万七千人，而在当时整个北川县也不过两万余人。何卿的意图，是要保证此地一百年的安定。
经过走马岭一战，何卿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讨擒渠恶数人，俘斩九百七十余级，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获马牛器械储积无算”。
由此，番地收入石泉县版籍，番民“愿为编氓”，“变易番姓，从习汉仪”。
何卿彻底慑服土著的一个手段，是遍设关、堡、墩、台等军事设施，如锁链搬扼住羌人进出的通道。而另一手段，则是毁掉其所居住的碉房，因为它既是羌人平日居住的房屋，也是战时据守的堡垒。在《明史》中多有此类记载，如万历时明军平定叠溪杨柳羌，亦曾“毁碉房千六百有奇”。
于是，清道光年刊行的《石泉县志》记载，自何卿平番之后，“青片、白草碉楼皆空，一望民居皆耕作之土也。”
族群的哨兵
在今日的茂（县）汶（川）理（县）一带的祟山峻岭间，不时进入眼界的碉楼，仍是羌区最耀眼的标志。
秦末汉初，羌人由西北来到岷江上游开垦土地，从游牧渐而转向定居。与此同时，他们抛弃了游牧时的帐幕，一座座取石为材的“碉楼”在高山深谷间矗立起来。
到了汉代，对此已有了最早明确记载。《后汉书?西南夷传》写道，此地的冉“馬龙”（注：“馬龙”为一个字）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
高十余丈的建筑，显然其意并不仅是为了居住。建筑史学家季富政分析，有的碉楼一层作畜养，二层作卧室，三层贮存，再上诸层作防御，已为私家居住与防御的统一体。
《蜀中广记》对此的解释是，这种建筑形式是因为当地的“夷人”“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为居以避患”。《隋书?附国传》中记载：“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
《后汉书》中所言邛笼，是羌式民居中数量最大者。北宋的〈寰宇记〉进一分细分为，“高二三丈者谓之鸡笼（即邛笼），十余丈者谓之碉，亦有板屋土屋者，自汶川以东皆有屋宇不立碉巢”。
此间所言的建筑形态，在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全部存在。
羌人的守护者
在羌人的数千年历史，历来都是在战争中寻找自己的生息之地。他们作为战争的失败者由西北草原来到岷江的高山峡谷，然后以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羌族史诗《羌戈大战》里述说：在远古的时候，羌人的祖先原住在西北的大草原。忽然一天，有支“魔兵”从北方杀来，羌人抵挡不住，节节向西南败退，一直退到现今青海和四川交界的“补尕山”才稍微缓和下来。但接着“魔兵”又追赶了过来。
羌人祈求天神帮助。天神用三块白石变成三座大雪山阻挡住“魔兵”。
接着九支羌人在首领“阿巴白构”率领下来到松潘草原居住。可他们又在这里遇到一种叫“戈”（戈基）的人，并且发生了争斗。羌人屡战不胜，又祈求天神帮助。在天神授意下，羌人用白石和藤条打败了戈人，又逐渐向南移居岷江上游茂县一带。
布瓦寨土碉正立面。图/李富政
作为战争与环境的产物，碉楼成为羌人（也包括杂居此地的其他少数民族）抵御外敌的堡垒。以石块经年砌成，建筑之坚固可留存数百年，内部可以贮存大量食物，窗口小而内宽外窄，适于了望和对外射击；通常立于寨内外高处，百里之内可一览无余，利于发现侵入者并示警。且碉与碉之间常有暗道相连，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堡垒群。
法国女探险家弗德瑞克用了8年时间穿行川藏地区，并取下当年建碉楼时所用的一些木头样本送到美进行碳14检验，已检测57座碉楼，结果总是有150年的误差。最古老的约有1200年历史，最年轻的也有500年历史。大多数羌族碉楼无法测出准确的年代数据，因为其木样检测结果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时代,这是因为它们的主人一直在不断使用和修缮这些碉楼。
正因碉房于羌人如此重要，所以修建碉房是一件神圣的事，必须要由释比来选择地点并主持仪式。在汶川龙溪乡阿尔村巴夺寨，有一座被废弃的碉楼，仅仅修到第三层。据当地人听老辈人讲，在建到第三层的时候，修建工具由高处落下，工匠认为此系不祥之兆，未再往上建，废置至今，现仅用作仓库。
而从建筑学的角度，根据季富政的研究，以碉房为代表的羌建筑，并不是其先民们移居岷江上游后的全新创造，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建筑的三原色：帐幕、窑洞和干栏。前两者是早年居于西北的形迹，而后者则是与汉文化交融后的产物。
季富政将这种古风遗留的建筑元素，称为“非常了不起的建筑活化石”。
而从功能角度，它是羌人的守护者，千年来守住了主人最后一块生存空间，且是羌人“性质直，俗尚刚劲”的见证。
碉楼之变
由帐幕、窑洞到碉房，浓缩了羌人几千年的演进。然而接下来的大变，仅仅发生在几百年。
如果说，片口的碉楼之毁是出于军事的高压，那么接下来的变化，则更有意味。
百年前的同治年间，在片口相邻的青片正河，有杨姓人家外出归来，借鉴汉式建筑修了三间穿斗结构房子，传到县令耳里，特地为其送匾，上书“修民之立”。
此匾至今尤存，它或许说明，在那个时代，此地建筑当时仍为羌人旧制。故杨氏的革故鼎新，才会受到县令的特别嘉奖，以鼓励乡邻们效法。
北川学者赵兴武说，知县的奖励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在那一带，直到七十年代，主要仍是传统的碉房。但七十年代后，村民们自发开始了革新。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们自行拆掉碉楼，建起了吊脚木楼。
显然，在新的年代，羌民们已不再需要以碉楼之固来备战防盗，而与石砌的阴冷潮湿，小窗的昏暗相较，舒适敞亮的汉式民居，更为经济实用。
同样的变迁发生在茂县太平乡的牛尾寨。牛尾寨，原居于高山之中，以石碉房为主，从1998年开始，村民们自发向河谷搬迁，村长说，这是因为村民们觉得高山上没有发展前景，“落后了”。于是106户，510人陆续搬到了岷江河谷。
他们新筑的房子采用了汉式的前后人字斜顶，虽然外墙贴有羌式的石片，而内部已多为砖砌。显然，这是因为湿暖和河谷，改变了房屋的形制。
但从去年开始，龙村长带头，把自家新修的房恢复成羌式的左右人字屋顶。牛尾寨还特意修筑了羌式的寨门，这是为了以羌人的特色吸引游客。
震前的汶川县布瓦羌寨。图/余茂智
千年变局
如果说迄今为止的羌建筑数千年演变，还是出于世易时移的自然进化的话，那么“5.12”大地震，则高强度地考验这种千年的建筑活化石。
行于茂汶的公路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量高耸的石碉，或倒塌，或折损。
海拔1970米的萝卜寨黄泥夯土建筑，与布瓦的黄泥碉，是羌区仅有的两处黄泥建筑群，是世界上最高的夯土建筑群。地震之时，据目击者说，只见一朵黄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数百座黄泥碉房已全部倒下。
布瓦寨位于杂谷脑河与岷江交汇的布瓦山上。原寨中共48个碉楼，其中石砌碉楼12个，土夯碉楼36个，均系清代所建。现仅存的3个黄泥碉，地震后只存三分之一。最高一座碉楼原29米，现只有11米。
这些碉楼或碉房，不少已存在成百上千年，身处于地震频繁的龙门山断裂活动带而存留至今，应该说历经考验。
但可以初步看到的结果是，羌族传统的黄泥和石砌建筑受损惨重，一些经历过叠溪地震的石碉，也折损颇多。相对照的，汶川城内的现代建筑，虽然内创颇重，但多数并未倒下，当地人将其归功于七级地震设防。
于是，地震让这些拥有两千年传统的建筑，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修旧如旧，还是应时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