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谁主沉浮 ！ （转载） 作者：维舟  

 

亚洲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整合程度最差的一个大洲。如今，一场对亚洲盟主的激烈竞争中，三个主要的大国都决心争取到与自己的文明相称的应有地位。它们雄心勃勃，又都表现出一种可笑的自命不凡——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打成了平手。

一、谁是老大？

作为中国人，北京政府领导人似乎从未设想过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可以指望取得亚洲的领导权。……即使在1962年，当时大跃进已经失败，中国的经济遭到困难，对北京的纯正的共/产/主/义者们来说，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然而印度人，尤其尼赫鲁，却显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同中国平起平坐，甚至要高出中国一头。——Neville Maxwell《印度对华战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那些年里，曾是近代亚洲难得的团结岁月。那时，英法等欧洲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已经在斜阳中缓缓落幕，新兴力量的各国沉浸在殖民主义退潮的热情和喜悦中，他们声称发现了亚洲兄弟之间的可贵友情——虽然这种友情事实上从未在亚洲各政权间存在过。

三个主要的亚洲大国间从未有过这样的蜜月：印度和中国已经达成历史性的和解，印度不但在联合国为遭到西方封锁的中国慷慨直言，而且于1955年和中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宣言”，他们看来有望不但成为亚洲国家的新轴心，甚至可能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轴心。至于日本，虽然与美国有准同盟关系，但民间对中国的好感处在近代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虽然二战中也曾在加尔各答胡乱扔过几颗炸弹，但日本与印度之间基本没有那种难以解开的战争恩怨。

这种日子在十年之内就结束了。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他们很快发现了彼此之间那种令人不舒服的情绪，这一点在此后的岁月里，越来越无法用友谊来掩饰过去了。

印度第一任驻华大使潘尼迦就任后，很快就体会到，他的驻在国对他的国家是颇为瞧不起的。事后他回忆当时中国对印度虽然真正友好，但多少有点以前辈自居。“这种态度就象一个社会地位已经确立的老大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兄弟所采取的教导态度一样。印度的独立是受到欢迎的，然而，中国作为世界大战后被公认的亚洲大国，指望印度懂得自己算老几，这是不言而喻的。”

毫无疑问，在印度看来，遭受这样的对待是有损于自尊心的。尼赫鲁一度抱怨：“印度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国家，即使它讲话的语气可能比较温和。”——这句话正好证明了印度实际上并没有像他们自己所期望地那样被主要国家严肃地看作是新亚洲的支柱。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影响印度的自负。在1962年边境冲突之前的岁月里，中印双方不断因这种膨胀的自尊心而表现出一种对对方而言不加掩饰的傲慢。《印度对华战争》的作者不无讥讽地说：“中印双方对于谁应当更加尊重谁这种以老大自居的矛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现。”1960年代，日本人到南亚投资，印度一个高级领导人对来宾们说：“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印度则在其他方面是个大国。”对日本人来说，这一说法不但傲慢，而且奇怪和气人，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是其他伟大的必备条件。

那么日本人呢？对他们来说，亚洲历来仅仅指中国而已。在近代西方势力的重压下声称要“脱亚入欧”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其实并没有严肃地将自己看作是亚洲的一员——相反，那是自己羞于与之为伍的一群野蛮国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1898年就提出“亚洲盟主论”，并将这一使命毫不客气地赋予自己。1895年，年轻的记者德富苏峰声称，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是日本的使命，日本应当“跟罗马当年在欧洲和地中海一样，给东亚其他国家和南太平洋带去优越的政治制度。”

直到今日，大部分日本人“不管南亚和东南亚将来的形势如何，他们通常总是给日本在那里保留一个起超级作用的地位，至于如何把自己摆在别人位置上去考虑，他们又显得才能很差。”（Lawrence Olson《日本在战后亚洲》）

1961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回国后极力声称：“亚洲把日本看作是一个先进的老大哥。”就此，当时的观察家讥讽道：“其实他应当再加上一句：听得更多的批评是，老大哥可没有把更多的实物给他的小兄弟们。”当然，这种自我粉饰和自我强化的印象，也不是日本的独家专利。1988年，一项日本的政府研究建议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让日本政府部门来担任“亚洲的大脑”，来指挥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当时他们的信心膨胀到了极点。

时间所能改变的东西，有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40多年后的今天，打开任何一个国际政治的网上论坛，都可以发现充斥的帖子，毫不留情地耻笑印度和日本的这种自命不凡，但在这种不加掩饰的斥责中，很少人注意到，这本身就暴露我们的自负——我们的确从未严肃考虑过，亚洲的未来竟能不由中国的主导。如果中国丧失这一天然盟主的地位，对多数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国耻。

二、中日争雄：另一场零和游戏？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日关系的一再降温无疑是东亚最重大的外交课题。从长远来看，其影响甚至超过两岸初步和解以及朝鲜核问题。因为这两个最主要的东亚大国之间的争吵正在左右着本已不明朗的地区未来。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日本正在怀着前所未有的敌意揣测中国的意图：在它看来，中国的反日、东海油气之争、阻挠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东亚峰会与日本争夺主导权，包括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强烈姿态，其用意都是为日本成为“普通国家”设置障碍，并阻挠日本对亚洲主导权的努力。

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一思维的驱使下，使日本的右翼不惜一切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强硬立场。以参拜靖国神社为例，在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极右翼看来，这仅是北京政府的牵制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真实目的是使日本在历史问题永世不得翻身。因此，他们断定这不是北京的原则问题，假如国家利益因这样的冷却而受伤害，北京自然会采取缓和姿态——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估计，如今中国的民意实际上很难使北京政府在这一立场上退却。

双方的这一轮激烈争吵，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此彼此都以老大自居的这种高度自信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对对方的鄙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反映出亚洲历史的一个悲剧情形：即亚洲政治历来是一种零和游戏，以至于各强国都觉得老大将不会给自己留下一个满足自己利益的位置。

在东亚的太阳系中，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唯一恒星。在这一实力的主导下，东亚的政治结构一直被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15世纪西方船舶抵达日本之前，中国和朝鲜是日本事实上仅有的“外国”，日本本身也处在中国的这一华夷秩序之下。很多人都注意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这一结构就彻底崩溃，出现一个长期衰弱的中国，以及一个越来越自命不凡、从而走上危险道路的日本帝国。

然而，日本脱离中国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实际上远远要早得多。事实上，1598年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失败后，日本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在这次战争后，明朝拒绝与日本恢复外交，而日本不久也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开始其锁国政策。这一政策并不仅仅是悲剧，也具有几个难以察觉的国际政治上的重大意义：1，日本正式脱离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设定起自己的小型“华夷秩序”；2，切断国民的对外联系，进行日本文化的自我整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国学”复兴。日本自居为天朝上国，而松前藩属下的虾夷、岛津藩属下的琉球，以及朝鲜等国，成为其小型华夷秩序的对外环节。这个秩序完全是对中国模式的翻版，以至多少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德川时代的日本人经常自称“神州”、“中国”、“中朝”，甚至“华夏”；而中国则被称为“外朝”、“西土”。例如德川幕府时排外的会泽安说兰学是“养夷狄于中国”；1854年日本黑船事件后，孝明天皇的文书中说：“各国（按即各藩）尽全力，当为神州之无瑕而勤练军事。”1945年战败，昭和天皇诏书中也说到“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这里说的“中国”、“神州”都不是中国，而是指日本！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一点是：从1598年起的400多年间，日本一直脱离于中国主导的秩序之外。毫不奇怪，当面临西方的挑战时，这个体制外的国家也比朝鲜这样深受中国影响的政权要更加迅速地作出回应。然而悲剧在于，日本就像一个在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一样，当他离开重组自己的小家庭时，熟悉的仍只有自己从小浸润的那一套。

从德川时期开始，面对被满清征服的大陆，日本人认定中国文明已经衰亡，中国人已经夷狄化。国学家如本居宣长等人，毫不客气地称日本为“神州”，这种极端的使命感，在近代的氛围中遂造成大悲剧：日本自认为负有率领黄种人攘夷的特殊使命，并依靠自己的武力，将自己的小型华夷秩序赤裸裸地强加给朝鲜、台湾、甚至在它看来已经夷狄化的衰落的中国。

当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回顾，就应当知道，即使中国真的能在未来重新实现对亚洲的主导权，那么，目前的摩擦和争吵也仅仅是一个漫长的开端。毕竟，这种秩序的崩坏已有400年，那么，我们也应该采取更现实的态度，不必认为在40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重整和恢复性的艰巨任务。

三、重组中的东亚政治力学结构

作为一个在近代遭到严重伤害的国家，我们一直把自身力量的增长看作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恢复：即我们“仅仅是”恢复到历史上曾经有的、因而也是我们应有的那种地位。在这一潜意识的作用下，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剧烈增长，本身就在改变地区的政治力学结构，并在事实上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

亚洲各大国的政治家，由于其历史的原因，往往在政治思想中缺少一种均势与平等的观念，却偏执地追求“秩序”。国人在考虑国际问题时，往往本能地排斥这样一种想法：即未来的亚洲可能是几个大国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小国也都享有自己的尊严并满足自身的利益。这多少有点讽刺：因为正是我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竭力倡导多极化。轮到本地区事务时，大家脑子里设想的蓝图却是一个本国一家独大，井井有条的新秩序——其他小国也有位置，但那是我们给他们安排的位置。

这种缺乏均势和平等的意识，可能会造成国家利益的伤害。不能达到均势，就会遭到其他大国的不满；没有平等，则使多数小国反感。欧盟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分歧就是最近的例子之一：以波兰为代表的所谓“新欧洲”的中小国家出于对法德轴心主宰欧盟事务的反感，而在激烈争辩后倒向美国。

能够作为亚洲的主导性大国，是多数国人的梦想，这将证实中国真正完成其民族的复兴。然而，这不应当产生这样一种反作用力：即这一地位的获得将把我们两个有力的竞争对手：日本和印度推向自己的反面。日本已经在考虑这一可能性，即和印度结成一种政治同盟以牵制中国。但日印之间并无文化上的亲近感，也缺乏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他们结盟的紧密程度，实际上仅仅取决于反对中国的强度。

同时，亚洲并非只有地区内这几个大国，至少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离岸平衡手”——美国。虽然它的力量现在已经受到牵制，但任何一个严肃的观察家要忽视它的潜力都将是错误的。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利益，自1900年的“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一直是阻止该地区出现一个有组织的排他性力量。虽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没有打赢，但它的这一最高战略目标，实际上是成功的。击败日本帝国和使苏联崩溃，则是另两个更显著的案例。

在未来30年内，中国的力量还决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如果有这一天，毫无疑问将驱使日本和印度倒向美国，美国也将极力阻挠这一排他性的政治主张。要对付中国，美国缺乏足够的地面部队，但其强大的海军却是阻止排他性政治主张的有力武器。

时间将证明：中国要成为主导性的地区力量，最重要的是其越来越强大的内吸力——最初在经济领域，其后将轮到文化、外交、政治等领域。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实现新的融合重组。它的表现，不是控制，而是你不参加的话，就将得不到利益而边缘化。

无论哪个国家，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将是亚洲的主导大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的自负就仅仅是使本国国民陶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