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秋我做主——图文讲述春秋三百年精彩大历史（转帖连载2）

可是，周厉王的想法和我不同，他就是太性急，太在乎面子，太不讲究技术含量了，对于士民的非议，非但不会装聋作哑，反而采取高压手段，令一个卫国籍巫师组建执法大队，昼夜在镐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巡查，但凡发现谁在诽谤朝政，一律抓起来就地处决，无需报备，无需审理，也无需核准。
　　这个方法很有效，死人自然是不会再说怪话了，而活人为了避免自己一不小心提前成为死人，也只好三缄其口，不谈国事。
　　到周厉王三十四年的时候，限制言论的政策更加严厉，已经发展到了风闻奏事的程度，任何人只要被执法队员认定话语中含有讥刺国君的隐晦之意，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
　　于是老百姓都噤若寒蝉，即使在路上遇见了熟人也不敢打招呼，只相互使个眼色后便各自走路，生怕自己的只言片语被便衣特务听到后剪辑成反动语录，那就铁定玩完了。
　　这样的局面让周厉王感到很满足，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毫无羁绊地干一番事业了。有一天，周厉王得意洋洋地对召公姬虎说：“我能消除人们的流言蜚语，他们现在都不敢胡说八道了。”
　　姬虎说：“这只不过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而已。堵住人们的嘴，比堵住流水更可怕。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会伤害很多人；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
　　姬虎的话，不太凝练，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应当更加符合同学们的阅读审美观。周厉王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逼近。
　　所谓危险，有两个层面。一是名誉层面。继拒不纳谏、强征专利后，周厉王又闭塞言路，擅行杀戮，搞的完全是严刑酷法那一套，这与儒家思想“德治”、“仁政”的温和观念大相径庭，水火不容。
　　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有推行仁义道德与和睦体恤的六德和六行教育，这些朴素的思想在春秋末期经由孔夫子整理成儒家思想后，一直作为一种主流的政治理念在各国流传，西汉时更是因为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故，被汉武帝奉为至尊宝典。
　　所以，自西周以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学者基本上都对周厉王其人其事持否定态度，大加鞑伐，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典范，搞得他至今还抬不起头。
　　二是实体层面。公元前841年，因为王心戾虐，万民弗忍，镐京爆发了“国人暴动”（国人的意思不是指“本国之人”。西周时，居住在城邑里的居民称为国人，居住在城邑外的居民称为野人或鄙人。此处，国人是指镐京城内的居民）。
　　国人们受够了周厉王的粗犷式管理，自发集结起来
　　
　　，手里拿着金箍打狗棒、大环杀猪刀、霹雳平底锅和九齿粪耙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起攻打王宫。
　　周厉王下令调遣兵将实施镇压，不料臣下回答道：“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既然国人全都暴动了，哪还有兵可供调遣呢？”
　　周厉王一听傻了眼，只好带着几件褂子小衣仓惶逃窜，马不停蹄地跑到彘地（今山西省霍州市），再也不敢抛头露面。
　　和尚虽然跑了，庙可跑不了，周厉王还有大把的老婆孩子在镐京，由于失去了周厉王的掩护，他们立马就成为了国人搜捕的目标。在这群孤儿寡母中，有个叫姬静的人尤为打眼，因为他是王室的太子，中国人历来讲究父债子偿，所以他很有可能会被亢奋的国人撕成碎片。
　　姬静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并不笨，眼看没有来得及搭上老爸的末日列车，心知继续呆在王宫里无异于等死，遂赶在国人合围之前，逃到了召公姬虎的家里。
　　姬虎素有贤德，为国人所敬重，姬静评估了一下风险，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国人大抵是不会冲击姬虎家的。
　　姬静的算盘没有打错，只可惜他临时起意，这条路走得太匆忙，没留意暴露了行踪。于是，汹涌的人潮在王宫掉头，往姬虎家奔腾而去。
　　姬虎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的暴民，并没有失去智慧和勇气。他先是苦口婆心地做国人的思想工作，劝大家消消火，要不先回家去看看，水龙头和煤气阀啥的关了没有。国人们怒壑难平，非要对姬静实施精确打击。
　　姬虎独力难支，只得仰天长叹：“先前我多次劝谏天子，天子不听，以至于遭受这样的灾难。如果今天我护佑太子不周，天子将会以为我是在记恨他昔日没有听取忠告吧？待奉国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更何况待奉天子呢？”
　　叹罢，轻声嘱咐下人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牵了出来。
　　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关于姬虎这个儿子的更多记载，他留给世界的所有印记，全都铭刻在公元前841年那个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他的出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去死，冒充姬静去送死。
　　是的，狂暴而朴质的国人，并不能准确地辨识姬静，当他们把这个姬虎口中的“王太子”活活打死后，郁积了几十年的忿恨终于得到排解，那也就没召虎家什么事了。
　　国人们潮水般退去，只留下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和一个抚尸痛哭的白发老人，构成了一幅凄绝而永恒的画面。画面外，房舍内的某个角落里，姬静仍在瑟瑟发抖，我相信，死里逃生带给他的感觉，应当不止是庆幸，还有深深的感动。
　　对于公元前841年，我可以断言，无论再过去多少个世纪，这个年份永远都将是华夏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解决了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明确了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开始于何时。
　　公元前841年以前，中国历史一直缺乏正规的连续的记载，后人只能通过传说、出土文物和孤立的文字片段来追溯，很多人物、事件与时间的关系难以一一对应，因此不能把那段历史称为信史。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逐，朝中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代行天子职责，史称“周召共和”，这一年也被称为“共和元年”。
　　从公元前841年起，中国的史官们开始以编年的形式记载历史，每个朝代和每个君主的起止时间，都能完整地接续起来。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追寻祖先的足迹时，才得以如此的精准和从容。
　　周厉王的功过是非，在此我不想作过于深入的研究和过于细致的评价，毕竟那已是另外一个故事。不过，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以他被国人驱逐的真实事件作为标志而开始，周厉王倘若泉下有知，无论如何应当不会有愉悦的感觉。
　　而西周这台至今轰鸣运转了两百多年的老爷车，因为周厉王生硬的操作，愈发气喘吁吁，疲乏无力了。我们到周厉王的人生轨迹中去探寻西周终结的肇因，也就因此拥有了相当程度的法制意识和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