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百年精彩大历史（25）

第十六章 九合之始（一）


　　公元前682年，南宫万作乱，引发宋国政局动荡，一年之内连续换了三任国君，并波及到了其他国家，这为齐桓公干涉中原事务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

　　次年春，齐桓公号召中原诸侯到齐国的北杏来举行盟会，以共同协商如何平定宋国的动乱，最终到会的诸侯包括鲁国、宋国、陈国、蔡国和邾国。

　　由齐桓公主持的这次北杏会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交往模式。

　　在此之前，诸侯间无论爵位尊卑，无论国力强弱，结盟时彼此的身份是平等的，虽然不可否认有些诸侯会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同盟的意志，但他们名义上仍然是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

　　而北杏会盟，齐桓公公然以盟主自居，使鲁、宋、陈、蔡、邾五国诸侯居于从属的地位，这引发了天下各国的瞩目与思考。

　　在诸侯的盟会上担任盟主，只有周天子曾经拥有过这份殊荣，譬如敲响商王朝丧钟的“八百诸侯会盟津”，就是周武王发号施令、统一指挥的代表作。

　　春秋以来，周王室不断衰落，无力召集诸侯会盟，周天子充任盟主的盛况不再，但这并不代表周天子已将主盟的权力下放给了诸侯。

　　所以，齐桓公擅自以诸侯的身份代行周天子的部分职权，一方面说明了周王室的孱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桓管新政的作用下，齐国的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北杏会盟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是，中原诸侯对于齐桓公这种擅权的行为并不十分买账。

　　这一点，可以藉由诸侯们的到会情况得到论证。中原诸侯那么多，响应齐桓公号召参与盟会的却只有五个。

　　五国之中，鲁国属于半推半就的类型，因为鲁、齐关系目前处于时战时停的敏感期，所以鲁国虽然不甘心居于齐国之下，但最终还是不想拂逆齐国。

　　宋国迭遭内乱，亟欲取得齐国的扶持，迅速平复国内的政局。

　　陈国和蔡国是一对难兄难弟，面临楚国的巨大威胁，希望投靠在齐国羽翼之下。

　　邾国是一个小小的子爵国，小国有一条重要的外交原则就是不讲原则，谁厉害它就跟谁混。

　　其他中原诸侯，包括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国家，则统统把齐桓公的号召当做了耳边风。

　　这种参差不齐的到会率，生动地告诉了齐桓公，要想赢得中原诸侯的广泛敬畏，无论是发自内心的也好，还是被逼装出来的也好，齐国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不管如何，主盟北杏终归是齐国的巨大成就，是对桓管新政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效果的积极肯定。

　　就其场面而言，三人即可成众，齐桓公召集了五个诸侯，虽不是轰轰烈烈，却也马马虎虎将就得过去。

　　就其意义而言，北杏会盟标志着中原诸侯对齐国威权的初步认可，它是齐桓公九合诸侯的伟大开端，齐桓公一生的霸业从此拉开了序幕。
　春秋时期，地广人稀，老百姓都住得很宽敞，城邑之间以及诸侯国之间都隔着大片的荒野。所以一个国家边邑的墙砖，是绝对不可能掉到邻国的土地上的。
　　曹沫的话，运用了一点比兴和夸张的修辞手法，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指责齐国欺人太甚，肆意扩张，以至于鲁国的城郊变成了齐国的领地。
　　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当然是逼迫齐桓公在签署盟约时，就鲁国领土被侵一事向鲁国作出让步。
　　齐桓公说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斯文一点好不好，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就直说吧，用不着绕圈子了，我可以做主。
　　曹沫一字一句地说：“反鲁之侵地！”
　　齐桓公一怔，下意识地看了看鲁庄公，又看了看身畔的管仲。
　　此时此刻，鲁庄公比齐桓公还紧张，他事先也不知道曹沫会即兴发挥，临时加上这段戏码。他甚至觉得自己死定了。
　　因为，如果曹沫撕票，齐国固然会拿他鲁庄公抵命；如果齐桓公满口敷衍求得脱身后，也一定会恼羞成怒，翻脸不认人，继而关门放狗，将鲁国君臣全部歼灭。
　　齐桓公并没有纠结太久，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不会傻到和自己的性命过不去的地步，于是略加思索就答应了曹沫的要求。
　　曹沫也很爽快，立即将匕首抛到地上，朗声叩谢齐桓公，然后大步走下盟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面不改色，谈吐从容如常。
　　齐桓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收摄心神，威仪又随着呼吸回归到他的身体。回味起刚才被劫持的狼狈一幕，一股强烈的愤怒不由得涌上齐桓公心头，他盯着曹沫，双眼喷火，犹如一把机关枪在猛烈射击。
　　鲁庄公如坐针毡，被齐桓公眼光的边锋一扫，感觉人忽地矮了一截。
　　管仲在一旁察言观色，知道齐桓公已心生毁诺杀人之意，立即上前安抚，并悄声说：“被迫许下的承诺也是承诺，如果背弃了它，图的只不过是一时之快，但日后会在诸侯面前丧失信用。失去天下人对您的支持，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
　　犹如一缕柔和的月光穿窗入室，照亮黑暗，齐桓公顿时明白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抑制住心头奔腾的怒火，如约将齐国所侵之鲁地尽数交还给了鲁庄公。
　　柯地会盟，齐桓公获取了鲁庄公名义上的服从，但意外失去了此前历次战役拓展的土地。
　　表面上看，齐国这是赔本赚吆喝，其实不然，返还鲁地无损齐国战略大局，却为齐国赢得了渴望已久的信义之名（齐国一项重要的外交策略就是“结之以信”）。
　　

　　《公羊传》对此评论道：“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雄，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翻译过来就是说：要胁盟誓可以认作是侵犯，但齐桓公并没有欺骗曹沫；曹沫可以认作是仇敌，但齐植公并没有怨恨他。齐桓公的信义传遍天下，就是从柯地会盟开始的。
公元前680年春，宋国违背了北杏之盟，具体原因与表现形式不详。
　　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想象空间的是，宋国在诸侯中封爵最尊，位列公爵（周王室分封的公爵国只有区区四个，分别是宋国、虢国、州国和虞国），兼之又是先朝殷商之后，所以宋人骨子里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高气傲，总觉得自己在天下诸侯中鹤立鸡群，卓尔不凡。
　　对于侯爵级别的齐国，宋桓公也许并非真心倾服。
　　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说明宋桓公是典型的食古不化。
　　如今的政治风气早就不是西周分封之初的情景，那时候周王室一言九鼎，诸侯一般不敢轻易破坏礼法，做出出格之事。所以凭公爵之尊，宋国确实可以摆摆架子，把大多数诸侯低看一等。
　　然而世易时移，周王室创立的礼法制度早已千疮百孔，大家在外面混都是靠实力吃饭，你宋国却还擎着老祖宗的名号意淫，这不是没事找抽么？
　　当然，结合宋国历代国君的一贯表现来看，如此脑残级别的处事方式尚属于正常发挥的范畴。
　　公元前680年春，齐国召集陈国和曹国联军伐宋。与此同时，齐桓公遣使入洛邑，请求周僖王姬胡齐（周庄王之子，公元前682年即位）出兵相助。
　　周僖王欣然应允，派大夫单伯领兵和联军相会。
　　诸侯请求周天子发兵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见识了，以前郑庄公风光的时候三天两头地用这招，极为欢畅。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诸侯如果想请周天子发兵，那有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个诸侯本身要足够强大，要具备使得周王室有意结纳的实力。不然周天子根本不可能纡尊降贵，任诸侯使唤。
　　那么具体到齐桓公请周僖王发兵这事上，我们还应当领会三点。
　　第一点，齐桓公奉行“尊王攘夷”的国策，此次遣使入周，就是一种呼应，表示自己大事小事都和领导打过招呼。
　　第二点，齐桓公首次将周王室的力量引入到自己控制中原事务的努力中来，反映了齐国外交斗争技巧的丰富与进步。
　　第三点，周王室的支持增强了联军军事行动蕴含的正义性和权威性。
　　周天子依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件的性质。所以，借助周天子的影响，齐桓公就首先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
　　再说了，要是宋军胆敢负隅顽抗，给天子之师造成损伤，那等于是忤逆犯上，罪加一等，齐桓公就更有借题发挥的余地了。因此宋国必将投鼠忌器，无形中束缚了自己防守以及反击的自由度。
　　分析到这里，这场战役的结果也就没有了什么悬念。最终，宋国主动求和，联军则“至郊而去”。
为了巩固齐国伐宋的成果，同年冬，单伯代表周天子与齐桓公、宋桓公、卫惠公以及郑厉公（几个月前刚刚推翻郑子婴而复国，前文已有所交代）在卫国的鄄地会盟。

　　在我的印象中，春秋时期，周王室参与一个由诸侯主导的盟会，鄄地会盟还是首次，这充分显示了周王室对齐桓公的支持。

　　那么，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当年的郑庄公强悍如斯，为什么就无法获得周王室的此等礼遇呢？

　　这主要得益于两点。

　　一是齐桓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尊王攘夷”，要捍卫周王室的权威，赢得了周王室的欢喜与信任。

　　二是齐国与洛邑相距甚远，周王室不用担心齐国一旦强大后，会像当年的郑国那样反客为主，把老领导踩在脚下。

　　总之一句话，对于周王室来说，在正式场合承认齐桓公领袖中原诸侯的特殊地位，是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由周王室出政策，齐国出人马，双方都在自己能力与目的的逻辑关系上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公元前679年春，齐桓公再次召集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以及郑厉公在鄄地会盟，彰显了齐国在这个时代无以伦比的外交影响力。

　　所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第二次鄄地会盟开始，齐桓公事实上成为了春秋时期的中原霸主。

　　鄄地会盟虽然振奋人心，但齐桓公并没有就此停止追求完美的步伐，他总觉得还有那么一点遗憾。

　　如果同学们看得仔细，应该能够发现，之前齐桓公召集的盟会，每次都只是会盟了中原的部分大国。

　　譬如在北杏只会盟了鲁国和宋国，在柯地只会盟了鲁国，在鄄地只会盟卫、郑、宋三国。

　　对于齐桓公来说，成功的感觉来的比较零散，比较渐进，说实话，不怎么销魂。

　　齐桓公期盼的是用一场光耀千秋、无比煊赫的盛典来宣示他的丰功伟绩。在这场盛典里，万国来朝，天下咸服！

　　公元前678年冬，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齐聚幽地，再次由齐桓公主盟。其气势之磅礴、礼节之隆重，无不令时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通过幽地会盟，齐桓公终于完成了将中原大国挨个纳入自己权力体系的艰巨任务，站在了人生的辉煌顶峰！

有的同学或许对齐桓公会盟诸侯的次数感兴趣。

　　后人在评述齐桓公的功绩时，常常会用到“九合诸侯”一词。关于“九合”二字，有多种解读。

　　从字面意思上看，“九合”就是“九次会合”。

　　但明代大学者朱熹认为“九合”其实是“纠合”，因为古代“九”和“纠”是通假字。

　　也有人认为“九合”是泛指“多次会合”，因为“九”是《周易》中的阳数之极，古人常常用它表达“多”的意思。

　　老师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九合”是“多次会合”之意。

　　因为，春秋时代，会盟是一种极其灵活的外交方式，可以用来拉帮结伙，也可以用来调解邻里纠纷，还可以用来搞政治分赃，总之无论巨细的国际事务都可以用盟会来解决。

　　这么多或有纪念价值或穷极无聊的盟会，史籍当然不会一一记载。因此可以推断，齐桓公主持的盟会，绝对要比有据可考的次数多。

　　事实上，据老师所知，齐桓公主持的比较重大的盟会大约是16次，列述如下：

　　公元前681年，会宋、陈、蔡、邾于北杏。
　　公元前680年，会周卿单伯、宋、卫、郑于鄄。
　　公元前679年，会宋、陈、卫、郑于鄄。
　　公元前678年，会鲁、宋、陈、卫、郑、滑、滕于幽。
　　公元前667年，会鲁、宋、陈、郑于幽。
　　公元前659年，会鲁、宋、郑、曹、邾于柽（又名荦）。
　　公元前658年，会宋、江、黄于贯。
　　公元前657年，会宋、江、黄于阳谷。
　　公元前656年，会楚、鲁、宋、陈、卫、郑、许、曹于召陵。
　　公元前655年，会周世子姬郑、鲁、宋、陈、卫、郑、许、曹于首止。
　　公元前653年，会鲁、宋、陈、郑于宁母。
　　公元前652年，会周王室代表、鲁、宋、卫、许、曹、陈、郑于洮。
　　公元前651年，会周大夫宰孔、鲁、宋、卫、郑、许、曹于葵丘。
　　公元前647年，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于咸。
　　公元前646年，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于牡丘。
　　公元前644年，会鲁、宋、陈、卫、郑、许、邢、曹于淮。

　　这16次盟会其实也就是齐桓公政治生涯的缩影，它们记录了齐桓公如何一步一个脚印书写自己的人生传奇，见证了齐国如何由一个传统大国蜕变为超级大国的华美历程。

　　在本文后面的章节中，同学们可以细细体会这些盟会的时空背景及意义，领略一代伟人齐桓公的动人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