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可能会钦佩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却并不欣赏中国的创造力。中国的建筑、艺术、音乐和电影都是如法炮制而来,甚至连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只是一家美国公司的副本。中国的顶级学府能培养出世上最优秀的应试者,而美国的顶级学府却能缔造出世上最具创造力的天才。
在《社会动物》这本书中,戴维·布鲁克斯概括出启发学生创造力的“四段式”学习方法:获取知识(研究)、内化(熟悉材料)、反思和考查(复习和讨论)、整理和掌握知识(论文写作)。
然而,布鲁克斯指出,这却不是一个直线型过程,这意味着学习者在他的潜意识中穿梭,使得意识与潜意识珠联璧合——首先获取核心知识,其次让知识活跃地浸润他的大脑,刻意地对知识进行排序,再次允许他的思维巩固和整合数据,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灵光乍现,并且趁势付诸实践、创造出成果。
布鲁克斯继续写道:“整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每一份努力和每一次受挫与拼搏的时刻,都使内在理念趋于完善。最后,学习者会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他的周遭世界。”
但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大脑将一团充满随机事件与知识残片的混沌意识,变成冷静而理智的认识?无论你相信与否,事实上正是我们的情感最终让我们变成具有创造力的思考者。在
《进化的大脑:赋予我们爱情、记忆和美梦》这本书中,神经学家戴维·林登解释了情感如何组织我们的记忆:
“我们一生中会经历很多事情,其中许多我们致死都将铭记在心。我们脑中有许多机制,来决定记住哪些经历(2001年9月11日时你在哪里?),遗忘哪些经历(一个月之前你吃的晚餐是什么?)一些记忆随时间流逝而褪色,还有一些记忆会因泛化而被扭曲(你能清楚记起你17岁时的发型么?)。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号给予提示:“这是一条重要的记忆。写下它并且强调它。”那个信号就是情感。当你感觉到喜怒哀惧爱时,这些情感会给你的经历刻上“意义非凡”的标记。这些记忆赋予你独特性。并且,靠情感来检索记忆的功能,比任何事物都有益于大脑。”
这就意味着记忆最终都是情感经历,并且有效的学习是需要学习者全“情”投入的。美国的顶级学府都是如此,因为他们赋予学生求知欲、兴趣和喜悦;而中国的顶级学府则靠背道而驰而声名远扬。
思考是将我们的记忆运用于新的外界刺激的意识活动,而创造力则通过对此过程的自控而创造出介于记忆与刺激之间的复合物。换句话说,思考就是通过往昔的情感经历来理解一个新的情感经历,而创造力则是通过合并新旧情感经历,进而去创造一种全新独创的情感经历。
美国最棒的教育机构,给学生提供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凭借阅读和培养通过辩论、写作来分享共同情感经历所必须的逻辑性,进而分享人纯粹的人类情感经历。许多美国的学校的动态学习环境,使学生体验到喜悦与绝望、挫败与成功,正是这些起伏将创造性学习方法编入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且使它灵活易变。
中国的学校则是一个压抑而陈腐的地方,以应试为目的强迫学生死记硬背。神经学家都知道压力会妨碍大脑将经历转化为记忆的能力,心理学家都知道仅仅因考试“及第”而奖励学生会导致压力、作弊甚至对学习失去兴趣。但是最终在创造力方面,中国的学校做出的最有害的一件事是在教育过程中分割情感与记忆,使学习变成“无情感的经历”。
无论中国学生尝试将什么个人情感带入教室,都无一例外地会被抹杀掉。正如同我之前写到的,自从开学的第一天,爱提问的学生被迫沉默是金,尝试展现个性的学生则被惩罚。进一步让情感远离学习之后,他们学到的是答非所问、压抑个性、抽象和疏远。假如说他们的学习过程有什么情感参与的话,那便是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却是始终如一、单调乏味的(老师的斥责、家长的苛求、长时间地坐在拥挤的教师里),这唯一的情感也将失去“感情色彩”。
为了理解中国教育学的结果,让我们看看俄国记者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出生于1886年)的例子,戴维·布鲁克斯在《社会动物》一书中写道:“他记得每件事”。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在一张纸上向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展示了一个含有30个字母和数字的复杂公式。然后,他们将这张纸放在盒子里,封藏了15年。当他们再次把这张纸拿到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面前时,他依旧能准确地记起来。他能记得事实,却无法提炼。他拥有大量的随机事件,但是却不能将他们组织成反复的特征。最后,他自然无法理解隐喻、明喻、诗歌甚至复杂的句子。”
罗门·舍雷舍夫斯基在神经方面有缺陷,使他的大脑无法发展、重组和控制他的记忆,也就无法使他理解自己和周遭世界。正如同现今的中国学生一样,他能够体验,但是却无法感知。
中国的学校正在批量生产“罗门·舍雷舍夫斯基”,这样的学生拥有详实的记忆并且永远都能倒背如流,但是却从来无法创新。
来源: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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