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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泽民 采访视频
走近中国信息通信标准工作者——杨泽民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从诗中不仅能看到纯粹美好的爱情，也从侧面反映了移动通信的发展。诗中所指的“从前”并不是指古人，而是指作者少年时的人们，也就是大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那时候的书信是人与人联络感情、交流通信的主要载体之一，不知从何时起，“邮筒”已经逐渐演变近代影视作品中的道具。
如今的生活变得快，车、网、光纤都快，书信逐渐由有线电话、无线电话、智能手机、电脑、社交媒体等形形色色的通信载体所代替。通信行业是一个高度依赖全球标准的行业。在通信方式、载体和业务快速变迁的途中，离不开作为重要支柱的“标准”，更离不开那些一生扎根通信标准化工作的中国通信标准工作者。
“标准”作为行业的指南针对于通信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制定通信标准的门槛极高，不仅要有大量原创性技术，还得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月坛南街11号，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泽民为我们讲述了“标准”背后的故事。
“1982年的时候，我大学刚毕业，每个月的工资只有约50元人民币，有一天，我需要打一个紧急的长途电话给青海的同志，当时的资费是每分钟一块钱，电话打过去以后，对方不在，在接线员去找这位同志的时候，等待过程中我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现在我用不到1%的月工资就可以获得智能手机端几乎无限量的流量，我可以通过手机获取有关资料甚至视频和电影的下载服务，可以与全球的合作伙伴和亲朋好友随时随地进行视频通话。”杨泽民感慨道，三十几年一晃而过，从电信服务的资费和服务内涵的变化，从中国把CCITT彩色皮书代表的国际标准当作学习通信技术的教科书甚至圣经，到中国成为国际标准最大的贡献者之一，他见证了行业的变化和中国通信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亲身感受了中国通信产业技术实力的增长速度。
在“月坛南街11号”杨泽民得到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这里在杨泽民的心中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的原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简称传输所-RITT），是政企合一时期专门负责国家电信网络的架构设计、标准制定，和通信设备的进网检测的工程技术中心。
在杨泽民对这里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国家电信网建设发展的一座座里程碑和一个个从事标准工作的优秀代表人物，他很庆幸自己从这里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终身学习的席位。
八十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的国家电信网开始以后来让全世界惊诧的速度的高速建设发展。受当时国家通信制造业水平限制，网络设备主要依赖多渠道的引进。中国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加上引进设备的7国8制，使得国家电信网络的架构设计复杂，全网的顺畅互通和服务质量保障任务艰巨，这些都要靠制定和遵循科学合理的网络架构层面的标准、网络制式选择层面的标准、网络信令控制系统层面的标准和网络运维与服务质量层面标准来达到保证。在杨泽民的眼里，当时传输所的领导和专家在邮电部电信总局和科技司的指挥下及时地完成了这个庞大的标准体系的制定任务，有效地支撑了那个时期国家电信网的高速规模发展和技术升级，而这些是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必不可缺的基础设施保障。
当时参与那些工作的人物中，有太多令人难忘的前辈了。当时电信总局的高惠刚副局长和科技司总工程师钱家治老先生常常担任这些重大标准项目的指挥者。高局长讲话平和，话不多，三两句话就能把复杂的任务交代清楚。遇到复杂的决策难题时，他总是先仔细地要大家把不同的意见简要说明白，盯着你的眼睛听你讲，然后他总能总结出中肯的意见。钱老是个最较真儿的“监军”，他对这些标准项目的验收标准是必须能够解决问题，用他的话是“临门一脚必须进球”，而且是一丝不苟不容任何瑕疵。所以他老人家常常对大家送他审阅的标准文稿提出不少的修改要求，但他会和大家一起工作熬到深夜甚至凌晨。
那个时期，传输所的所长先后是梁石、武士雄和周立和，他们领导下的传输所下设网络与交换、非电话增值业务、传输网络系统和无线与移动通信四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活跃着数不过来的知名领军人物。杨泽民尚能说出姓名的就有：负责网络交换体系架构和标准工作的龚双瑾、王洪生和王立言，负责传输网络系统的韦乐平、邓忠礼、罗建国和牛中允；负责无线与移动通信的卢尔瑞、李金星和李默芳；负责非电话与增值业务的到张淑美、李守静、陆明贞和黄尚贤；所里主管科研与标准工作的王春梅副所长。这些人在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和做人做事方面全都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由衷敬佩。
龚双瑾被大家叫做“龚老师”，不光因为她做过清华的老师，也不光因为她出众的专业素养、表达能力、持续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高产能力，了解她的人都因她待人的宽厚诚恳谦让而由衷敬佩。而我格外佩服她的还有一条，这样一位行业公认的高产顶尖女专家，还是家里的大厨和主厨，龚老师的境界真的称得上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韦乐平和李默芳都曾经是传输所的顶梁柱，他们后来都做了运营商的CTO，前者在中国电信，后者在中国移动。在传输所期间，韦乐平参与并主持了中国传送网和光通信网络最重要的网络架构标准和制式标准的制定，以他的博学强记和勤奋好学，传输所这样一个大国国家网络工程中心性质的标准化工作给了他一个超大的复杂系统去设计，可以说是国家有幸，斯人有幸。当时韦乐平和邬贺铨院长并称“南邬北韦”的名声我还是从一个跨国公司的老外嘴里听到的。
李默芳在传输所从1G大哥大时代开始就参与全国移动通信网络的体制和标准工作。军校毕业的她，思路敏捷周密且工作拼命。1993年，我国第一个2G移动电话通信实验局在浙江省嘉兴市开通，李默芳带领传输所的小分队和当时邮电部另一个兄弟单位的小分队参加了开通测试和实验。李默芳小队的工作模式是“7-11”，测试记录了2G网络关键接口的控制信号的全部流程。我对这个小分队听说的大致情况只有简单几点：一是她们“7-11”模式，没有星期天、没有逛街、睡觉很少；二是通过网络开通测试，她们完全理解了2G移动通信标准所描述的技术内容和网络架构要点，这对传输所后来整个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意义重大；三是她们的努力让传输所与兄弟单位之间在技术上取得了一时的领先优势。了解这些人物在传输所的工作情况，可能会回答为什么她可以成为中国移动的CTO。
传输所除了国家通信网络标准工作外，也是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主要单位之一，每年参加CCITT（国际电话电报咨询委员会，国际电联ITU的前身）各个研究组的工作会议。CCITT的会议活动常常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权益。在数字传真技术标准制定和商用过程中，负责传输所非电话与增值业务室的陆明贞女士在CCITT第七研究组一次关于传真测试样张标准的工作会议上，站起来发言，坚持中国提案，要求把中文字样的样张纳入有关标准。陆明贞发言之后，中国提议的中文标准样张提案被采用，还给与会者留下了“中国女性标准工作者太强了（powerful）”的印象。
传输所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女专家，其中一位很特别的是曾经做过传输所科技处长的王春梅副所长。她本人就是通信专业专家，作为负责传输所所有领域标准项目的所级领导，她不光负责项目的人员安排和进度质量管理，在很多后来获得国家高级别科技进步奖的重大的网络技术体制和标准项目中，她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见并被采用。但是她从来不许把自己的名字写入这些项目的完成者名单。由于这个原因，她很久未能获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杨泽民格外地敬重她的人品。像上面提到的这些前辈一样，传输所聚集了太多这样的德能皆优的专家，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所里后来又有非常多的年轻专家成长起来，挑起了所里和全行业标准化工作和事业的大梁。
2G时代来临时，国家移动通信网络的技术模式是全盘引进。为了在GSM和CDMA两种技术中择优选择，邮电部组织了1993年浙江嘉兴的GSM和1994年天津的CDMA两场现场实验。前一个实验由传输所李默芳带队，后一个实验由原来传输所副所长李金星带队并由已是当时邮电部电信研究规划院院长的武士雄亲自指挥。这样的实验一方面为国家技术方向决策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另一方面为国内学习掌握相关的技术，保证网络建设、运维和通过优质服务准备了必要的技术能力基础。经历这样的现场试验和承担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对传输所的技术标准专业队伍的成长极有益处。
移动通信技术从2G向3G演进的时候，已经是信息产业部的时期。中国产业的实力和标准化工作能力已经能将自己主导的TD-SCDMA技术纳入3G国际标准体系。在斡旋把TD-SCDMA技术纳入3G国际标准通信的过程中，作为传输所年轻一辈技术与标准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曹淑敏和工作团队一起发挥了主要作用，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但这个时期我们仍然需要非常努力去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实力的差距。杨泽民对当时信产部在电信研究院组织的室内3G技术实验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在研究院一层大厅隔出十数个独立隔离的实验区间，来自国内外的重要的移动通信设备厂家在自己的区间搭起了实验局环境，进行了跨厂家网络设备与终端设备的商用性能成熟度实验。这场实验对所有参与厂商加快自己产品的标准合规程度和商用达标程度都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也开创了每一次移动通信换代升级时都会在中国由信通院承办相关的技术实验和现场实验的先例。
在3G向4G LTE演进的过程中，中国通信产业的需要和产业的能力使得中国成为4G国际主流标准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2012年1月18日，中国及其伙伴提议的TD-LTE技术方案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成为第四代移动通信(简称4G)国际标准，与FDD-LTE-advanced并列为4G国际标准，使得我国首次在4G移动通信标准这样的重大国际标准过程中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的重大跨越。至此，中国成为全球主流技术标准的重要贡献者和共同起草者。
这个结果的取得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作为标准核心技术方案的提出者，中国产业拥有了足够的核心技术实力；二是技术本身在实用性上具有优势；三是参与4G国际标准的中国通信标准工作者和标准化组织在国际标准工作圈内已经达到了一流职业水准，谙熟在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斡旋、协商取得足够“共识”的标准化运作之道。在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实现了重要的角色转换。
随着中国ICT产业技术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标准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中国在标准化工作上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杨泽民指出，在标准的工作里，实际上是要靠基于实力的协商来达成共识。以核心技术专利为象征的技术实力是参与标准协商和交易的资格，与全球市场上最大的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协商和相互妥协取得足够的“共识”才是所谓国际主流标准话语权的真正含义。众所周知，3GPP是专门制定通信标准的组织之一，目前由欧洲ETSI、美国ATIS、日本TTC、ARIB、韩国TTA、印度的TSDSI以及我国CCSA等7个组织伙伴共同创建和管理。而3GPP的标准之所以能够被ITU采纳被全球运营商采用，根本原因是这些标准实际上是3GPP几个组织伙伴的会员单位所代表的亚洲、欧洲和北美业内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充分磋商妥协后达成的“共识”。
了解了以上的历史，就很容易看懂5G全球标准的形成过程和其中中国产业所起的作用。在5G关键技术的准备方面，中国产业投下了以百亿美元计的研发费用并获得了充分的结果贡献于5G标准的技术提案。在5G标准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产业始终主张和支持在3GPP通过与全球产业界充分协商来制定5G的标准。我们现在看到，在3GPP 5G标准确定刚刚不久的今天，5G商用网络已经开始在全球相当规模的部署建设。这些资本投入的信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标准”是全球主要的利益相关产业单位深度“磋商”达成的“共识”。
回顾过去，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实现了“2G跟随、3G突破、4G并跑、5G成为最大的贡献者之一”这样的“角色转变”。杨泽民认为，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和政策、中国优秀信息通信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和巨大研发投入是这种角色转变的根本原因，而中国信息通信行业标准工作者的勤奋努力也功不可没。展望未来，中国一定会为国际信息通信标准做出更多的贡献。
5G技术与标准从规划之初就把支持物联网的应用作为其主要使命之一。随着全球开始5G网络的部署，物联网应用特别是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事业将获得一个更加有力的网络基础设施的支持。杨泽民十分看好5G在物联网方面的应用。他认为，经历过3G和4G时代先有网络基础设施平台而后成长出超出想象的百千应用的产业发展过程，ICT业界总体而言对5G网络平台会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再一次催生丰富多彩的物联网应用足够的信心。
对于几乎一生参与了“标准”工作的杨泽民而言，从电话网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再到物联网时代，“标准”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标准化工作也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杨泽民认为：物联网应用的最大场景将是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数字化转型应用。在物联网技术使能的这场产业变革中，有关的技术标准将仍然会是商业应用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与电信网互联网时代技术标准主要服务对象是人这个单一群体不同的是，形形色色的物联网应用将体现出对使能技术和标准的更多样化的不同需要上。物联网时代实际参与影响有关标准制定的也不再仅仅是传统ICT产业单位。
物联网应用涉及的标准可以视为分布于连接层、公共服务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以全球优秀ICT企业为核心的主流标准化组织在连接层和公共服务层都已经为物联网的行业应用准备了相当的标准，供各行各业未来商业应用选择利用。在连接层，公共标准可以说是提供了无争的选择。但是在公共服务层，物联网商业应用的规划实施者实际拥有完全利用已有的公共标准、从零开始制定自己的标准，和参考现有公共标准后制定自己标准三个选择。杨泽民相信也希望在物联网时代，公共标准可以有助各行各业物联网应用商用项目规划者更快更好地完成项目设计，取得项目成功。
面对行业的变革，杨泽民欣慰地说：“作为中国的ICT标准组织，我们认识到了这些变化，所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将用非常开放的心态来做好未来的ICT标准化工作。我们在调整自己的组织架构使它更具包容性，我们也在调整丰富原有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便更灵活地适应各类垂直行业具体应用所需要的专门类的标准。我们标准化工作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助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事业的重要标准的形成，帮助各行各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减少转型成本，同时也实现ICT产业5G时代应用的创新突破和产业新的繁荣。”
杨泽民认为，物联网时代的“标准”一定是多元化的，标准化工作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作为全球ICT标准化工作生态圈的一员，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也希望能够与全球其他的ICT标准组织交流我们这些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希望能够对全世界的同行有所裨益。
作者：梅雅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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