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2016年1月15日凌晨4时许，时任陕西省应急救援总队特勤支队队长的被告人聂李强聂李强，酒后驾车送他人回家后，在高新区甘家寨西区东门外停留期间，发现被害人房某（殁年16岁）、房某某（时年14岁）姐妹乘出租车在附近下车。聂李强见二人均为年轻女子遂起性侵之念。他从自己车内取出一把榔头，尾随二人至甘家寨东三排12号楼某单元门前时，趁二人不备，持榔头连续猛击房某、房某某的头部，致二人先后受伤倒地。妹妹房某某倒地后，聂李强拽掉其裤子欲行不轨，后逃离现场。1月22日，聂李强到高新路派出所投案。2016年1月25日，姐姐房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妹妹房某某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伤残程度属八级。
2016年12月1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为聂李强见色起意、持械杀人，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犯罪动机极其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属罪行极其严重。聂曾因强奸罪被判刑，释放后不思悔改，在五年内再犯故意杀人罪，构成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虽具有自首情节，能够当庭认罪，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遂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聂李强当庭表示上诉。二审期间，聂的家人代为赔偿90万元，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谅解协议。
2018年1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聂李强具有自首、积极赔偿损失等从宽处罚情节，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
莎士比亚在戏剧《哈姆雷特》里面有句名言：“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法官常常需要面临这样的焦虑。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还是缓期二年执行？法官有时必须在生死之间做出选择。
2016年1月的一个凌晨，陕西省应急救援总队特勤支队队长聂李强在西安等候女友时，发现俩女孩乘出租车回家，遂起性侵之念。聂李强尾随二人并持榔头连续猛击俩女孩头部，致二人受伤倒地。其中一女子倒地挣扎中，聂李强拽掉其裤子进行猥亵。事发后，聂李强逃离现场。16周岁的姐姐抢救无效死亡，14周岁的妹妹人体损伤达到重伤二级，伤残八级。
2018年1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聂李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此前，聂李强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死生逆转，网友炸开了锅。许多人认为，聂李强曾因犯强奸罪被判刑，此次故意行凶杀人致一死一重伤。情节如此恶劣，手段如此残忍，罪刑如此严重，二审改判死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显失公平，且不足以遏制类似犯罪。针对二审改判死缓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聂李强家属赔偿了90万元，更让许多人认为这属于花钱买命。甚至有人认为，有钱就可以不死。
网上的情绪虽然有偏激的成份，但却是一种真实的民意。司法应当独立，但不能闭目塞听。从法律上看，聂李强有自首、立功、赔偿等法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法院改判死缓且限制减刑并不能算错。不过同样类似的情形甚至危害后果比聂李强更轻的情形，比如导致一人死亡，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也不在少数。生与死一线之间，但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判决上并没有统一的尺度和明确的标准。生死背后的密码竟然是法官的自由裁量。
此案还引发了另外两个亟待重视的问题。一个是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不到位，一个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过低。前者甚至还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后者在死刑案件上的赔偿标准往往只有数万元。两大因素导致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常常因犯罪而坠入深渊，经济上却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与此同时，凶手在是否赔偿、赔偿多少等问题上与最终的量刑挂钩。在很多时候，赔偿确实成为了一种生命和刑期博弈，“花钱买刑”的疑虑也由此而生。
少杀慎杀应当永远是法律人的坚守。不过，如果在死刑适用标准、刑事被害人救助等配套机制上不能完善跟进，那么在某一个案例中选择性地慎杀，会导致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命。这非但不能彰显司法文明，反而会引发司法公正疑虑，导致公众不满和反弹。
来源：邓学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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