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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郗氏兴衰鉴(四)
        四、从坞壁主到南归晋室 

 摆在郗鉴面前有以下两条路可走,一是自立山头,二是加入较强大的政权。对于第一条路,又有两种做法,一是借晋王室之名,行独立之实,一如凉州张轨、并州刘琨,二是彻底断绝与晋王室的关系,如成汉李氏,然凉并益三州皆偏处一隅,有河山之险,兖州位于河济之间,四站之地,不足以割据,徐龛就是失败的先例[i],似乎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

 第二条路主要有三个选择,一是投靠中原的后赵石勒,二是投靠平州的慕容氏,三是南渡投靠东晋。石赵为羯胡所建,文明程度极低,中原士族鲜有自愿附逆者,平州慕容氏其时颇得众望,汉人归之者甚众,然并未自立门户,亦然托庇于东晋门下,且北上须穿越阴山之险,难度极大,因此只剩下南渡江东这一条路可走了。

 南归晋室不过是一厢情愿,还要看人家是否愿意接受。晋王室对于南归的流民帅,态度颇为矛盾,既想收为己用,又怕尾大不掉,既想制衡权臣,又怕军人政变,因此多置流民帅于第一线,作为与北方胡人政权的缓冲。琅琊王室对于流民帅的态度,则是坚决的排斥,因为新的实力加入,势必会削弱琅琊王氏的话语权,因此坚决不准予流民帅渡过长江。由此看来,郗鉴南归的难度亦是不小。

幸运的是,此时琅琊王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王敦为代表的左派认为:晋王室的无形资产已经用尽,即使没有用尽的话,可以利用价值的也不多了,因此不需要晋王室作为旗帜,琅琊王氏应该自立门户,受晋禅而代之;而以王导为代表的右派认为:晋王室虽已衰败,然而无形资产尚未用尽,取而代之的时机尚未成熟,置身于晋王室的羽翼之下,可以减少对立面,更好的维护琅琊王氏的利益。两派争论不断,最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王敦占据了上风,于是晋王室危在旦夕。

 但是琅琊王氏的内部分歧也给了晋王室一个机会。随着王敦第一次入京师清君侧,晋王室终于下定决心,引入流民帅的力量,以对抗琅琊王氏,虽然在晋室看来,流民帅也未必比琅琊王氏可靠,甚至是更不值得相信,但是面对现实的威胁,不利用流民帅,立时被王敦所灭,引入流民帅,至少可以多苟延残喘一阵子。于是征召流民帅渡江勤王提到了议事话题,郗鉴南归有了机会。

 有了机会之后,还要有引荐人,东海王越曾经聘任郗鉴,虽未接受,但也因此结识了东海王越的故旧,江统和纪瞻向晋元帝举荐郗鉴,认为郗鉴是所有流民帅中,对晋王室忠诚程度最高同时也是能力最强的一个。[ii]晋元帝认同了这种看法,召郗鉴南下勤王,史载“永昌初,征拜领军将军,既至,转尚书,以疾不拜。”领军将军是负责皇帝安全的中央直属军队,尚书也是中央机关的重要职位,晋元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反应了郗鉴能力与忠诚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王敦的重压之下,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郗鉴能成功南渡的本身,就说明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iii]郗鉴南归,最初驻扎在合肥,从峄山到合肥,转战千里,要通过后赵的防区,其间还夹杂着遍地的盗贼流民,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可以说是最好的面试,要知道,另一个著名的流民帅苏峻南归,是从青州渡海南归的,其余的流民帅如王如、祖狄之流,南归的路途也没那么远,或者就是当地的军阀。因为这个原因,晋元帝才会异常重视郗鉴,加封以军政要职。

出乎意料的是,对于这个任命,琅琊王氏竟然没有反对,也许因为琅琊王氏正处于内部分歧之中,但更重要的是,郗鉴入主朝廷中枢,不过只身一人,其部曲远在合肥,即使其再有本事,也翻不出大风浪,与其让其在外为藩镇,不如在中央架空为妙。由此可见晋元帝的任命,实在体现了他的无能,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晋元帝和郗鉴在做戏,演给琅琊王氏看,总之结果是郗鉴“以疾不拜”,因为郗鉴清楚,他所统帅的部曲,才是其最大的话语权,兖州带来的流民,才是其政治资本,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政治资本,否则不但一事无成,反有性命之虞。

这时晋元帝死了,晋明帝继位,明帝也许是东晋最能干的君主了,比他老子元帝看事情清楚许多,任命郗鉴为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这个职位虽然比领军将军、尚书要低许多,但却是实权。其时东晋的国防形势是:沿着淮河,最前线分别有苏峻、祖约、王如、郭默、刘遐等流民帅,而郗鉴所在的合肥,在第一线的稍后方,同时又离首都建康很近,既远离后赵,又随时可以进京勤王,对王敦形成了很大的牵制。

 琅琊王氏看清了形势,一是看清了晋明帝实在比他老爹晋元帝厉害,需要加快革命的步伐,二是看清了郗鉴的军事才能,如任其坐大则后患无穷,于是征调郗鉴为尚书令,明升而暗降,这次连领军将军的空头军衔都没有了,可见其顾忌之意。

郗鉴回建康述职,道经姑孰时,第二次遭遇了人生最危险的时刻,王敦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扣押了他,两人有如下一番对话:

王敦:“乐彦辅短才耳。后生流宕,言违名检,考之以实,岂胜满武秋邪?”

郗鉴:“拟人必于其伦。彦辅道韵平淡,体识冲粹,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及愍怀太子之废,可谓柔而有正。武秋失节之士,何可同日而言!”

王敦:“愍怀废徙之际,交有危机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减明矣。”

郗鉴:“丈夫既洁身北面,义同在三,岂可偷生屈节,靦颜天壤邪!苟道数终极,固当存亡以之耳。”

内容大意就是王敦劝郗鉴支持自己,至少要保持中立(古人的说话要含蓄的多,如果不是报读诗书,还真是听不懂,故子曰:不学诗,无以言。),郗鉴则坚决不从,总之结果是王敦“闻鉴言,大忿之,遂不复相见,拘留不遣,敦之党与谮毁日至。”郗鉴命悬一线。

笔者严重质疑史书中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即使郗鉴想表达自己对晋王室的忠诚,也没有必要对王敦这样说,激怒了王敦则无生理,这样死了,岂非没有价值?不如虚与委蛇,暂且顺从,徐图后举,亦不失为忠臣,何必逞一时口舌之快,效祢衡之愚?

果真如此,则郗鉴万无生理,史载其躲过一劫更为滑稽。

鉴举止自若,初无惧心。敦谓钱凤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还台。鉴遂与帝谋灭敦。

第一,郗鉴越是举止自若,则说明这个人越难对付,既然他坚决的反对王敦篡权,那么越厉害的人就越容不得,越要杀掉。

第二,王敦对钱凤说,不杀郗鉴的理由是因为其为“儒雅之士,名为既重”,那么后来为什么杀了同为儒雅之士的周伯仁呢?这说明王敦根本不会把儒雅之士放在心中,历史上杀的儒雅之士难道还少吗?

第三,王敦对钱凤说,就说明钱凤赞成杀郗鉴,后来王敦失败,钱凤被杀,郗鉴却力排众议建议不杀钱凤八十岁的老妈,这不是很不正常吗?

第四,正是由于王敦的这个失误,郗鉴后来以尚书令的身份指挥军队,最终灭了王敦,虽然王敦没有先见之明,但基于谨慎性原则,郗鉴以为祖上鱼肉,没有理由冒险。

第五,王敦、钱凤已死,这番话只能由胜利者来复述,不可避免的会被修正,史书又要发挥教育价值,教人做忠臣,又利用了这一点,所以这么明显的谎言会被堂而皇之的作为信史记录下来,千载以来,骗了无数世人。

既然正史所言,断无可信之理,那么郗鉴是如何得脱大难的呢?

以我推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虽然不支持王敦附逆之举,但装作是平庸无能之辈,骗过了王敦,既然这位儒雅之士只是须有其名,杀了也没用,还不如留下收买人心,郗鉴的表现不是初无惧心,而是吓得要死,这样才能骗过王敦。但细想来,这种可能性极小,郗鉴能千里南归,足以说明其能力,正如纪瞻在推荐郗鉴时所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推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这样能干的人,即使演的再像,也很难骗过王敦,刘备青梅煮酒,能骗过曹操,是因为那时刘备还未展现出菜华,此时郗鉴锋芒以露,吓掉筷子的故技,已不可行。

最有可能也最符合逻辑的是第二种可能,郗鉴假意与王敦合谋,同意保持中立,甚至同意作为内应,这样王敦才会放过郗鉴,而且王敦极有可能相信,因为他第一次以清君侧名义攻进首都时,边境上的流民帅几乎无一例外的袖手旁观。如果历史这样记载,也不能说郗鉴不是忠臣,反而更见其机智。可惜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些历史不过是现代史而已,我们所见的历史,早已面目全非,好在智者可以部分的还原真相。

毫无疑问,郗鉴忠于晋室,在当时的权臣中无人能及,且德高望重,以儒雅闻于当时,但这不需要胡编乱造来反映,而且是粗劣的编剧的作品。

《世说新语》和《晋书》有以下一段类似的记载,用来反映郗鉴的道德高尚。

初,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于是独往,食讫,以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兒,后并得存,同过江。迈位至护军,翼为剡县令。鉴之薨也,翼追抚育之恩,解职而归,席苫心丧三年。

但这明显是后人编造出来的,绝不是事实的真相,读者对于此,只要把它看做反映郗鉴德行的艺术手法就好,切勿较真。

第一,姑且不论两颊饭能否养活两个小孩是个问题,就其技术操作上,也不可行,郗鉴告别时,总要说话的,含着饭怎么说话呢?

第二,郗鉴不仅要养活侄子和外甥,还有自己的老婆孩子呢?

第三,《晋书》本身就自相矛盾了,前后不一,另一处的记载才是事实的真相,“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如果自己都没饭吃,又怎么能资助乡亲呢?

回到正题,郗鉴用机回到了建康,于晋明帝谋灭王敦,王敦离死也就不远了。



[i] 徐龛初受命于东晋,为泰山郡太守,后投降石勒,于东晋、后赵之间不断反复,终为石勒所灭。


[ii] 《晋书》卷六八《纪瞻传》:“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才,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徵之,曰:‘……伏见前辅国将军郗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昔与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众单寡,无以立功。既统名州,又为常伯,若使鉴从容台闼,出内王命,必能尽抗直之规,补兖职之缺。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眕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座。况鉴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临天下,惟平是与。’”


[iii] 可惜历史对郗鉴渡江南归竟无只字片语,只记载了成功南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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