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前文《“苗之为苗”十四：清初放缓西南“改土归流”，只是大变革的前夜》。
清朝以少数民族姿态入主中原，但表面上仍奉行儒家理论治国，以维护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清朝皇帝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自居。当时苗疆并未完全纳入国家统治。《平苗纪略》说，苗疆“广袤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不奉约束”。戴名世《纪红苗事》说，“王化之所不及，声教之所不通”。这两篇文献都说清初大片苗疆是清初“王化”的空白地带。但《清世宗实录》卷72载雍正曾言：“朕抚有四海，内陆苗疆皆朕版图，汉土民人皆朕赤子”。这说明清朝初年的统治者始终对化外的苗人念兹在兹。
选自《苗蛮图册页》，约绘制于1786年
清朝初年无暇顾及西南苗疆，不得不采取“绥抚”之策。顺治十年(1653年)，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上疏：“滇黔土司宜暂从俗，候平定后绳以新制。”康熙说:“从来控制苗蛮，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骚扰”总督赵廷臣上《抚苗疏》:“贵州自大路城市外,四顾皆苗。其贵阳以东为夥，而侗苗、九股为悍。”力主推行“绥抚”之制。《抚苗疏》中提到的“九股”就是日后雍正开辟的九股苗地区。九股苗是九鼓苗的讹称，在今贵州台江境内苗族部落内，旧有九个鼓社，故名。鼓社是古代苗族一个或几个宗姓氏族或地域性的政治、军事组织。九个鼓社名称大部分失传，现已查明的有施洞、革东、偏寨三个鼓社。其人用布包头裹脚，妇女着层裙，用银环饰耳，明清以来，多次进行反抗斗争，是生苗的一种。
清朝初年在推行“绥抚”政策时，特别注意约束地方官员和驻军，防止挑起事端，激起苗变，进而影响西南边防稳定。对于侵扰苗民的官员，朝廷一律严惩。康熙三十年(1691年)卫暨齐出任贵州巡抚，因处理黎平高洞苗民事件欠妥，引发苗民群体拒捕，史称“金涛事件”。事件发生后，康熙立即下旨斥责卫暨齐不将“实情详察明白，轻信属员报称苗人反叛，遽发兵往剿。及兵到彼寨内，并无一人，乃搜获苗人逃避山间者，仅十四人。卫暨齐竟奏称与苗子对敌，杀一千一百一十八人，欺诳如此，”实属“启衅边疆”。不久卫暨齐被朝廷撤职查办，处以重罪，李振裕《卫暨齐墓志》中说：“上以其事(金涛事件)，逮公抵京。(免死)，适臣会献，谪徙黑龙江。此公得罪之本末也。”
湘西北，选自《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董方立绘，李兆洛编，道光十二年木刻墨印
但对于苗疆之外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清朝及时进行了改土归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袭占拉萨，兵指川、滇边境，西南成了清朝西部边防的“软肋”。为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清朝在滇西北、滇东北厉行“改土归流”，消除了各土司为乱和蒙古军事势力试图南下的局面。自此以后，清朝就面临重点经略湖南和贵州苗疆的问题了。
到雍正初年，朝廷重臣无人敢妄议“改土归流”，戍边武将无人敢轻言用兵。贵州巡抚石礼哈按捺不住，斗胆直言，上奏说黔东南苗疆仅通一径，宜先调兵驻防，堵截前后去路，并禁通盐货，断绝与其往来，进而提出武力开辟苗疆。但因时机尚未成熟，雍正表面上置之不理。
下面我们分述清朝在苗疆最终是怎样走上“改土归流”之路的。
先看湖南苗疆。
明末清初，湖南苗民分为黑苗、花苗和红苗，主要生活在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和桑植宣慰司。生活在保靖宣慰司的红苗主要居住在五寨长官司(治所在今凤凰县)和筸子坪长官司(治所在今凤凰县城东北)，同时受镇溪千户所管理。但五寨和筸子坪长官司无法控制腊尔山区的红苗，腊尔山区的苗人远离汉人生活区，是没人管理的生苗。
清朝招抚生苗周围的土司，利用土司来围控生苗。清朝统治者及土司在生苗地区既不设官，也不纳赋；同时在生苗地区周围大量设置卫、塘、汛、哨卡等军事建制，重兵把守，周围汉人、熟苗不得随便出入。围绕腊尔山生苗地区边沿的大小土司，均对生苗负有钳制和防范责任。一旦生苗地区有事，土兵要最先进入苗区镇压。
明朝为防御红苗，在万历年间修筑苗疆长城，将红苗与永顺、保靖、桑植土司管辖下的熟苗隔离起来。明朝边墙“上自铜仁，下迄保靖，”环腊尔山地区，长达三百八十余里。苗疆边墙除分隔生苗熟苗，作为屯垦基地，还有拱卫湖广交通云南的作用。环形边墙内“生苗”是防御对象，环形边墙外即边墙以东以南的苗疆才是明朝的治理重点。所以明朝积极鼓动向边墙内屯垦，侵占生苗土地。
康熙年间，赵申乔《赵恭毅公自治官书》说：“镇筸有镇苗、筸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筸苗即红苗，向系筸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筸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仍叛服无常，二土司徒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朝第一次提出修筑边墙，时任“摄分巡道篆”监军的刘应中以“墙今须创而非修，则所捐亦须捐创而非止捐修，”以工程浩大，经费不菲为由拒绝。康熙五十年(1711年)，湖广总督鄂海复议修筑边墙，因“皇上睿虑渊深”，考虑边墙“未足扞御红苗”再遭拒绝。边墙的最终修筑是距此奏议之后的近百年。清朝在傅鼐主持下修筑了为数甚多的碉卡堡坉，以及百余里清代苗疆边墙，“凤凰厅接连乾州厅沿边开筑长墙濠沟一百一十余里”。清朝边墙长度短于明边墙。
湘西南，选自《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董方立绘，李兆洛编，道光十二年木刻墨印
明朝边墙主要起军事防御功能，清朝修筑边墙主要是借边墙分隔民苗土界:“苗疆田亩必应清厘界址，毋许汉民侵占以杜争竞也。”汉苗土地界址就是边墙遗址，它的划定得到汉苗双方认可。按照这个界址，汉民共退还所占苗族田土35000余亩。
红苗历来被认为是最剽悍冥顽的苗人，方亨咸《苗俗纪闻》称红苗均随身携带腰刀，乾隆四年（1739年）湖南巡抚冯光裕说“楚省红苗，最为犷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湖南辰永沅靖道富泰说:“辰永沅靖道一带地方皆系苗疆，而辰州三厅(即腊尔山区被开辟为新疆后设置的乾州、凤凰、永绥三厅)红苗尤为顽犷。”嘉庆年间严如熤撰写的《苗防备览》将红苗地区当成防范要点。
湘西任职二十余年的永绥厅同知段汝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编修的《楚南苗志》载，为控制凶悍的红苗，改土归流之前清朝在湖南苗疆地区安排驻军，弹压地方，防范土司。随后，清朝与红苗发生一系列武装冲突。据清代典籍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月十七日夜，镇溪所寨苗张鼎伯等人抢掠泸溪县城，清朝调集当地驻军和土司兵，与红苗断断续续进行小规模战争，但未征服红苗。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麻阳县生员李丰、王章等人为红苗事赴京叩阍陈情，“天威震怒”，遂派礼部尚书席尔达为将军、湖广总督喻成龙、偏沅巡抚赵申乔和提督俞益谟率楚、粤、黔三省军队进剿，最终压服红苗。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在腊尔山地区设立凤凰厅和乾州厅，驻镇筸等地，并移辰沅永靖道驻镇筸，后又设凤凰营，派驻流官管理。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裁撤当地形同虚设的五寨长官司和筸子坪长官司，红苗部分地区实现改土归流。
但是乾州上六里仍为红苗占据，红苗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据清朝文献，“尔时六里红苗顽梗，永保土司恣肆，镇筸诸苗遇有扑人抢夺劫杀，事发即行窜入六里生苗境界，缉捕维难。其声气联络，狼狈为奸，捕镇苗急，则六里苗人为之救护，攻六里急则永保土司阴为助援，边民甚受其害。”清朝统治者认为，彻底解决红苗就可以彻底解决整个湘西的土司问题。
选自《苗蛮图册页》，约绘制于1786年
雍正四年（1726年），湖广总督傅敏率大军兵临土司城下。湘西改土归流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这年雍正发布“改土归流”令。不到一年，湘西土司纷纷“纳土请降”。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永顺土司彭肇槐情愿改土归流，交出版籍印册。之后，彭肇槐被授为参将，“于新设优官地方补用，并赐拖沙喇哈吃番之职，世袭罔替。再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产安插。”同年八月，又令桑植、保靖土司改土归流。至此，湘西3个最大的土司改土归流完毕。清朝设永顺、桑植、保靖三同知以资抚治。雍正七年（1729年），又裁永顺、桑植、保靖三同知，改设永顺一府，下设永顺、保靖、桑植、龙山四县，自此开始向四县各征土民秋粮银八十余两，实现永顺等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一些附属于大土司的小土司也纷纷归附，“恳请改土归流”。雍正十二年（1734年），茅冈土司“纳土严，分其地设石门、慈利、安福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原桑植宣慰司下辖之上响、下响两长官司归附，以其地归桑植县。废除土司后，原土官及其家属或发配远省，或就近安插，或以流官他任。在原土司地区，纷纷设府立县，派入流官进行管辖。至此，湘西土司基本改流完毕。
对于乾州上六里的红苗，雍正六年（1728年），辰沅靖道王柔“查勘相度形势”，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下令让其“化诲六里红苗”，九月初六日，王柔率永顺府同知李珣、保靖营游击王进昌等“带兵开辟”。当年冬，湖南巡抚赵弘恩亲临镇筸，统率官兵驻扎吉多坪，“晓谕开导，宣布清威”，最后，“各苗归诚向化”。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于此设立永绥厅，设同知一员，隶辰州府。至此，“六里红苗计二百二十五寨，永绥厅无田赋，每岁征收苗人杂粮米七十二石八斗四升”。红苗地区也基本全部开辟为新疆，是为湖南新开苗疆，至此，乾州、凤凰、永绥这3个湘西厅全部建立，均隶辰州府管辖。三厅被称为“苗疆三厅”。
清朝对湘西苗疆采用的治理方式，最早是抚苗措施。设乾州、凤凰厅后，赵申乔《题苗边九款疏》:红苗“倾心归诚者三百一寨，计户口四千五百二十三户，成丁八千四百四十八丁，今每丁愿输纳杂粮二升，共纳粮一百六十八石九斗六升。又……悔罪输诚，披剃入册，共计一十二寨，二百四十户，成丁三百六十九丁，共纳粮七石三斗八升。俱应于康熙四十四年起征”。特别强调红苗既已归诚编户纳粮，与民一体。“苗民盗窃等案，及抢夺杀伤等事，俱应照内陆州县命盗案件之例”，“土司之士子宜训，苗民子弟宜设义学教育也”。乾州、凤凰二厅苗民的管理除保留“寨”的乡村组织外，无论“编户”“纳粮”，还是“命盗案件”，均“与民一体”，或者“俱照内陆”，同时还设立学校教育苗民子弟。清朝在这里实行与内陆一体化的法律措施。
开辟六里苗疆置永绥厅之后，雍正八年（1730年）湖南巡抚赵弘恩作《六里善后事宜疏》:“苗民耕种时，令永绥同知、经历、巡检各员谕令各寨苗目，督率散苗，尽力南亩。又永绥照旧安设百户每里一名，共六名，于该里驻有汛弁之所，一同居住，遇事商办，凡有急务令其同时通报，无致歧误。又永绥杂粮七十二石八斗四升，逐苗户均摊，兑充本营兵米。……又永绥六里每里各设义学二处”。据此，永绥厅和凤凰、乾州厅一样，两地都保留了“寨”作为最基层组织。在永绥厅，寨设苗40目，“寨”之上按苗民原有制度，设“里”，里置百户，同时每里均驻汛弁，作为百户的军事依托。“里”之百户之上，则按清朝的统一模式，设置巡检、经历和永绥同知。乾州、凤凰、永绥三厅，基层组织基本一致，最大程度保留了红苗原来的社会组织结构。
再看贵州苗疆。
当西南边防吃紧时，西南驿路受到生苗威胁，雍正一改“绥抚”政策，断然决议武力开辟苗疆。雍正委任鄂尔泰总揽其事。鄂尔泰立即勘察苗疆形势，上奏称：“窃查黔省下游一带边界，生苗盘踞，劫杀横行，阻塞道路，为害已久。如黎平、镇远、平越、都匀等府生苗环处，俱在百里内外。至凯里地方，则二十里，十余里以外，即系生苗错杂而居，并无防隘，且凯里去清平驿仅四十里，逼近冲途，关系尤巨。故自臣受事，早经留意，详筹博访，而后举行。是即用全力需岁月，必当开通安置，而不可更贻后患也。”
鄂尔泰心腹张广泗也奏说：黔东南“一带生苗，视为民生大害，地方隐忧，欲乘国家承平无事之日，布置开通。”方显说：“生苗不籍有司，且无土司管辖。官民自黔之黔，自黔之楚、之粤，皆迂道远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过。内陆奸民犯法，捕之急，则窜入苗地，无敢过而问者。苗又时出界外肆剽掠，内陆商旅尤以为苦。”
选自《苗蛮图册页》，约绘制于1786年
在君臣的一唱一和中，雍正随即批示：“攘外安内，必期以劳而永逸。克详克慎，筹画万全为之。”有了明确指示，鄂尔泰立即上奏，详论开辟苗疆的规划：“八万、古州里外一带生苗地方，千有余里，虽居边界之外，实介两省之中。黔之黎平、都匀、镇远、永从诸郡县，粤之柳州、怀远、罗城、荔波诸郡县，四面环绕，而以此种生苗，伏处其内。分两省而观，各在疆外，合两省而观，适居中央，任其劫掠四境，一无管辖，故两省潜受其害”。鄂尔泰认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所谓“归并实权”就是要实现行政管理规范和政令畅达。
由于过去州县和土司都无法完全控制苗疆，鄂尔泰坚持认为开辟苗疆必须采用武力，不惜遍加剿灭：“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奏折一经上达，立即得到雍正批示，开辟贵州苗疆的行动就此正式展开。
但在具体开辟过程中，清朝军队骚扰苗民、滥杀无辜时有发生，鄂尔泰不得不说：“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既未示以军威，以未晓以法纪，寸铁未缴，一人不杀，聚望其宁帖，无此理，无此事。”此后清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对苗疆展开残忍的武力开辟，在贵州先后建立“新疆六厅”：丹江厅(雷山县)、八寨厅(丹寨县)、清江厅(剑河县)、古州厅(榕江县)、都江厅(三都县)、台拱厅(台江县)，即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又设置了九营、二十九汛、七十八塘，将全省半数以上兵力移镇新辟苗疆，规定苗民须缴纳武器、敬官府、听约束。
雍正十三年(1735年)，镇远、施秉、偏桥、都匀、黎平等府之间的大道彻底开通，保证了湖广经黔入滇驿道彻底畅达。还疏通了清水江、都柳江等水道，建立了以诸葛营镇为中心，清江、都江界其左右，苗疆五千里的陆路和水路网络。自此原有的黎平、都匀、镇远三府管辖范围变大，分割了新辟的苗疆土地，改变了被动设防格局，转而委官派兵，深入苗疆，直接治理苗民。
湘黔交界，选自《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董方立绘，李兆洛编，道光十二年木刻墨印
在清朝武力开辟苗疆的前后，清朝不忘教化苗民。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于准《请开苗民上进之途疏》,分析了贵州“遍处皆苗”的历史以及明朝武力治理方针效果不理想:“贵州地方古号罗施，遍处皆苗，种类颇繁，要皆好斗嗜杀，…迨至明季，始设布、按二司，…然亦郡县少而卫所多，武卞不能宣化，惟在示威，以故迄数百年，习俗仍未变化。”清朝一统天下后应使万民“仰沾德化”，统治者应“念六合苍生，尽属赤子”，不能“摈苗民如异类”，对其不闻不问，“既不鼓舞，又无教习，…遂使若辈沉沦黑海，罔见天日”。指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风俗无不可移之乡”，“应将土司族属人等，并选苗民俊秀者，使之入学肄业，一体科举，一体廪贡”，提出有异于明朝武力治理的“文教”方针，清朝应该在苗疆广泛建置义学。
贵州改土归流后，张广泗、鄂尔泰、宴斯盛合议上《题请设立苗疆义学疏》，再次请求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义学，并有将“苗疆”所指区域等同于贵州的倾向：“窃黔省虽属遐边，叨蒙圣朝休养德泽于兹百年，民物归醇，人文日盛。……，今…于苗人就近乡村设立义学，课读经书，数年之后，果能赴考，附入内陆苗籍，一体酌粮录取等。…教以服习礼义，庶几循次陶淑，而后可渐臻一道同风之效。是所以设立义学，课诲新附苗人子弟，实为振励苗疆之要务。”
于是清朝多次颁布建立义学的诏令。《皇朝政典类纂》卷二百三十一，学校十九，记载清代义学分为直省义学、八旗义学、苗瑶番等处义学三类。有关苗瑶番义学的诏令共有11条:广东3条，湖南1条，贵州4条，四川1条，湖广2条。可见清朝已经认识到苗疆主体已从湖南湘西延伸至贵州。“义学，于黔省尤重，考学政全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议准黔省设义学，命训导躬教。明年又御书文教遐宣额赐各义学，诚重之也。”
有清一代，在湘黔民族地区设立的义学约有130～150馆。其中，傅鼐在环腊尔山地区建置的义学多达50所。遵义府、都匀府和安顺府直属地区是苗疆义学的密集区，新设县(厅)即“新辟苗疆六厅”地区以及环腊尔山周围是苗疆义学设立的又一集中区。清朝义学的密集区是明卫所建制所不及的区域，即“生（苗之）界”。
苗疆义学的布点审批极其严格，厅、县无权裁决，由道赍呈省巡抚、总督，然后由督抚呈报礼部、抚部，转奏皇帝“恩准”、“朱批”，表明清朝以义学为依据向苗疆腹地推进。义学的选址也以军队屯守的驻地为根据地，可见清朝依托原有武力据点借助义学向苗疆推广教化。道光年间，贵州巡抚林肇元强烈要求继续设立义学:“黔省苗疆应办苗弁、义学、屯田等事宜……臣查贵州军兴多年，苗疆初定，应办善后各事，如苗弁、义学、屯田三项，为风俗、学校、防御攸关，均属当时急务”，把义学与苗弁、屯田一道作为开拓苗疆的根据。
简单小结，清朝在立国之初国力不强时，采用“绥抚”政策为自己争取了在西南地区积蓄力量和蓄势待发的时间。当准噶尔部侵入西藏带来南下威胁后，清朝急忙进行了云南的“改土归流”。雍正年间，清朝在湖南和贵州进行了“改土归流”，试图避免明朝不把苗民完全纳入国家州县管理的弊端，要把苗民全部纳入与内陆相同的行政管理体系。但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清朝在早期不得不主要依靠武力“改土归流”，不可避免带来滥杀无辜现象。但是，当湖南与贵州完成“改土归流”以后，清朝统治者在苗疆加强了义学建设，又沉浸在自己的文治武功之中而飘飘然，殊不知来自苗疆的巨大危机将要到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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