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盛世？
起码你民营经济要繁荣。
就拿咱国家来说，民营经济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占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么广大一片受众群，如果都“共同富裕”了，那日子能不香吗？
这要放在古代，其实更是如此。
工业社会能不断创造价值，给蛋糕越做越大；但农业社会靠天吃饭，财富产出一般是个定量。
古人说，连续三年丰收，才能攒够一年的余粮，连续九年，才能攒出三年储备粮来，这就叫做“一登”——没错，“五谷丰登”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连续有“三登”，这就是27年的积累了，才能称“泰平”，差不多也就是盛世了。
所以你看，蛋糕就这么大，官府多吃多占，老百姓分的就要少。
几千年来，只要官府“多”放松一些对民间的管控，民营经济就能自发“搞活”，老百姓就能从总量里多分一些，一个盛世或者治世也就来了。
那放多少，算“多”呢？
非常难把握。
因为你要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放权地方，单纯命令性计划经济，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但是时间长了，自由商人集团就会崛起，地方势力也会坐大，然后抱团形成世家豪强，中央权威乃至国家统一都会受威胁，“政令不出长安城”，最后分崩离析；甚至有的时候，中央有心给民间放权让利，但放出来的“水”，却被地方政府收走了，民间既没松绑也没减负……懂的都懂。
可反过来说，你要加强中央权威，集中力量办大事，“逐匈奴于漠北”，那就得集权改革，强干弱枝，盐铁专营，与民争利……一不留神把人给逼急了，说不定改朝换代来的更快，朕的大隋就是这么亡的。
正反两面都有的标本，就是西汉。
汉初“无为而治”，用今天话说，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结果豪商大贾满天下，冶铁业、粮食畜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这些资源型、命脉性产业全被民营资本控制了。朝廷对外绥靖，憋屈屈与匈奴和亲；对内控不住局，很多豪强替代了皇权在基层的统治，还闹出个吴楚七国之乱，平乱需要的军费，还要给豪商集团借高利贷，利率是吓死人的1000%。这时候的皇帝，确实啥大事也干不成，只能“无为”。
到汉武帝时代，为了“大国崛起”，通过垄断铸币权、国有专营、税制改革等等一系列手段，实质上就是与民争利，终于聚敛了对外战争的钱财，朝鲜、大宛、南越、匈奴……统统拿下，西域也成了“自古以来”，但大杀四方之后，晚年眼瞅着民生凋零、盗贼四起，政局摇摇欲坠，只能下“罪己诏”。
不过这儿有个例外，就是咱们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唐”，安史之乱前的盛唐，对外开拓进取，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对内也没见横征暴敛，民营经济活跃的很，是历史上不多见的，民营商人也能做官的朝代。
尤其是，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盐铁专营”的传统，早在管仲和汉武帝那会儿就玩的炉火纯青，居然在盛唐中断了。从大唐开国到安史之乱爆发，除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有过10年的食盐专卖，其他时间，国有专营企业基本为零。
那么，我大唐是怎么搞的，就不缺钱呢？
其实就两句话：
商人富户养公务员，地方财政养兵。
先说公务员，隋唐帝国实行三省六部制，比秦汉帝国的三公九卿十三曹，本身政府部门就少了7个，唐太宗又精简人员，中央机关最少的时候，定员只有643人，放在今天，一个县城的行政加事业编，“吃皇粮”总数可能也不止这些。后来据明朝学者统计，整个唐代，全国需要财政负担的各级公务员，总数最多不超过一万八。当然皇子皇孙、太监宫女这些，咱就另说了，这儿只算官员。
就这么点人，皇帝都舍不得“发工资”，最初是想让衙门“自收自支”、官员“自谋生路”。
怎么“谋”呢？
朝廷给各政府部门分点地，称为“公廨田”，再发点启动资金，称为“公廨钱”，你们自己种地产粮、拿钱放贷，这不就是部门办公经费吗？至于官员，也根据职位高低，分配“职分田”，每年的营收就是工资了。
这个事看着挺合理，干起来却有点无厘头。
公廨田还好说，不会种地就租出去，反正荒不了，放贷用的公廨钱就不好办了。直到今天，银行找长期、稳定、高息的贷款客户，还相当不容易，何况农业社会，哪有那么多人需要贷款？还是这种长年累月，只许赚不许赔的项目？
所以后来，唐太宗又想了个办法，给衙门里配几个“临时工”，叫做“捉钱令”，其实就是市场上比较成功的商人，让他们替衙门打理“公廨钱”，考核目标是年利96%，只能多不能少。为了鼓励商人们“不计得失”，勇于承担“捉钱令”这个“美差”，允许他们每家出一个人，在基层担任政府官员，不过任期只有2年，完后再让给其他“承包户”，大伙儿轮着干。
到了下一代的唐高宗，干脆不要这弯弯绕，叫官府直接把本金交给当地的富户，至于富户怎么打理，咱就不管了，按月交利息就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讹诈吗？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就算是天下富商为了供养朝廷官员，交的一笔“收入调节税”吧。
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公廨钱”的利率也不断下调，从最高的年利96%，最低时，降到只有40%。
至于养兵，盛唐时期仍然延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其实有一点点像满清入关后，寓兵于农的八旗兵，官府给你分块地，平时务农为生，农闲也练练兵，要打仗了，就集合出征，手头这“铁杆儿的庄稼”就是军费，实在不够开支的，那时中央再出钱填补。
农业社会最大的产业就是土地，官府下个红头文件，没有任何额外的损失，就在分田地的时候，把兵役也给分下去了，实际上来说，府兵就是各地方的子弟兵，按照一定程序，轮流为国家服役，中央把养兵的包袱甩给了地方，平时一毛不拔，战时补点差价，省钱省大了。
一个朝代开创之际往往彪悍尚武，府兵都是百炼成钢，再加上是父老乡亲齐上阵，那战斗力杠杠的，唐朝初年赫赫武功，府兵都是主力。好比八旗子弟，最开始也是很生猛的，后来才逐渐腐化，你懂得。
所以你看，既不用养公务员，也不用养兵，所以李世民才有底气，不设盐铁专营与民争利，废除潼关以东所有“收费站”，让商品自由流通，商业交易税全免，农业税只取五十税一，徭役只有每年20天……为大唐盛世定了调。
对比一下说——
号称商品经济繁荣的宋朝，交易税还要抽取2%—3%；
号称与民休息的西汉“文景之治”，农业税也要取到三十税一，都比盛唐高不少。
即便如此，官府还怕商业不够繁荣，比如唐玄宗就曾特别下令，即使大唐西市最黄金地段的商铺，也要限价，月租不得超过500文。
盛唐的长安城，面积是明清帝都北京的1.4倍，户籍人口超过60万，是西汉长安的2.4倍，加上驻军、僧侣、客商和留学生，常住人口可能接近100万，而直到14世纪中叶，西欧的四个“超大规模城市群”：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没一个超过10万人。
在当年欧洲十字军的心中，能去一趟远方圣城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个遍地黄金，“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能给子孙后代吹一辈子了——什么叫“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这就是了。
那么扎心的问题就来了——盛唐后来怎么衰败了？其他朝代为什么不能效仿呢？
其实就是一句话，在一个历史的窗口期，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可遇不可求。
你没发现，公廨田也好、府兵制也好，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土地国有化，同时国家也有地可以分给你。
这个事其实很难得。
严格来讲，直到新中国之前，能全面推行土地国有化的领导人，就只有两位：新朝王莽和民初孙中山，后者还只是口头宣示，没付诸行动。
你说了，不对啊——
咱不是喊了几千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
话当然要这么说，但那只是一种政治正确，土地产权一直就是个灰色地带，假设土地是国有的，那你能私下买卖吗？能相互赠与吗？能私自继承吗？
如果不能买卖和继承，那《汉书》里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些大户人家，田地又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默认土地私有制，在此基础上尽量平均地权、抑制豪强兼并，这才是历史的主流。
王莽想要改革，但秦汉帝国发展的到他那个时候，就像人到中年，制度基本成熟，利益集团也已经成型，土地所有关系盘根错节，你要强行清零搞“土改”，结果就是身死国灭。
但是唐朝不一样，所谓“唐承隋制”，大唐的这些政策，其实没什么创新，就是跟隋朝抄作业。
那隋又学得谁？
就是西魏——北周这条线，最后都能追到北魏去。
北魏就是一帮“日耳曼蛮族”，统治相当粗放，直到魏孝文帝上位时，立国将近百年了，都不给官员发俸禄，就让他们自己抢钱、抢地，然后放贷、收租子过活。
这其实就是唐代公懈钱、公廨田的雏形。
不过蛮族没有历史包袱，一张白纸好作画，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都打烂了，老汉族豪强逃到南方去了，剩下来好多流民没有地、好多土地没有主，这就像孙悟空进了水帘洞，白捡这么多石桌石凳石盆石碗，自己也用不了——那就给孩儿们分了吧！
所以北魏各级官员都有职分田，连最基层的县令，都有6顷口粮田，自收自支；老百姓成年后，就按人头分配土地，男耕女织交粮纳赋，如果是三口之家，还能再分一亩的宅基地，折合今天660多平米，随便你怎么盖，都比独栋洋房还宽敞。
这个就是后来唐朝均田制的渊源。
因为后来南北朝、隋唐更替，一直在打仗，人地所有关系就不断在清零，人口也锐减，所以直到唐初，官府一直有地可分，制度得以在延续中不断完善，而在均田的基础上，府兵制和租庸调制也就运转起来了。
说到底，这还是蛋糕有得分的前提下，中央在“放权”，让民间“自主经营”，出现了一个“小政府、大社会”，藏富于民的盛世。
当然说到这儿，咱就明白了，这个事就是“土地财政”，实质上不可持续。
盛世人口密度增大，地不够分怎么办？
理论上讲没问题，因为官员的职分田、老百姓的口分田和宅基地，都是国有的，户主去世就该收回，由官府另行分配。
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啊。
假设我是个县令，王保长家还披麻戴孝呢，我好意思下红头文件，把他的地收回来吗？再者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不是我的私产，土地回收惹一身麻烦还不讨好，干嘛损人不利己唻？干脆，让老王家仨儿子自己分了吧……
更不用说那些世家大族，中央稍一放松，贪吃蛇就会游走起来，四处收购兼并甚至侵占土地，破坏均田政策。
早在李世民之子唐高宗时期，就曾下令禁止土地买卖，强调土地国有，回收重新分配的原则，但在利益面前，你说禁得住吗？
别说唐朝了，就是1978年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你看哪个村里对去世的人，严格执行土地回收流转了？基本上就是变相的继承制，一段时间后，村里就无地可分了吗。
到安史之乱爆发的755年，唐朝统计户籍人口，只有891万户，刚刚达到隋炀帝时的水平（870万户）。
一百多年的盛世，和隋朝末年人口相当？
这个数肯定有问题！
一个原因，唐朝确实是“小政府”，管理粗放，基层数据统不上来；另一个原因，就是地方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豪强大户吸纳了大量户口，藏匿避税。
所有以均田制为基础的配套政策，这时早就推不下去了。
早在唐高宗后期，府兵制执行就很困难了，后来朝廷打仗越来越依靠“募兵制”，也就是雇佣制职业军人，直到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皇帝最终废除了府兵制。
职业军人当然要朝廷财政供养，后来大唐开疆拓土，威震安西北庭，万里之遥鞭长莫及，怎么办？
那只能继续放权。
711年，唐睿宗任命凉州都督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开了节度使专权的先河。
说“专权”倒不是贬义，你要保大唐一方平安，但财政拨款不够用，只能就地自己征粮饷，那么应该掌握民政和财政权吧？为了令行禁止，应该有人事权和监察权吧？打仗人手不够，应该有征兵权和军事权吧？
你说，这不就是个边境小皇帝吗？
所以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只能说，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必然事件罢了。
但是朝廷有其他选择吗？
把边防军大部收归禁军，强干弱枝，由中央财政养起来？
那不就是宋朝吗？
宋朝为了养这些“冗兵”，只能四处捞钱，国有专营与民争利，严酷至极，茶、盐、酒、醋、香药，包括染布用的矾，所有资源性、必需性产业，全由官府专营，老百姓贩私酒3斗，或者贩私盐10斤，或者私自煮碱3斤，或者私自贩运矾石1两……一律处死没商量！
所以这个朝代号称三百年不杀士人，那只是对知识分子有优待罢了，底层劳动者未必轻松。
宋朝是在利益集团的推动下，通过政变“和平接班”的，不可能搞大破大立的“土地国有化”，后来的明清，皇权专制成了主导，但商业和外贸反而大倒退，具体情况咱们下次再聊吧。
总之，她们都不具备盛唐的“窗口期”，而吃到了时代红利的大唐，也就缔造了一个很难复制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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