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官制中，有一个特别的行政单位——厅。从级别上来讲，直隶厅和直隶州平行，散厅和散州、县平行。那么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厅与州县是平行单位，那么何必多此一举不如直接设州县呢？
不过，只要将“厅”的性质搞清楚，理解起来也就不难，御史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就与诸位分享厅的建立以及厅与州县的区别。
明清时期，各省下属的府设有正印官知府，知府以下设有同知、通判两个佐贰官。一般情况下，同知、通判是负责某一方面事务的，或钱粮、刑名或治安、捕盗，等等。
同知、通判有自己的办公衙署，这个衙署就叫“办公厅”简称“厅”，所以厅其实就是清代一个衙署的名称，同知、通判就是所谓的“厅官”。
康熙中期以后，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全国的人口以及各省的钱粮赋税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各省固有的州县规模也在不断膨胀。
为此，就有很多督抚提出，要在原来州县的基础上一分为二，成立新的州县。但是吏部坚决不同意，认为新设州县会增加人员编制，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的负担。终康熙一朝，各省州县拆分一直没有实现。
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设立多个直隶州，由直隶州知州盘查所辖各县钱粮。诺岷的建议得到了雍正和户部、吏部的同意。
由此，各省督抚纷纷效仿，直隶州在全国各省大力推行，在直隶州推广的过程中，原先的散州不再辖县。
雍正年间，又在云贵等省份大力开展改土归流，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被改为州县。同时，为了便于征收赋税，将经济发达的苏州、松江、常州等府的部分县一分为二。
事实上，很多府以及县都是在雍正时期被一分为二的。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新设州县官缺数量大大增加，使得顺治、康熙年间一直执行的裁减地方官员数量的政策发生了逆变，同时也严重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增设州县不仅仅涉及到知州、知县等正印官，其他的佐贰官、首领官、杂职官以及数量庞大的书吏、衙役也要相应增加。
乾隆年间，各省州县仍有所增加，但新增官缺数量得到了相对控制，这也为厅的大范围推行提供了契机。
乾隆即位后，对雍正年间地方官缺大量增加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乾隆六月，大学士鄂尔泰对此提出了看法：
设官分职，原有定制，增设改隶徒事纷更，盖以官多则冗，役多则旷，不特俸工役食徒事虚糜。嗣后各省倘有应需人员，止准通省内随时改调，概不得具奏增设，令将钱粮刑名事件统归同知、通判兼管，不必分县。
鄂尔泰的这段话信息量很大，至少可以反映出，当时各省督抚借着分县的由头以提升自己的权限，有与吏部争权的倾向。
乾隆七年正式下了“不必分县”的谕旨，向各省督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除了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设州县，只能设厅。
设厅的性质和设州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设厅不需要增加新的官缺，无非就是将原先分管钱粮、刑名的各府同知、通判，派到特定的区域管理行政事务，对国家财政也不会造成额外的负担。
自乾隆七年以后至同治年间，全国新设州县的数量很少，新增的行政区划中，厅占了绝大多数。
厅分为直隶厅和散厅，但一般都不辖县，是典型的亲民官。设厅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难以管理的地区。
偏远地区的省份，如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新疆、甘肃等省，下属的府都有一些鞭长莫及且难以管理的地区。
这些地区一般都是省或府的交界处，赋税难征、匪盗猖獗、交通不便，如果以新设县的话，那么以正七品的知县是难以驾驭的。于是便划定了一个新的行政区，以品级较高的正五品或正六品的同知、通判为长官。
其二、新开发的地区。
乾隆年间统一新疆，为了发展新疆，朝廷鼓励各省移民至新疆屯田开荒，在政策的鼓励下，大量的无业贫民为了谋生涌向了新疆及内蒙古。
因为民族成分复杂，且所管的地区疆域太广，所以就设立行政级别较高的厅加以管理。
新疆统一后所需的官缺很多，乾隆为此作出新的部署，一半由甘肃内陆裁减，一般为新设，尽量减少地方官数量的大量增加。
其三、合并原有州县。
内陆各省离府州县治所较远的地区，有将某州县或州县的部分辖区划为新的行政区而设为厅的，如广东的南澳厅、佛冈厅、阳江厅，江西的莲花厅，福建的马巷厅，湖南的晃州厅，湖北的夏口厅等等。
总而言之，清代厅的设置是本着不增加官缺的原则而进行的，而且主要针对的是难以治理的地区，这是厅与州县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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