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如果有才华有天赋的女性，她们的价值没有发挥出来，这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经济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通过一篇文章简单地回顾女性在知识领域的发展历史，探讨知识女性的发展未来，以此鼓励更多女性参与知识经济当中，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
当女性开对知识有所追求，并不只停留在「知性气质」的审美概念，更不要成为消费主义围追堵截的工具。女性要切实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技术科研等领域当中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谈起
虽然近来年社交媒体不再如十几年前，对女博士进行诸如「世界上有三种性别：男人、女人、女博士」，「本科生是小龙女，女博士是李莫愁」的公开羞辱，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在科研界，很长时间并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
1754年，德国给女性授予的第一个医学博士学位。但这次的博士授予给女性，或许是一个偶然事件，只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甚至也难以知道这位女性博士的姓名。在这之后的一百年之中，再也没有一位女性获得过博士学位。
直到1867年，历史上才出现了第二次授予女性医学博士的学位出现。而在美国，到了1877年，才有了第一位女性获得的博士学位。而在此后，女性渐渐进入了科研领域，在探索未知的这条路上，开始了艰辛的征程。
「马太效应」和「玛蒂尔达效应」
说起著名的女性科学家，世人皆知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女性获得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教授，居里夫人；或者得益于自媒体传播的，以惊人美貌和传奇经历被关注的无线通讯之母海蒂∙拉玛。但是，在女性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她们的贡献仍旧很难得到认可，或者说是“隐性的”。
我们熟知的「马太效应」一词，一开始的出现，是由美国学者默顿提出来的，来为学术界的名声累加偏好而鸣不平：一些无名的基层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容易被归为大科学家的名下。于是在科研成功的积累中，穷者穷，富者愈富。但是，当人们把同样的视角看向女性科学家群体的时候会发现，女性所做研究的重要性却经常被忽视，其科学贡献也常常归于男性。而这种效应，则被描述为「玛蒂尔达效应」。
玛蒂尔达效应的出现，是社会性别建构的产物，由社会建构出来的女性气质比如感性、柔弱、不擅长数学等气质，与科学家的气质相冲突，使得女性在科学中的晋升机会被阻断。因而使得女性在科研生产能力上表现得不如男性。这一现象并非是女性群体的空口之言，只需要我们稍微仔细地在历史中翻找一下便能发现许多事迹，此处只挑几个经典案例。
英国伯爵夫人爱达·勒芙蕾丝，作为一个有天赋的数学家，是第一位主张计算机不只可以用来算数的人。她为查尔斯·巴贝奇写了机械师通用计算机的作品，里面包含了世界上第一个计算程序，却并未归于自己名下。
1944年因放射化学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奥托·哈恩（Otto Hahn），这份荣誉应当和他的助手女性莉泽·迈特纳共享，但却被他暧昧推脱。DNA结构这一伟大发现，一直被归功于佛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而非其女性助手罗琳莎·富兰克林，而她在这一集体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甚至是连马太效应这一概念本身，也是玛蒂尔达效应的一个经典案例。因为默顿没有给他后来的妻子，当时的研究助理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相应的认可。默顿后来坦白说：一直到现在（1973）我才迟钝地发现，我其实非常依赖朱克曼的考察和材料，显然，许多发表的论文应该是我们联合成果。
由此可见，在早期的科学研究中，女性在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生物学等领域，就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最早对女性正式开放的学科，却只有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学一类的学科。植物学早在19世界的时候，就吸引了业余女性研究者，而到了20世纪则出现了职业的女性科学家。直到现在，在需要数学的学科专业中，比如工程学、经济学、数学等专业里，女性从大学本科到科研领域所占的比例都严重不足，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女性所占的比例则要相对正常很多。
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女性天生没有数学的大脑，前文里早期的女性已经用行动证明过了。而2014年发表的一篇对女性在学术界的集大成研究，在对男女性做了整个生命历程分析（life-course analyses）之后发现，男女性所谓的在空间和数学的差异，并非来自生理上的差别，而是来自于自幼儿园就开始的，对男女性数学教育和期望的区别对待。
在成长过程中，当得知自己的数学能力更不容易得到认可的时候，许多女孩子便自动放弃了在数学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可能。五岁的时候，女孩子被告知数学是男生学的，然后到了小学、中学，这种刻板印象一再被加强，最后到了大学男生进入理工科领域的意愿，平均是女性的两倍。而根据笔者自己在大学工科读书的经历，像机械这种专业，男女比更是可以高达7:1，所以，对女性数学教育的核心影响，还是在大学之外基础教育。
红旗下的女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而说到女性智力和生产力的解放，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其优越性的。作为生在红旗下的女性，我们被鼓励「女性能顶半边天」。建国之后，在经历了义务教育的普及，计划生育，以及《婚姻法》的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的社会经济建设当中。这一点，和台湾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差别。
研究者在北京和台北招募不同年龄的参与者进行试验调查之后发现，从收入、劳动参与等各个层面，大陆的男女平等都做得更好，大陆的女性都比台湾女性更倾向于竞争。在1958年出生在大陆的这一代，女性的收入竟然还超过了男性，而在台湾，男性收入远高于女性。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柏林墙立起来之后，对东德和西德的女性对比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东德女性比西德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也更愿意投入竞争，重视职业的成功性。早在1920年代，苏联便加大新女性的社会宣传，将新女性的形象分为社会功能、母性和家庭型三大特质，着重突出新女性的社会功能。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的生产力被解放，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大陆的男女平等比之于日韩、台湾，在这方面有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
到了改革时期，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改革，我父母的这一代人中， 女性大比例地投入了一线生产线中，在如各种工厂，比如印刷厂、纺织厂贡献了巨大的生产力。在2003年，深圳以出口导向型工业为重的发展早期，年轻女工占到了70%的总人口。关于这个时代的深圳打工妹，可以参考作家盛可以的《北妹》，以湖南打工妹在深圳漂泊的视角，细窥那个时代。而当女性走出农业生产，投入到城市化进程中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训练的机会。
这种优势也延续到了现在。在2016年《自然》杂志发表的Science Stars of China这篇新闻特写文章中，评选出来的十位中国科学之星，便有四位是女性。包括神经生物学家叶玉如、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基因编辑专家高彩霞小麦基因编辑难题、遗传学家付巧妹。这个情况的出现，得益于我国的教育发展。早在2004年之后，中国大学以上教育成都中，女性的比例就超过了日本，到了2010年更是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再一次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今单薄的女性公共形象
在我童年模糊的记忆里，会听到我外祖母那一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讨论，谁家女性在特殊时期，比如怀孕或者哺乳恢复期，因为过重的体力劳动，导致早产大出血、或者子宫垂脱、或者落下各种疾病。可见，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中，底层劳动妇女也在尽全力地发挥着重要的生产作用。
尤其是在南方种植双季稻的地区，女性在田间劳动的参与度很高，包括插秧、收割、晒谷等环节，都有女性的参与。而在被身边的坚韧女性切实的激励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上一代潜移默化地看到许多激励人心的女性形象，比如《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等。《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则是我的祖母在我儿时教给我的第一首歌。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传媒业蓬勃发展，但是这几年并没有出生动而立体的知识职业女性形象出现。除了迪士尼公主动画片和故事，我无法找到更接近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现代女性形象给我女儿进行榜样教育。而电视剧中，诸如《欢乐颂》中的海归精英安迪，或者《创业时代》中的二代那蓝，要么经历传奇智商逆天，要么出身优渥天生开挂。
这种犹如公主般不真实的精英女性肥皂泡形象，反而可能对女性参与社会生产起到了一种反面暗示作用：女性要当CEO，要做知识经济时代的成功精英，要么有逆天智商，要么有逆天颜值。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自身认知落后，且不需要深入去思考和挖掘观众的隐性需求就能获得大量市场和利润。
可以说，当今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影视和自媒体所展现的女性，其意识形态可能是落后于现实的。根据我个人经验的观察，我们这一代90后中，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海外的硕博士教育，投入到科研或者知识工作领域当中来。并且普遍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婚恋压力上也并没有比同龄普遍的女性来得更艰难一些。那些所谓的女博士嫁不出去的「剩女羞辱」，似乎并没有对这个群体产生太大的影响。
除了科研圈子中，因为女性相对稀有之外，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即使是在婚姻中，在打破了男性垄断社会资源之后，女性顺从换取婚姻资源的方式已经落后了。
妇女节，要鼓励女性迎接更多可能
虽然，在整体的媒体舆论里，我们已经大体告别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糟粕对女性的压迫。然则，我们还是能偶尔在诸如抖音这样的平台看到「过年女人不上桌，家庭更兴旺」的反弹言论；我们还是会面临「女状元和女科学家，以及女CEO不成比例」的社会现象；甚至还是会在幼儿园之类的地方听到「女孩应该看公主的书，不应该沉迷算数」的言论现象。
在我们如日本一样，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时，由于人口结构失调，导致的劳动力缺失必然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其解决方法绝对不是把女性赶回家里，全方位地打压女性在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日本就已经被证明了，这条路就是一个坑。因为即使把女性赶回家，也不会得到多生娃的反馈的：在一个结构失调，不健康的社会里，人们是没有信心和安全感来生育后代的。同时，一个追求不断发展和超越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包容的、开阔的、有远见的民族，绝不对让另外一半的战友掉队。
因此，在今天的国际劳动妇女节里，在这个向知识和信息科技转型的社会时期，我们可以给予身边的女性不一样的礼物。我们可以送女友或者妻子一本书，而不只是一支口红；我们可以送女儿一个积木或者机器人，而只不是裙子或者洋娃娃；我们可以多关注周围女性的智慧，而不只是装扮精致的脸；我们完全可以拥抱一个理智而有趣的女性群体，一起用智力和劳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时代。
最后：也写给我的女儿，愿她能在知识的世界里，获得终身的快乐。
参考资料：
1. Ceci S J, Ginther D K, Kahn S, et al. Women in academic science A changing landscap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014, 15(3): 75-141.
2. Zhang, Y. Jane. '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the gender gap in competitive inclin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 in China.' Forthcom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3. Campa, Pamela, and Michel Serafinelli. Politico-economic regimes and attitudes: Female workers under state-socialism. R&R a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
5. 朱婷钰《玛蒂尔达效应与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 —基于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分层状况的调查研究》；2017年《科学中的秩序》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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