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1958
——)是当代中国最富有魅力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市井人民的日常生活,得到充分地展现,他的作品影响了整个文坛,也转而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影视事业。王朔现象的出现具有其深刻意义的。
《橡皮人》是王朔的重要作品之一,橡皮一捏就变形,意思是没有自己的主见,只能是被动地被社会所扭曲。
该书主人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痞子,他所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中,中国社会开始走出文革的阴影,随着沿海地区进入改革开放的前列,金钱至上主义也开始泛滥,作为小混混的方言,很自然地快速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他不务正业,没有理想,没有目标,而是实际的“活法”,追求感官的“痛快”而已。他自己觉得自己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橡皮人,在初级市场化的社会浊流里,放任飘流,被生存最简单的欲念驱驶,在生活一系列偶发的行动里毫无节制地任意推移。他玩世不恭,被人愚弄也愚弄人。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就是在闲散无聊,穷困潦倒,无所事事中接到南方他的狐朋狗友的一件差事,参与一起倒卖汽车的骗局,陪同中原一个小城市的商业局的卖主前往南方某边境城市,自此他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他所参与的倒买倒卖更像是一场相互角逐的冒险游戏,在这里骗者、被骗者和警方三者之间的角逐,空前激烈,迅速发财致富的欲望摧毁了人与人之间交往诚信的道德基础,骗局中尚有骗局。生活象一个万花筒般,急速地变幻迷离,令人眼花缭乱。
王朔在作品中嘲弄了庞大的生活信念,把生活推到最简陋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中,生活以最原始的形态显露。“橡皮人”被生存最简单的欲念驱使与生活搏斗抗争,在此同时他也为自己背离固有道德观念,生存信念惶惶不安。那种非人感和异化感不时地困扰着他,如书中主人公暴打带有黑社会团伙性质的小头目老林,只因为那个可以更便宜卖给他电视机的小贩被欺行霸市的老林硬抄,即使老林要把价格降下来,基本上达到了他们原来商定的价,主人公的正义感还是被激发出来,不惜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处境。小说最后主人公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也是他本人性格矛盾发展的逻辑使然。
王朔通过痞子之眼发现真实,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状况相结合,如对于那个时代南方某边境城市的描写:这个城市的商业凋敝到这种地步,国营商业无人问津,货架上只有罐头饼干。小商小贩公然在整条街国营店橱窗下摆摊卖瓷器、电器、日用百货和妖艳女人的照片。我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会受到卖香烟小贩的堵截,他们卖的过滤嘴香烟高出市价数倍。商业区附近一个小广场是油烟腾腾的食品市场,小吃摊不下数百,卖着各种油煎、水煲的希奇古怪的风味食物,其可疑程度达到你根本搞不清锅里煮的是谁的肉。
小说真实地写出了全民经商时代的现象。一切是那样地浮躁,人们都恨不得一夜暴富,对金钱的追求压倒了一切。
民间话语是王朔小说的一大特色。王朔善于用活生生的生动语言对道德、知识、信仰和官方用语进行消解、亵渎和颠覆。言如其人,他的富有特色反讽语言,是有着小民百姓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作为痞子的语言,其虽粗俗,但不失为原生态,均属率性而谈,不虚饰,看上去油嘴滑舌,但是还有一定的社会内涵。如他指斥港商老色鬼道:“妈的老流氓,我虚张声势?我也不是不了解你,不就是一九六O年饿跑的乡下佬吗!番薯屎还没拉干净,装什么大亨。”
又如:“你不能这样,为钱把自己卖了。”杨金丽激昂地说,“你们男人怎么堕落在这份上!有人给我介绍有钱的外国老头儿,我还不干呢,我都有个原则......黑暗,太黑暗了!”
“你就不要时不时立个牌坊了。”徐光涛刻薄地说杨金丽,“难道你还要他真爱上李白玲?那才叫堕落呢!那是俗人们不要脸的勾当。”
书中杨金丽本身是个“有损国格的卖淫女”,她的大义凛然,难怪和她混在一起的徐光涛也看不下去了。
王朔的一个朋友说:“王朔也许在世人心里,不是什么好鸟,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崇高。但比起这个社会的多数文人,我觉得他活得真实,活得像他自己,活得性情天然。当多数人在伪饰下正襟危坐的时候,这厮却在那里率性任情的胡作非为,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观《橡皮人》一书,我们也不需要发现什么微言大义,只要我们读懂生活的真实,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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