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至北宋时期的河南城市发展

隋唐至北宋时期是河南城市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历史上河南城市发展的鼎盛时期。隋朝的建立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达400年分裂战乱的结束。国家的空前统一与和平成为现实，这为恢复长期遭到破坏的经济提供了条件，也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环境。

隋炀帝时（公元605年始），隋朝东都洛阳再次以宏大的规模被建立起来，其他一些古城也得到了恢复性建设。可是，此时的经济中心已经由中原地带南移至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和沿海一带，形成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在城市发展与布局上形成了北方政治中心城市与南方商业中心城市并列发展的新格局。

在隋朝，先后修通了广通渠、通济槊（即汴河）、江南河、永济渠，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西通长安，北达涿郡，东南通余杭，联结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系统。这一巨大工程的完成，使位于运河关键地段的洛阳和开封显得格外重要。

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迁都洛阳，接着对这座城市又重新作了规划，征收近二百万民工对洛阳开始进行了大规模营建，凭借中央权力，集中全国财力使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东距汉魏故城9 km，西离周王城2.5 km，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完善，是隋唐以前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另据《河南志》载，城周长约为27.5 km，全盛时人口达百万人以上，与当时的长安、广州、扬州、汴州并驾齐驱，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另外，当时洛阳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大业三年河北诸郡工艺户三千余家迁到洛阳，使洛阳城市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开封（唐称汴州，宋称东京）自从战国开通鸿沟水系以后，这里逐渐成为中原地区水运的中心。特别是到了隋朝开通通济渠以后，开封园地处黄河、淮河水运的中枢地位，加上又是长安、洛阳进入齐鲁的必经之地，故商业获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

到了唐代，这里就已成为全国仅次于扬州的国际贸易中心。唐朝末年，经过“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及“五代离乱”，长安和洛阳日趋衰落，开封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五代时的后粱、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先后都在此建过国都，从而使开封成为历史上继安阳、洛阳之后，河南第三个全国性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中心。

宋朝初期，由于全国出现了统一局面，农工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流通在城市中的地位也有明显的提高。当时开封人口达160多万，多于唐时长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荣景况，就是对当时汴京城繁华商业街市的真实写照。

除洛阳、开封之外，在黄河、运河沿岸和其他水陆要冲地区出现了不少中小城市，如陕州（今陕县）、河阴（今孟津）、郑州、怀州（今沁阳）、盂州、卫州（今卫辉）、滑州（今滑县）、相州（今安阳）、濮阳、宋城（今商丘）、陈州（今淮阳）、阳翟（今禹州）、汝州、长社（今许昌）、蔡州（今汝南）、光州（今潢川）、信阳、邓州、唐州（今唐河）、南阳等，其工商业都相当发达，并同时出现了一大批集镇。其中汝州、阳翟均是北宋时期风靡全国的瓷业中心。这既说明河南的自然小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也说明这个时期是河南城镇历史上发展的鼎盛时期。

该时期的城市体系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不仅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体系更加完善，已形成的交通网、商业网使各城市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城市体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