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康作为宋代的重要城市，是除南北两宋的京城外，居第一梯队的城市。人口众多，号为“天下巨镇”。其城市建设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工作在全国位居前列，制度完善。宋院本《金陵图》所呈现的生动图景，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突出地反映了宋代建康城市的迷人风采。
关键词：宋代；建康；城市建设；经济；文化
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开始，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宋代共存世三百余年。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认同，如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说：“谈到11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和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著名汉学家、法国学者贾克·谢和耐教授在所著的《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认为：“中国史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却是一连串激烈的变革冲击和动荡。从公元6世纪直到10世纪，中国历经了一个使得它变得全然不可辨认的时期。”特别是在“蒙人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巅峰”，“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建康作为宋代的重要城市，其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下面利用文献史料，对宋代建康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作一阐述。
一、城市建设
(一)城市历史
建康(治今江苏南京市)位居长江下游，长江从城外西南部经流，素有“龙蟠虎踞”之称。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就曾在此先后设城。此后，楚威王在此置金陵郡。三国孙吴建都建业，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数朝也均建都于此，故后代有“六朝古都”之称。隋灭陈后，雄伟壮丽的城池被拆毁，只留下小规模的石头城。到了唐代，城市逐渐恢复，成为昇州府治所。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又在此建都，成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大都会。但在宋初平定南唐的过程中，城市遭到战争的破坏，昔日的“富贵繁华随而磨灭乎荒砻断堑之间”。北宋开宝八年(975)，宋军攻占南唐都城金陵府，改金陵府为昇州，统辖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溧阳五县。天禧二年(1018)，真宗赵恒诏以昇州为江宁府。其时，江宁的政治地位十分重要。皇子赵祯曾封为昇王，以江宁为昇国，又兼江宁府尹，继位后即为仁宗皇帝。他历派亲信重臣镇守江宁府，其中就有名臣包拯。神宗时，王安石曾三知江宁，其间两度从知府出任宰相；变法失败后，王安石退居江宁，终老于城东半山园。
南宋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金兵大举渡江，攻入建康，建康留守杜充丢下十几万军队，临阵投降。当时，岳飞还是他手下一名中级军官，带领部队退守建康周边山地。次年，岳飞和其他爱国将领配合当地民军奋勇出击，首战靖安镇(今南京下关)，再战牛首山，三战龙江湾(今下关江边)，接连大败金兵，收复建康。金兵次年五月回撤江北前，连续几日屠城，“始料其强壮与官吏，以兵围于州之正觉寺，取老弱之遗者悉杀之。纵火大掠，越三日，府寺民庐皆尽，乃拥众去。凡驱而与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于锋镝敲榜者盖十之四。城中头颅手足枕藉，血流通道，伤残宛转于煨烬之间，犹有数日而后绝者”。经此浩劫，昔日繁华的建康城一片萧瑟。是年，仓皇南迁的皇室迁移至此，高宗赵构诏改称江宁府为建康府，并下令修缮建康城池以及就南唐旧宫改建行宫，为定都建康做准备。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命将建康原有府治改建为行宫，以备自己北上驻跸。绍兴七年(1137)，宋高宗再次驻跸建康府，并诏令守臣限一月在此修盖太庙，迎奉神主已到建康府，以临安府太庙殿宇改称为圣祖殿。绍兴八年(1138)，行都(首都)正式移跸杭州，建康置行宫留守司。十二年(1142)二月，“建康宫宇令有司照管”，由江东安抚使例兼留守，“每岁四季月，准令入宫点视，留守司属官一员从之”。从此，建康正式成为南宋留都，残破的城池也逐渐得到修复。绍兴三十二年(1162)，赵构第三次驻跸建康府，可三度幸临，他却最终不愿定都于抗金前哨的建康。当时建康城内已有厢的建制，设有城内5厢和城外2厢，其中在南门外工商业区设置的城南厢，是突破古城墙向外扩展的新的生存空间。
(二)城市人口
以城市人口而言，在宋代的城市中，建康是除南北两宋的京城外，居第一梯队的城市。人口众多，号为“天下巨镇”。陆游曰：“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南宋初，守臣叶梦得追述说：“建康承平时，民之籍于坊郭、以口计者十七万有奇，流寓、商贾、游手往来不与。”若加上与之大致相等的女性成员，则北宋后期建康城的在籍人口已在30万人以上；再加上不在籍的在城中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流寓、商贾、游手”之类，以及军队及其家属等，估计实际人口不会少于40万人。
到南宋后期，建康都市人口超过了北宋时的规模。根据《景定建康志》卷四二所载，到景定二年(1261)，建康全府的在籍人口共有201271户，其中上元、江宁两附郭县有136533户。这两县的在籍人口应该大部分分布于府城内外，姑以三分之二估算，则有9万户左右。如果参照临安等城市的情况，以户均6人计，人口达50余万人。作为留都，又是长江下游防线的枢纽，建康的驻军数量仅次于都城临安。据文献载，建康城内“军民杂处，舟车辐辏”。景定初，城内外驻有侍卫马军3万人，驻扎御前诸军5万人，江东安抚所统诸军5000人，沿江制置司所统诸军(不包括驻扎在乡村市镇的部分军队)3.6万余人，合计12万余人。仍以平均每名军人有家属1.5人计，则计有近30万人。此外，还有不少无业游民、僧尼道士、巫卜之人、从医者、倡伎、乞丐等外来失业流民。如嘉定五年(1212)，知建康府黄度上省札云：“留都繁会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每遇隆冬凛冽之时，米价稍贵，则号寒啼饥，单露枯瘁，所在成群，非都邑气象。”乾道四年(1168)，江东水灾，大批灾民涌入建康城中，留守史正志募饥民修建贡院，以工代赈，“使食其力”。又，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一○《蒋坚食牛》提到“日者蒋坚，金陵人，乾道元年游术江左，至鄱阳，就邸舍赴卜肆”；丁志卷二《李家遇仙丹》提到隆兴府“丐者李全，旧隶建康兵籍。绍兴辛巳之战，伤目折足，汰为民，而病废不能治生，乃乞于市”。综上推算，南宋中后期建康城内外约有居民共计90万人，较北宋后期增加了一倍左右。
(三)城市建设
从宋代各个城市城墙内城区的空间范围来看，建康城市规模可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列举了宋代143个城市的城郭周回数值，并据此统计全国城市的城郭平均规模，约为周回7.64里。其中，南宋境内部分州府城市的城郭周回情况是(所列数据为里数)：
临安70，平江府42，常州27.1，镇江府26.1，静江府(桂州)26，绍兴府25.7，建康府25.1，湖州24，泉州23.8，潭州22，吉州20.6，庐州20，福州20，台州18，温州18，扬州17.5，广州15.3，庆元府(明州)14，容州13.9，泗州13.3，建昌军13，赣州13，江阴军13，嘉兴府12，严州(建德府)12，饶州12，衢州11.3，瑞州(筠州)11.1，泰州10.8，宁国府(宣州)10.5，南安军10.4，隆兴府10.2，抚州10，和州10，安庆府(舒州)9.5，横州9.5，袁州9.2，泸州9.1，江州9，潮州8.5，徽州7.1，信州7.1，邕州7，寿春府(寿州)6.9，叙州6.7，汀州5.7，郁林州1.5，梧州1.4；连州0.9，永州0.9。
上述50个城市，规模最大的是南宋都城临安府城，周回达70里。建康城排在第7位，名列临安、平江府、常州、镇江府、静江府(桂州)、绍兴府之后。
据《景定建康志》记载，宋代建康城城周为二十五里四十四步，有六道城门，“城郭皆因其旧”，并不断对城郭墙体进行维修加固。宋室南渡之初，即对建康城进行修葺，并对城墙进行修固。乾道五年(1169)，留守史正志“因城坏，复加修筑，增立女墙”。景定元年(1260)，沿江制置大使马光祖“以开濠之土培厚城身，创硬楼四所，一百七十八七间。又於栅寨门，创瓮城及硬楼七间，闪门六扇，皆裹以铁圈门。一座址以石武台，二座铁水，窗二扇。绕城浚濠四千七百六十五丈有奇，以深丈五、阔三十丈为率。城之外濠之里，皆筑羊马墙，其长如濠之数”。时隔不久，景定三年(1262)，制置使姚希得再次“重修诸城门、税亭、备屋、廊宇等”，“费钱二万三千一百余缗，米五十七石六斗有奇”。
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坊巷棋布，路面平坦，各种建筑参差相间。当时的街衢和坊巷得到整治，即使是建康府句容县下蜀镇也进行了街市道路的改造，全部采用砖石铺设。城内街市喧闹，坊巷密集，一派都市繁华的景致。从南门入城，有通往六朝旧宫的大道——御街。御街两侧，最多时有由三十六个坊组成的城市居民区，居住着数十万的城市居民。叶梦得《建康集》卷四《建康掩骸记》中描述南宋初年建康人口恢复发展的情形时说：“市廛五方杂处，生聚之盛，虽非前日比，然询汉唐之始未有也。”到南宋中期，建康城已经为“罗绮一城，富六朝之风物；弦歌千里，绵百世之衣冠”。
随着传统坊市结构的瓦解和工商业的兴盛，以及居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民居、官衙、各种店铺、茶楼酒肆、客栈、妓院、市场、寺院、道观、学校、书院、兵营等交织杂处，由此占据街巷和河渠沿岸引发的所谓“侵街”现象日益严重，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建康府城的秦淮河两岸民居繁多，“居民填筑河岸，添造屋宇，日渐侵占其岸白地”。
(四)水陆交通
建康有着沟通长江中下游和江淮、江南交通往来的地理优势，水陆交通非常便利，史载“三吴为东门，荆、蜀为西户，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这从南宋初年官员主张定都建康的主张中可以看出。如时人胡安国认为：“建康以三吴为东门，荆蜀为西户，七闽、二广为南府。”卫肤敏曰：“建康外运江、淮，内控湖海，实为东南要会。”张守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据要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可为行都以待恢复。”李刚认为：“建康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漕运贮谷，无不便利，然必淮南有藩篱形势之固，然后建康为可都。”上述主张定都建康的议论，均强调建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军事优势。
水路交通占有重要地位。《景定建康志》卷四《平止仓》称建康“数十万之生齿，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淳熙二年(1175)，刘珙任江东重镇建康知府，“会水且旱，公奏：'……禁上流税米遏籴，即他路有敢违者，请亦得以名闻，抵其罪。’诏皆从之。以是得商人米三百万斛散之民间。又贷诸司钱合三万万，遣官籴米上江，得十四万九千斛。籍农民当赈贷、客户当赈济者，户以口数给米有差”。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曰：“六朝自石头东至运署总二十四度，皆浮航往来。建康城外有朱雀航，即今之浮桥是也。今浙西临流州县，凡载行旅之舟，谓之航船，义或取此。”在建康城西江岸，有石头山，北临大江，南抵秦淮口，是入建康城内的必由之道，“凡舟由此下至建康”。因此，此地既是交通中转之要地，也是军事防御的扼要。陆游入蜀时，曾登此山，据《入蜀记》载：“登石头，西望宣化渡及历阳诸山，真形胜之地。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头当仍为关要。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贯城中，六朝立栅断航之类，缓急不可复施，然大江天险，都城临之，金汤之势，比六朝为胜，岂必依淮为固邪？”长江中载重达千石以上甚至一万二千石的“大舟”“巨舰”往来于建康城长江边的港口码头。洪迈《夷坚志》载，绍熙五年(1194)江西米纲沿长江而下发往建康，“内一舟最大，所载千斛”。可谓船帆飘扬，客栈林立，店肆繁盛，车马喧嚣，人头攒动，交易繁忙。
在陆路交通方面，建康府东西南北路除了按每十里设铺外，还按每六十里设一驿，设置驿馆。驿道通往所属各县及周边地区，沿路设有驿馆、递铺，负责文书、信件与小件官物的传送，也为往来官吏和客旅提供相关服务。《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铺驿》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南宋中后期建康府驿道和沿线递铺设置的具体情况。全府东、西、南、北四条驿路主干道，共设有51铺，“每铺相去十里”。其中，东路通往镇江府，设13铺；南接通往广德军(今属安徽)，设25铺；西路通往太平州(安徽当涂)，设9铺；北路通往滁州(今属安徽)，设4铺。驿站有永宁驿、江宁驿、秣陵驿、七桥驿、石头驿、梦笔驿、金陵驿(亦名蛇盘驿)、东阳驿、柴沟驿、下蜀驿、太平驿、望仙驿(原名昭华驿)、中山驿、马驿二所。由此可见，从建康至全国各地的陆路驿道是非常方便的。
城内外桥梁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建康府所辖境内有173座桥，其中建康府城有42座桥梁，上元县15座，江宁县14座，句容县17座，溧水县36座，溧阳县49座。建康府城知名的桥有镇淮桥、饮虹桥、月华桥、东虹桥、西虹桥、景定桥、太平桥、鼎新桥、斗门桥、崇道桥、武卫桥、武定桥、广富桥、白下桥、长干桥、龟池桥、高桥(皋桥)和乾道南北二桥等，这些桥梁绝大多数为北宋以前所建，只有少数新建于南宋。从材质上看，则以坚固性更强、载重能力也大的石桥居多。如建康府城的白下桥“旧架木为之，岁久朽蠹……三衢郑君缉视事之，初窃鄙前人作计之不远，毅然欲取而更新之。未几，运石山积下筑万桩，曰：'吾将以石易木，为千百年不朽之利。’观者且喜且骇疑。不克，就甫五阅月而桥成。长鲸卧波，飞梁驾虚，材良工坚，天造地设，虽怒涛激湍疾风甚雨，而过者如登康庄得大安稳”。这些桥梁，常在桥上建亭、屋，或在桥墩、栏杆上雕凿装饰，由此投资额非常大。镇淮桥是秦淮河上主要桥梁之一，人员车马往来频繁。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知府史正志重建镇淮、饮虹二桥，“率增其旧四之一，镇淮长十有六丈，为二亭，其南属民以诏令。饮虹长十有三丈，加屋焉。凡十有六楹，而并广三十有六尺，基以巨石。甃以厚甓，千寻之材，世守之土，必坚必良，是度是营……规模壮大，气象雄伟，隆然相望”。嘉泰四年(1204)重建白下桥，“会其费为钱几四百万”。开禧元年(1205)，知府丘崇再次重修镇淮桥，“会其费为缗钱万四千有畸，而锱铢不以累诸人也”。宝祐四年(1256)，镇淮桥为洪水冲毁，知府马光祖立刻加以重建。景定二年(1261)，马光祖还对城内的主要桥梁进行全面修整。
二、经济发达
(一)手工业
宋代建康手工业发达。中央政府在此设置有都作院。规模更大，分工极细，据文献记载，达到了二十八种，其中“锻、砺、刮、磨、绵、络、弦、甲、筋、革之工，凡十有二列于左；熔、冶、麻、缕、竹、木、骨、角诸色之工，凡十有六位于右”。绍兴七年(1137)正月，又在建康府(南京)置“制造御前军器局”。不过，器甲所和制造御前军器局都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分别于建炎四年(1130)八月和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废罢。御前军器局是中央负责组织军工生产的主要单位，“初，御前军器监、军器所万全军匠以三千七百为额，东西作坊工匠以五千人为额。绍兴初役兵才千人，久之增至千六百余，又于诸道增二千九百余”。在南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情况下，就组织起4500余人的生产队伍，虽较北宋的8700余人有所减少，但也颇具规模。到孝宗淳熙六年(1179)，御前军器局仍有工匠3500人。南宋末年，朝廷还在建康设有火药兵器制作院，《景定建康志》详细记载了都作院制造兵器的情形：
给军器衣甲：付各屯桩管以备使用：角弓九百二十四张，弩六百二十八件，枪一千五百七十条，弓箭四万七千一百支，弓九百四十二个，弓弦九百四十二条，弩箭六万二千八百只，腰刀二千五百一十二把，弩六百二十八个，手斧六百二十八把，金一十八面，鼓四十六面，划车弩三十三坐，甲一千二百五十六副，胖袄一千八百八十四领，绵裙一千八百八十四腰，衲袄三千一百四十领，衲裙三千一百四十领，已上共发过一十三万九十四件(内除朝廷科下殿司铁甲袄裙五千九十六件，并建康府胖袄绵裙一千八百五十七件，太平州军器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二件，外余从本司库支)。
由此可以看出，都作院规模较大，分工也非常完善，所生产的武器种类繁多。又《景定建康志》言马光祖在知建康府任上，能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制造出三万八千三百九十五件火药武器，其中有“铁炮壳十斤重四支，七斤重八支，六斤重一百支，五斤重一万三千一百四支，三斤重二万二千四十四支；……突火筒五百二个；火药弃裤枪头一千三百九十六个；火药蒺藜四百四个；小铁炮二百八支；铁火桶七十四支；铁火锥二十三条”。由此可见建康的军火工业极其发达。
建康城中还有不少专门制造金银饰品的作坊，如“金银打钑作”“金银镀作”等，名目繁多。这些金银铺席，为表明自己实力雄厚，均在铺面门前摆放着大堆“看垛钱”和金银器皿，同时还附设“打钑炉□”作坊。其中多半应是“前店后铺”形式，与“打钑匠炉”等手工业作坊结合在一起。这些情况说明南宋时期的金银器饰制造业仍旧十分繁盛。
建康也是宋代著名的铜器产地，时人将建康、越州、明州、台州的铜器，长沙的银器，明州的草席、铁锅等日常生活用手工业品，福州的蔗糖，泉州的玳瑁梳、木梳、铁锅、木棉等，列为享誉海内外市场的名优特产品。由于建康铜器制作业十分发达，致使销钱铸器之风盛行，所制铜器大量投放市场，供应全国各地。这可从当时朝廷的诏令和大臣的奏章中看出。绍兴五年(1135)，金部员外郎张成宪等上言：“江浙之民巧为有素，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其最甚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苏、湖，浙东之蠡越，鼓铸器用，供给四方，无有纪极。计一两所费，不过十数钱，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乾道二年(1166)三月十二日诏：“应私铸铜器，蠹坏钱货，建康府，台、明州尤甚，可专委守臣严切禁止。”庆元二年(1196)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
鉟销之禁，不可不严。且如辇毂之下，实为法令之始，孝宗皇帝固尝亲有训戒矣。今乃列肆负担，无非铜器，打铸棱作，公然为业。又如建康之句容，台州之城下，专以古器得名，今则绍兴、平江等处皆有之。江西之抚州专以七筋器皿得名，今则四明、隆兴、鄂州、静江等处皆有之。且今冶司岁铸生铜，所入盖自有限，其余皆是取给于淋铜、浸铜。夫毁一钱则有十余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欲责之守令，凡臣庶家所有铜器及僧道供具，立以近限，赴官镌凿，不得续行置造。如有违犯，坐以违制之罪，不以荫论。官吏失觉察，罪亦如之。其鼓铸打造炉户，仰所属州县括籍姓名，监令日下改业，犯者决配海外，永不放还。仍乞重立赏格，许人告捕。
如铜铸的打击乐器——铙钹，就主要产于建康府，“明、越州亦有”，但以建康府铸造的最好，“高者每副直钱十千已上已下，低者有直钱四贯者”。所产的铜镜常附有铸出的长方形印章，标明铸镜者的名号等。
建康设有官营造船场。乾道四年(1168)，建康府水军建造了一种单轮十二桨的四百料大型轮船。车轮船的不断改进和大量建造，是宋朝战船建造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欧洲人大约在16世纪才开始使用车轮船。孝宗淳熙三年(1176)十月十二日，执政进呈建康都统郭刚奏：“本司应管车战等船内有损烂已行补填，依海船样制造到多桨飞江战船。”上曰：“车船古之艨冲，辛巳岁用以取胜，岂宜改造？可令郭刚具析并约束沿流诸军，遇有损坏随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桨船止许逐军自行创造，并不得用充新管车战船数。”这里说的多桨飞江战船和车船，都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船型。
建康还有发达的酿酒业，当时官府经营酿酒业，设置有酿卖酒曲、征收酒课的机关，即“都酒务”，其中酒库是官酒酿造和批发的机构。据文献记载，建康府各个官衙机构总共设有27个酒库，自乾道八年(1172)起其中5个为专门的酿酒作坊，“其余二十二库并于造酒库打发分散拍户，并门堂酤卖”，即面向众多的民营酒店经营批发业务。酒务内部都设有仓库、碾碓、酝室、糟池、灶舍、摊场等制酒设备，规模不小。如宁宗开庆年间，建康府公使酒库“为屋凡七十间”。出产有秦淮春、芙蓉、百桃、银光等名酒。秦淮春酒的酒名，源于内翰程珌《题朝阳亭》诗中“修鳞烂银瓶，更酌秦淮春。配此玉豉羮，了无一物俗”的诗句。
建康府纺织业十分发达，在城坊郭户原来“合纳和买绢一万余匹，绵一万一百六十两”。织造的云锦是闻名全国的织品。北宋后期，全路租税收入中的匹帛数，62288匹，在各路中居首位；绢、丝绵分别为383659匹和1198244两，均仅次于两浙而居第二位。南宋初因遭战乱，“房郭营运、店业之家荡然于兵火之余，人户多是流寓”，遂不复和买。但城外的城南厢，以及该府所属句容、溧阳两县坊郭户，仍一直要承担和买。其中，城南厢坊郭户凡房地钱一贯文，“即催和买绢五寸五分，绵五分五厘，共折钱一百三十文七分二厘”；店肆卖买营运钱一贯文，“即催和买绢八寸，绵八分，共折钱一百二十四文”。淳熙五年(1178)，又“增科家业及营运钱起纳和买绵绢钱二千四百八十文”。直到嘉定八年(1215)，才将“增科和买绵绢尽与除豁”。句容县坊郭户“日掠房钱一百五十六文足者，即趁纳和买绢一匹；开解库、店业之家，营运业钱每一贯文足，即纳和买绢二寸二厘八毫，各家岁纳和买绢不下五七匹”。全县“坊廓房廊赁钱上已均敷二百二十余匹，却又白敷坊郭市户八十六匹有奇，谓之虚增营运钱。每遇推排别置一局，深扃固镌，关防备至。凡邑之民，次第高下，号十等户，虽负贩小夫，下至植蔬鬻饼之徒，稍能经营者在焉。内择一人董其局事，令自相纠决，铢较寸量，哗然争竞，甚于仇敌”。溧阳县坊郭户的和买负担也十分沉重，“或藏金珠，功鬻鹾茗，或蓄牛马，或乘舟车，或广栋宇，或启贸易，或称子本”，均要承担和买，“至有身沦乞丐而负和买数十百缣者”。
(二)商业繁华
建康历来是商业之都。其市场培育早在三国孙吴时就已初具规模，据山谦之《丹阳记》称：“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左思《吴都赋》用“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之句描述当日建康市场的繁华。这里“商旅方舟万计”，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又据《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镇市》载：“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寺亦名大市寺。……北市，在大夏门外归善寺前。……南市，在三桥篱门外斗场村内，亦名东市。”至隋代，建康的繁华程度更非一般城市所能比，“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
发展到北宋中期，城市再度繁华起来。欧阳修赞叹说：“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南宋时，建康府城“市廛日以繁盛，财力足以倍输”。城内外街巷棋布，市场兴旺，集中了来自海内外的金银装饰品和漆器等高级工艺品。城区有大市、北市、南市等多处综合性大型市场和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盐市等多种专业市场，“皆边淮列肆，裨贩焉”。南门外的工商业区设有城南厢。许多工商业者资本雄厚，获得甚丰，“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及开解库、店业之人，家计有数十万缗，营运本钱动是数万”。
建康市场经济发达，已经形成了具有专业化特点的新型商业街市，如罗帛市、鸡行、箩行等。镇市更多，史载宋代“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据统计，建康府共有一十四镇、三十三市。其镇市的地理分布情况如下：淳化镇，在上元县东45里；金陵镇，在江宁县南60里；秣陵镇，在江宁县南50里；常宁镇，在句容县东南50里；下蜀镇，在句容县北60里；土桥镇，在上元县东南60里；东阳镇，在句容县西北60里；江宁镇，在江宁县西南60里；邓步镇，在溧水县南120里；孔家冈镇，在溧水县南45里；固城镇，在溧水县南90里；高淳镇，在溧水县南100里；举善镇，在溧阳县南35里；社渚镇，在溧阳县西南60里。
近郊草市的大量兴起，是城郊都市化的另一种形式。如建康府城郊草市众多，“南门之外有草市，谓之城南厢。环以村落，谓之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知名的有东口市、西口市、小口市、朱门市、水桥市、龙湾市等近十处市镇。一般说来，草市因工商业发展水平有限，人口规模也普遍要小于镇，大多在数十户至百来户之间。如建康府竹筱港是距府城30里的一处草市，乾道年间，“有居民二十余家”；同府的佘婆冈，“居民数十家，亦有店肆”。
建康城与其他地区的各类商品流通极其活跃，关系密切。据文献记载，建康府城的粮食消费量很大，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市场流通，需要从江西等地输入。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余嵘上言：“此邦虽名为繁庶，而民生最艰，素无藏盖，日食所须，仰给商贩，米舟一日不至，米价即倍腾涌，才苦高籴，便至流孚。万一江上岁歉，邻邦遏籴，则狼狈尤甚。”刘宰说：“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众，生之者寡，岁仰籴客贩。长江天险，舟至不时，价辄翔涌。”实际上，不仅仅是粮食，该城居民所需的其他许多物品，也主要由商人从外地贩运供应。由此，建康成为当时的消费大市场，客商趋之若鹜。来自“江、淮、吴、蜀”的“游民行商，分屯之旅，假道之宾客，杂沓旁午，肩摩毂击，穷日夜不止”，“客人多自江西、湖南搬运斛斗、竹木前来建康府，往往算请盐钞并粜米以回”。苏州、明州等地的江海名贵水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建康城内。如范成大《吴郡志》便载苏州所产的、“为江海鱼中之冠”的石首鱼，“二十年来，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养鱼，遂不败。然与自鲜好者味终不及。以有冰故，遂贩至江东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闻也”。杨万里曾有在建康城买鱼的经历，其诗咏曰：“金陵城中无纤鳞，一鱼往往重六钧。脊梁专车尾梢云，肉如大武千秋筋。小港阻风泊乌舫，舫前渔艇晨收网。一双白锦跳银刀，玉质黑章大如掌。洞庭枨子青欲黄，香肤作鲊醯作浆。供侬朝吃复晚吃，秃尾槎头俱避席。可怜秋浦好秋山，侬眼未饱即北还。江神挈月作团扇，一夜挥风卷波面。留侬看山仍看江，更荐鲜鱼庖玉霜。江神好意那可忘？江神恶剧那可当！”宝祐六年(1258)八月，枢密院调遣庆元府水军600人出戍建康府，时任判庆元府兼沿江制置使吴潜即遣训练有素的水师开赴防江前线。是年冬，吴潜虑及将士“必动乡莼之思”，各种恩典赏赐之外，又破格“专差将校赍官会”5545贯，江蠽1049个，郎君鱼、石首鲞各565斤，赴建康府慰劳出戍将士。由此，时人袁燮感慨地说：“(金陵)米、麦、薪、炭、醝、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
主要为工商业相关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租赁业，如店铺、仓库这类的租赁等，同样在建康城中非常发达。如建康府学在靖康间有“房廊七十一间及酒坊三处，岁收钱一千八百二十四贯有奇”。当时建康的许多店铺都是租赁来的，如南宋中期真德秀在谈到建康府城的情况时说：“大抵地主以房地起家业钱，而赁户又以店肆起营运钱。”南宋后期，建康府留守马光祖在一份判书中也说：“揽户居城也，仓、斗亦居城也，或自为揽户，或身非揽户而子婿亲戚为之，事同一家，臂指相应。”由此，店铺、仓库租赁业的收入非常丰厚。此外，不少居民还以出租房廊为主要收入。淳熙中，建康府城“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家计有数十万缗者，营运本钱动是万数”。按此推算，“房廊之家”每年租赁收入少者在万贯以上。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富家豪室参与。时人赵彦卫说：“绍兴既讲和，务与民休息，禁网疏阔，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赁金日增。”当然，府下的县城，其上等市民的财产和经营规模远不能与府城富家相比。如同府的句容县城，“有房廊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富者家计不过五七千缗而止，而营运本钱不过三二千缗而止，其日掠房钱一百五十六文足”。
值得注意的是，建康还出现了从事海外贸易致富的巨商。如《夷坚志》提到的“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就是富商巨贾的典型。
因商业的发达，牙人在建康城中随处可见，十分活跃。如《景定建康志》说：“(建康城)米价低昂之权，又倒持于牙侩之手。”他们控制着市场，在乡村小农和城市消费者之间，人为地筑起一道门槛，小农出卖产品被额外掠夺走一笔手续费——“牙钱”，对买卖双方都很不利。
在娱乐业方面，除传统的妓院歌楼外，建康还出现了“易聚易散”的大众性享乐消费场所——新瓦子，以满足居民浓厚的娱乐需求。
由于建康为六朝古都、东南一大都会，拥有钟山、玄武湖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亭台楼阁，因此是当时著名的旅游胜地。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四便曰：“钱塘西湖、建康钟山，皆士大夫愿游而不获者，仕宦适之未有不厌足所欲两郡，余皆辱居之。”建康旅游业非常发达，皇室贵族、文人雅士和市民百姓往往至此游览。乾道五年(1169)，陆游自家乡绍兴至四川夔州任职，坐船途经建康，在此停留了四天，寻古览胜，游览金陵名胜，所到之处有天庆观、清凉广慧寺、钟山道林真觉大师塔、保宁戒坛二寺、凤凰台、揽辉亭、赏心亭等，并留下了不少题刻，如“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著名词人辛弃疾也游览了建康的众多名胜，并创作了不少名作，如其代表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此外，当时生活在偏僻乡村的人士向往热闹非凡的建康城。《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
《心词淫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景定中，京口一富人姓王，尝闻人言金陵乃帝王州，繁华无匹，切慕之。且止二三百里之近，扁舟携所宠李氏，同往恣游历览，至铁塔寺少息，因见士女往来，携手笑谑，不能忘情，遂与其宠在寺西偏作无状事。”
(三)农业生产
建康府农业生产进步明显。境内圩田遍布，具有完备的水利配套设施，已经实行稻麦两熟连作制。杨万里《江东集》中有《夏日杂兴》诗：“金陵六月晓犹寒，近北天时较少暄。……九郡报来都雨足，插秧收麦喜村村。”当然也有实行稻稻连作制的，不过双季稻之种植范围不如稻麦复种制广泛而已。如项安世《二十一日柘龙桥道中》诗描写建康城郊风光：“旱禾登架晚禾青，雨后官塘处处平。”又，项安世《久旱得雨》诗：“旱禾已死不可救，晚禾未出犹堪收。”复种多熟制已经成为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据《景定建康志》记载：“本庄田地立为上、中、下三等收租。田上等每亩夏收小麦五斗四升军斗，秋纳米七斗二升军斗；地上等夏纳小麦五斗四升军斗，秋纳豆五斗四升军斗……田下等每亩夏纳小麦二斗三升四合军斗，秋纳米二斗七升军斗；地下等每亩夏纳小麦二斗六升六合军斗，秋纳豆二斗一升六合军斗。以上各系租户自出耕具种粮，净纳租数，立为定额。”产量也较高，淳熙六年(1179)八月，建康行宫内侍“将到江东诸州稻禾色样，皆十分结实”。孝宗曰：“今岁远近皆丰熟，可谓屡丰年也，朕殊以为喜。”南宋后期，建康府所属五县的圩田面积有714806亩，约占全府官民田总面积的16.5%。有学者曾做过一番估算，景定年间建康府五县所产稻米，扣除全府人户口粮和秋税苗米，尚余58%左右可投放市场。
建康城市近郊有规模较大的蔬菜和水果生产基地，如丁家洲就是一个大型的萝卜生产基地。杨万里《从丁家洲避风从小港出荻港大江》诗云：“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注云：“丁家洲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可见丁家洲这个萝卜生产基地规模不小。此外，茶叶、油菜等也多有种植。如周文璞咏建康“菜花黄尽绿荫成”句，乃江东建康府种油菜之证。建康出产的枣，闻名于时，是当地知名的土特产。
三、文化教育、民俗和社会救济
(一)文化教育和民俗
建康的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时人陶穀说：“金陵士大夫渊薮。”杨万里说：“金陵，六朝之故国也。有孙仲谋、宋武文之遗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谢安石之余风，故其士清以迈；有钟山、石城之形胜，故其地为古今之雄盛；有长江、秦淮之天险，故其势扼南北之要冲。地大才杰，而官府事物独庳且隘，顾可谓称？矧是泽宫，古以择士，而公卿大夫是之自出。”
建康教育发达，设有府学、贡院、义学，以及以明道书院为首的众多大小书院。特别是在府学旁的明道书院，为宋代著名的书院，它是为纪念著名学者程颢生前担任过江宁府属上元县主簿而建的。《景定建康志》载云：
(明道)书院所由建也，先是，淳熙初忠肃刘公珙祠程子于学宫，朱文公(熹)为之记。绍熙间，主簿赵君师秀来居其官，即听事西偏绘像祠之。嘉定乙亥，主簿危君和复请于太守刘公榘，乃于簿廨之东，得钤辖旧廨之地改筑新祠，部使者西山真公(德秀)捐金三十万、粟二千斛以助之。未几李公珏来继，刘公咸相其役，前护重门，中俨祠像，扁其堂曰“春风”。……既成，率郡博士及诸生行舍菜礼。自是春秋中丁率为彝典，置堂长及职事员，延致好修之士。西山尝记其事，刻诸石崇重。未几，忽就隳废，堂宇虽存，讲肄阙如，遂为军储宾寓之所。淳祐己酉二月，天大雷电，书阁忽灾，退庵吴公因更创之。阁视旧益伟，下为春风堂，聘名儒以为长，招志士以共学，广斋序增廪，稍仿白鹿洞规以程讲课，士趋者众。圣天子闻而嘉之，亲洒“明道书院”四大字赐为额，与四书院等。
科举之风极盛，每到解试应举年份，大批士人汇聚到所在府城。据梁庚尧统计，南宋中期建康府解试应考人数有数千人。如乾道四年知镇江军府事陈天麟所撰《建康府重建贡院记》曰：“建业多士，异才辈出……应三岁之诏者，常数千百人。”贡院规模宏大，“为屋百有十楹”。据杨万里在
《建康府新建贡院记》中谓：“考官有舍，揖士有堂，爰廊两庑，爰拱二掖。可案可几，可研可席。堂之北堧，中以南，前后仞墙，内外有闲。自之表，缄封之司、写书之官、是正之员，左次右局，不殽不并……于此攸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门，自门徂裔，皆甓其地。士之集者，霁则不埃，霖则不淖。”当然，所费也极大，“凡为缗钱一万一千，为米斛六百，木一万一千章，竹一万四千个，甓瓦六十万三千枚”。
王安石在建康做学问，为宋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广铭说：“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一个学问家来说，王安石却又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融和为一的人。”王氏之学在当时又称“介甫之学”“荆公之学”“金陵之学”等，其学说主要为心性义理之学。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王荆公为《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其学术地位和影响，远在二程洛学(又称程学)之上。
建康佛道之风盛行，寺院道观众多。据《景定建康志》的记载粗略统计，当时建康府城内外有近90所。叶梦得在南宋绍兴初年任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时，曾在建康保宁寺建造“转轮藏”。他在《建康府保宁寺转轮藏记》中写道：“复有异人而为之转轮以运之，其致意深矣。吾少时，四方为转轮藏者无几。比年以来，所至大都邑，下至穷山深谷，号为兰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声相闻，襁负金帛，踵蹑户外，可谓极盛。”当时著名的佛教寺院有灵谷寺、清凉寺、保宁寺、崇胜院(瓦棺寺、戒坛寺)、清凉广慧寺、法宝寺、蒋山诸寺。据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五记载：“钱塘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邱，为禅院十刹。钱塘上竺、下竺，温州能仁，宁波白莲等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宝陀，绍兴湖心，苏州大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全境宫观数量有28所，道教胜地有茅山，知名的道观有天庆观、崇宁观、崇禧观等。
建康的民俗深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至正金陵新志》卷八引宋元间人戚氏语曰：“在宋建炎中，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力能远迁巨族仕家。视东晋，至此又为一变。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炫讴歌，尚传京城故事……气习大率有近中原。”火葬盛行。有部分官员逐渐认识到火葬的好处，因而对民间火葬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有的甚至支持火葬。如南宋中期，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在创建建康南义阡时，曾规定地满之日，支钱焚化。
(二)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
建康的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工作做得很好，建有规模宏大的养济院、实济院、慈幼庄(后名及幼局)、安乐庐、官药局、义冢(义阡)等。前者主要收养建康城内外流离于街头巷尾的“鳏寡废疾之无所养者”或“诸厢孤贫老弱残疾行丐之人”“府城内外诸厢贫民遗弃小儿”，“冬寒添置布袄袴、絮被荐席，内袄袴添支新绵作纯绵胎”“计其岁入，委官掌管，月支钱米，雇人乳养”。这些机构均设施齐全，经费充实，管理体制非常完备、规范。如主要救助往来客旅疾病之人的安乐庐，是马光祖在宝祐三年(1255)以沿江制置使、江东抚使衔出知建康府，看到当地“系军民杂处，商旅往来之冲，间有病于道途者，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停者，无医无药，倾于非命，极为可念”，遂复按他在江东当涂县任职时规式，于城北门里创置的，“择僧看守，命医诊视”。其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共用钱六万一千一百三十一贯九十五文，米三十石七斗二升五合”，“为屋凡百楹”，“钱粮成料给之仓库，汤药随证取之，官局床榻器具一一齐备，庖溷沐浴各有其所，高明整洁，务使至者如归”。开庆元年(1259)，马光祖再任建康知府，考虑到原有安乐庐“僻处一隅，非惟官府耳目不及，而病者至庐亦已困殆”，于是他又在御街北醋库后新创一处，于次年二月建成，规制更超原来的安乐庐，“其屋视旧庐增三之二”，计有“官厅七十二间，门楼一间，庐司门子房二间，厨房浴堂六间，前后过廊并后门五间”，另又“创置器物一千余件，督守医给之制皆如故”。后来，又得城中废寨，费钱120万，米千余斛，增造屋“凡百楹”，名为“安乐坊”，作为安乐庐的一部分。由是蔚为大观，“行道疾病之人全活者不可胜计”。
综上所述，宋代建康是当时的名城，在南宋时可与平江府(苏州)、成都、绍兴和广州等城市齐名。这里人口众多，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手工业、商业非常发达，都市繁华，旅游业兴起。文风极盛，拥有众多的学校、书院，科举之士数以千计。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工作在全国位居前列，制度完善。而宋院本《金陵图》所呈现的生动图景，恰好与当时文献史料的记载相互印证，都突出地反映了宋代建康城市的迷人风采。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吉军 (原载《南京学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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