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情论
国情，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自然环境、人口、科技文化水平、生产力状况以及社会制度诸方面的因素和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经济规律是潜藏在国情内部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工农业方面，没有机械地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反之，我们之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走了一段弯路，重要的一条也就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
（一）认清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根据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并深刻地认识到，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根据。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十分注意中国国情。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经常强调中国是“大国小生产”这一特点。这个精辟论断，抓住了中国虽然面积大、人口多，但生产力水平低，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占比大的特殊国情。1950年6月，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时指出：“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生产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产，东西是在一家一户的，城乡的物资交流都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这样做会害了农民。”(《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又说：“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几年的稳定，大家必定好好生产，国家收入肯定会增加。”“中国从大清帝国开始，就从外国买棉花、粮食、石油，现在我们如果还把外汇都用来买这些东西，哪里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所以，要先解决棉花、粮食的问题。”(《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这里，陈云实际上指明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农业国，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特点，并从这一分析出发，提出了必须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发展城乡经济贸易的正确主张。在《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一文中，陈云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我们的棉花要自给并争取出口。”(同上书，第130页。)陈云再三强调，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万万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由于散漫的小生产比重大，因此私有的生产者和流通者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1955年7月，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又一次强调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小农经济的特点。他说：“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同上书，第275页。)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这一期间，陈云更加注意研究中国国情，从理论和实践意义上深刻地阐述了加强农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并作出了进口粮食的决策。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说：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陈云这里说的“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这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很值得重视的一句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国家对振兴农业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粮食进口，减少征购任务；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要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在取得的成绩面前，有的同志对农村状况的认识又不清醒了，采取了一些削弱粮食生产、减少农业投入等不当的措施，致使全国农业生产从1984年以后又出现连续几年徘徊的局面。从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来看，认识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现状及其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的，保证农业持续发展，整个现代化建设才有牢固的基础。
（二）认清国情是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出发点
陈云认为，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中国的实际国情，特别是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分析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在建国初期，陈云亲自领导了经济领域的“三大战役”，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上，陈云总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的国情，要吃透国情。在关于所有制结构与经营方式的设计上，他提出应在保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在国民经济计划体制的设计上，认为应把计划生产和自由生产结合起来，不应忽视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生产。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上，主张从现实的生产能力出发，先挖潜、革新、改革，后新建。在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反对盲目引进，主张根据国内消化能力、基础设施以及配套能力而谨慎进行。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上，他多次强调要重视中国人口多、农民比重大、生产力水平低的现状，认为我们是在中国式的特殊的一系列矛盾中搞“四化”，如果离开这个实际，就可能重犯类似“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曾一再说过：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这是符合事实的。
二、国力论
所谓国力，就是本国财力与物力的总称。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使得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显突出。陈云提出，为了增进国力，必须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而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首先要立足于现有的国力基础，如果超越了国力的可能，就必将导致经济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一）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是陈云在1957年初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经验，尤其是针对1956年的“冒进”而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陈云提出的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则，就是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从中国国力现状出发，进行扩大再生产，首先要挖掘现有的生产潜力；同时，要进行新的建设。新的建设是为扩大未来生产建立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如果新的建设搞得过多，不仅会挤了人民生活，而且还会妨碍当前的生产，最终建设也上不去。为此，陈云提出，必须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确定一定时期的合理的建设规模，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为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陈云提出了5条制约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的办法。这就是：（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3）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5）中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针对1956年的“冒进”，国家通过把超越国力的过大的建设规模削减下来，结果既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又缓和了物资供应紧张状况，保证了市场稳定，并由此而形成了陈云的“国力论”思想。
（二）量力而行，争取快，准备慢
经济建设量力而行，是陈云的一贯思想。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就强调不可盲目建设，经济工作要量力而行，“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1962年，陈云指出，有多大余地，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他说：“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作慢的准备。”(《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陈云这里所说的留有余地和要准备慢，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科学态度，如果不留有余地，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几次大起大落，给国家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究其原因就是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8年的“洋跃进”，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不仅没有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造成了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损失与国民经济的严重后退，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实践证明，国力论是陈云提出的防止通货膨胀，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一条根本原则，是陈云反通货膨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回顾中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历史，不难看出：哪个时期盲目追求高速度，违背国力论的原则，哪个时期就出现高通货膨胀，经济运行秩序就混乱，社会生活就严重震荡，就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哪个时期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力争适当的增长速度，坚持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哪个时期物价就比较平稳，经济运行就正常有序，人民生活便逐步提高，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及健康、稳定、快速增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陈云的国力论原则，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条基本原则。
三、综合平衡论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原理的发展。他既注重财政收支、信贷、外汇等货币形态的综合平衡，又注重物资等实物形态的比例协调，是对马克思社会总产品实现原理的运用。陈云的综合平衡论，构成了陈云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一）综合平衡是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如何处理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中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陈云在建国后不久就非常明确地强调经济建设要在稳定中求发展。1957年初，陈云就提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又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陈云认为，不但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经济改革也要稳中求进。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同上书，第279页。)如果经济不稳定，物价、市场波动很厉害，不仅市场—价格改革难以有效推进，其他改革也很难顺利推进。同时，陈云提出，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他主张从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陈云在1959年4月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指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要用先基础、后指标的方法，绝不能倒过来。他还指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因此，综合平衡必须贯穿经济发展的始终。
（二）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
在陈云的经济论著中，其中以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的论述为最多。这并不是偶然的，表明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决策，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导需要经常关注和妥善处理的问题。陈云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早在编制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就提出并分析了农业和工业、轻重工业之间、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和铁路运输之间、技术力量的供需之间等重大比例关系。1956年当出现较大的物资供应紧张时，陈云指出：“商品供应紧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不仅是商业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当年经济工作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是否妥当。”(《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他从财政收支、建设投资、就业增加等方面分析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提出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的观点，始终坚持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1957年，陈云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提出要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陈云及时指出，煤、电、运输等先行部门已暴露出投资不够的问题，“这种状况要很快加以改变，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很不利。”(同上书，第56页。)1959年，为了落实钢铁生产指标，陈云不仅对钢铁生产内部各个环节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平衡核算工作，并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提出降低钢铁生产指标的建议。1962年，针对当时存在的以扩大再生产挤简单再生产的现象，陈云提出在物资分配上应先生产后基建、先维修后制造。在陈云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国家在计划安排和物力、财力的分配使用方面，又具体发展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先采掘（原料）后加工，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等一系列较系统的原则。陈云认为，确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关系，要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他指出：“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研究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及时调整计划比例关系，是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基本途径。陈云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综合平衡理论的宝贵遗产，而且指明了丰富和发展按比例法则的正确路径。
（三）财政的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关键
陈云曾从多角度阐述了实现财政平衡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说明财政平衡是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相平衡的重要前提，是信贷、物资和外汇平衡的重要保证，是按比例分配建设资金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和杠杆。陈云主张，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不能超过国家掌握的财力，财力还要与物力相适应。陈云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同上书，第52—53页。)陈云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得到了证实、完善和发展。
在综合平衡中，财政平衡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国民经济积累和消费关系、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影响极大。因此，陈云在主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期间，始终抓住财政平衡这一中心环节。陈云关于财政综合平衡理论，是长期领导财经工作实践的理论结晶。他对财政信贷平衡问题的认识是十分辩证的，把财政和信贷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杠杆。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投资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国家财政投资，而国家财政投资能力的大小则由生产所决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但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国家财政投资依然占很高比重，国家的财政政策始终制约着各种投资的数量和结构。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关于财政平衡理论的精髓仍然是适用的。如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一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和金融，也要在不断的不平衡中寻求新的平衡，以此不断地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总之，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产生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又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事实证明，无论是实行改革开放，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遵循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虽然今天的经济社会条件同陈云综合平衡论产生时的经济社会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陈云综合平衡论的理论原则仍然适用，而且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也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复杂。陈云综合平衡论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综合平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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