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盛极一时，然而在这两个有着继承关系的古老文明身上，我们仿佛都能看到“文明的诅咒”：伟大的文明不能被征服，只会自然兴衰，此消彼长。古希腊人能抵御波斯帝国的侵扰，却无法解决城邦内部的敌视和纷争。同样，古罗马人征服了迦太基，统治了地中海，却因为帝国的扩张而自损元气，逐渐瓦解。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为后世留下了在制度、律法、哲学、艺术等方面丰富到难以想象的宝贵财富，并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然而，令人惊悚的事情同样蔚为大观，政治冲突、社会不公、无休止的战争，可与这两大古文明的成就等量齐观。
先从古希腊说起。城邦是一项极其成功的设计，自公元前700年起的500多年间，在希腊本土以及从西班牙至阿富汗的希腊殖民地，涌现了大约1500个城邦。一般的城邦人口在1000左右，它们与有着上万人口的雅典、斯巴达、阿尔戈斯、科林斯等大的城邦，彼此联系密切，却又各自独立。各个城邦被崎岖的高山和切入陆地的大海分割开来，因此很少有谁能获得足够的空间发展成强国。
公元前8世纪，大多数古希腊城邦都废除了国王。权力和声望分摊到了寡头当中，王权被分解成司法、军事、宗教等几个部分，新设了一套全新的公职来满足那些野心勃勃的贵族。重要的是，寡头政治在执政年限上作了硬性限制，将按资历“轮流执政”引入了政治领域。
雅典有一支“奴隶大军”，那就是它的盟邦。
城邦赋予公民一种身份认同，亚里士多德写道：“凡隔离而外于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人们爱着城邦，不过与热爱截然相反的则是对其他事情的憎恶。实际上，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事物，是古希腊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定义某物的最佳办法，就是弄清楚这个事物不是什么，这种对世界黑白分明的看法产生了一种清晰的思维方式，催生了古希腊世界的哲学和科学革命。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谈及古希腊人时，写下一番颇有意味的话：“这些古时候最仁慈、高尚的人们，却有着冷血残酷的野蛮特质和毁灭一切的强烈欲望，其非人性的一面让我们深感恐惧。”
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在内外战争的威胁下，城邦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理想的治国方式是什么？
古希腊人从不满足于单一的答案，极权主义、集体主义、专制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些理念都曾在城邦中被尝试。只要能达到城邦的良好秩序和独立自主，古希腊人似乎准备采纳任何制度，只要不是君主制。
不过斯巴达是个例外，这座城邦有两个国王，却没有城墙和可以称得上是公共建筑的东西，没有成文法律和货币，只有一部显然涉及面太复杂而不适用的宪法。斯巴达人用一种严厉的行为准则，来抑制地位和财富的外露—衣服和住宅方面，所有人都要保持一致，不然就是在破坏整体。
斯巴达人对自己非常严苛，他们除掉了被认为体弱多病的新生男孩。幸存下来的孩子，年满7岁就被送到少儿军训营，直到成年。在那里，他们要经历长达13年的魔鬼训练，才能成为全職战士。
雅典在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下，向全体男性公民开放政治与司法等机构的公职，并由抽签决定谁能当选。图为500人会议成员
雅典学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们济济一堂
尽管所有城邦共享古希腊文化，可最终打造普遍政治认同的努力却是全然失败。实际上，斯巴达与雅典的差异已经大到彼此难以理解的地步。斯巴达不信任雅典民主，担心自由的病毒会传染给奴隶希洛人。相反，雅典却因希波战争的胜利而变得亢奋异常。这就是所谓的爱奥尼亚式觉醒，他们既追捧艺术建筑和戏剧，也拥抱科学和哲学，而欧洲的首次复兴就是由彻底的民主精神推动的。
雅典的民主政治改革，在梭罗的谨慎中启动，而在克里斯提尼掌权时修成正果。他们属于精明的贵族，明白贵族阶级势必要放弃一些特权，才能维持城邦整体上的良好秩序。
在雅典，克里斯提尼是第一个公认的为民主制打下根基的统治者。在他的改革下，政治与司法等机构的公职，向全体男性公民开放，并由抽签决定谁能当选。500人会议的成员，要宣誓依据法律提出最有益于人民的议案。克里斯提尼把他的改革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因引进了“陶片放逐法”而备受赞扬。
然而，是战争最终使得贵族与最下层的平民真正平等。坐在战船上同一条划桨的长凳上，他们的汗水混杂在一起，从而把反抗波斯人的战争变成了一场全民战争。战争结束后，海军中的平民在雅典已经变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魅力十足的伯里克利，以响亮的辩论和高度的自信言辞诉求公民权，完成了权力从拥有土地的贵族武士精英到海员平民阶级的转移。这个阶级在希波战争中崛起，在战争期间是城市的保卫者，现在则成为城市的主人。
不过，人民当家作主可不是免费的大餐。雅典的所有男性公民，如今不仅要出钱供养500人会议和陪审法庭，也要掏更多的钱注入造船计划。那么，由谁来为这种民主的全部开支埋单呢？幸好，雅典有一支“奴隶大军”，那就是它的盟邦。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共同防御同盟就变成了一个为帝国勒索保护费的组织。
由于雅典的日益强大，没加入同盟的城邦，开始一边倒地寻求斯巴达的保护。如同尚武精神可以激励他们，恐惧感同样可以，斯巴达动手了。这场发生在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丑恶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整整肆虐了27年，古希腊城邦在此期间失去了一切。幸亏有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样追根究底、目光如炬的历史学家，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自大、恶毒和鼠目寸光如何让古希腊式的理想步入了歧途。
一个世纪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道，只要希腊人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治理全世界了。然而到头来，还是一个外来的王朝将桀骜不驯的希腊人合为了一体，那就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他用马其顿军队的矛尖，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全世界，古代世界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
视线转向古罗马，它不是台伯河上的乌托邦。从王政时期到共和时期，古罗马人集中精力研究那些比雕像和哲学要复杂得多的事情，他们最关心政治—文明的黑魔法。元老院、法律等手段都不管用时，就要在战场上决一胜负。古罗马文明就是这样锻造的，他们致力于制度和机构的完善发展，从法律到工程都讲究实用和注重长远，而不受意识形态教条的干扰。
在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前27年）的古罗马，两位执政官由元老院和人民选举产生，每届共同执政一年。这个看似简单的体制，是为了确保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拥有过多的权力。后来在人民要求下，元老院又同意建立保民官制度。
共和国的成功依赖于体制，这在法律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世界中最先进开明的一种制度，它将不断扩充的疆土结合在一起。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为了防止元老们利用他们的地位致富并掠夺财产，在一位保民官呼吁制定成文法之后，罗马法最早就以 《十二铜表法》的形式颁布。“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正是由此而来。
古罗马的黄金时代建立在掠夺和洗劫之上。古罗马的标志性武装—罗马军团，是一支令人生畏的义务兵军团，它配有百夫长和鹰旗，士兵标配是平头钉凉鞋、宽刃短剑。通过三次布匿战争，不善海战的古罗马人最终击败了庞大的海上商贸帝国迦太基。
古希腊的故事，本应成为古罗马的前车之鉴—当将士们满载着战利品回国的时候，社会将不再稳定。在古罗马共和国，有钱有势者拿走了绝大部分，其余的人只好捡点残羹冷炙。元老院和人民道貌岸然的神话，再也无法掩饰赤裸裸的政治运作。连试图进行土地改革的提比略和格拉古兄弟，都遭到杀害。
共和国的晚期史，受到势力强大的将军们左右，例如庞培和恺撒。这两人都是苏拉的政治继承人，并且都模仿了苏拉设定的模式。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古罗马的共和制就变得与军事独裁相差无几。
在“前三巨头时代”，恺撒对民意看得最为透彻：共和国需要一个独裁者和一个顺从的元老院的配合。在渡过卢比孔河之后，恺撒以武力拿下了罗马城，击败了最大的对手庞培，开始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改革。尽管恺撒带来了和平，但却因此丧失了元老院的支持。在罗马历的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的门外遇刺，倒在了宿敌庞培的塑像下，气绝身亡。
恺撒遇刺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就是一出戏剧性的宫斗剧，充斥着阴谋、浪漫和战争。故事很长，其中的政治寓意却很简短。内战之后，“后三巨头时代”里恺撒的继承人马克·安东尼，和恺撒年轻的甥外孙兼养子屋大维之间，决裂变得不可避免。再后来，是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荒唐而动人的风流韵事。最终，安东尼兵败自杀，奥古斯都（元老院对屋大维的尊称）的帝国时代开始了。
作为胜利者，屋大维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复兴由元老院和人民统治的共和国，还是大权独揽？狡猾的屋大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扼杀了共和国的灵魂，却保留了它的軀壳。他用一个虚伪的小短语来修饰自己的头衔，以增强它的迷惑性：首席元老，或者叫第一公民。共和国的政治均衡，从此不复存在。
但是，对外征服的方式有所改良。过去如果罗马军团打败了邻国，会对战败的一方进行洗劫掠夺，把他们的人民变成奴隶;现在罗马帝国意识到，更好的方法是把被征服者吸收为自己人，而不只是洗掠。他们向敌人提供了难以拒绝的东西：成为罗马公民的机会，结果古罗马文明从台伯河畔传播到西方世界的最边缘。
它的价值观已根植于帝国的广袤领土，但却无力解决臣民的心灵焦虑。
不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并非都有罗马公民资格。为了确保散布在帝国疆域的5900万臣民在当地顺从并向罗马纳税，皇帝们需要依靠当地精英的忠诚，正是他们在数千个小城镇真正管理着罗马帝国。他们负责抽税、建设公共工程，以及用“面包和娱乐”来维持秩序。整个帝国仅靠1万名官吏行使管理，这套体制既十分有效又十分精干。
朱庇特神庙位于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宗教庙宇
罗马帝国是世界上已知最成功的帝国。在其最鼎盛的公元2世纪，疆域广达500万平方公里，北至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东至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们称之为“罗马和平”。然而，这个国家虽然经得起某些疯狂的皇帝的折腾，但最终仍会被一个来自东方的卑微宗教颠覆。它的信徒不仅反对罗马城，而且完全反对它对文明的阐释。他们认为在上帝面前，世俗的城市将黯然失色。
在许多方面，罗马帝国都象征着古代文明的顶峰。它的价值观已根植于帝国的广袤领土，但却无力解决臣民的心灵焦虑。这种焦虑证实了罗马帝国的致命弱点，并被起源于犹太行省的一个不起眼的教派利用。基督教中殉道者这一概念，使得教徒越是被剿灭就越是流行。
这种不安也传递到了帝国体制的顶端。君士坦丁在帝国全境给予基督教徒信仰自由，从而将一个异教帝国变成了基督教帝国。也正是君士坦丁，瓦解了戴克里先开创的“四帝共治”体制，开创了“一个皇帝和一个神”的时代。他还完全按照罗马城的样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建造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
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陷入残酷的帝位争夺战，皇帝如走马灯般更替，并在与主教的斗争中落于下风。狄奥多西一世甚至在公元393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395年，狄奥多西一世临终时，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从此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庞大的西罗马帝国，在宗教的魅惑下变得不堪一击，最终在蛮族的铁蹄下走向灭亡（东罗马帝国则维持到1453年）。一个曾经伟大的文明，就这样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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