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不仅需要完成知识的储备，还要获得心性的成长，以及拥有思辨的能力，至少要获得这三方面训练与成长。
有关知识储备方面的训练，学生们基本上都可以完成，心性成长的训练，现在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受重视，但是思辨能力的训练，却依然非常薄弱。甚至很多学生博士毕业，也未掌握这项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
不具备思辨能力，无法真正获得独到见解，或者无法与不同看法进行交流并获得共识；不具备思辨能力，无法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或者无法为今后持续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不具备思辨能力，甚至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有价值判断的人。在我们身边常常会看到人们犯一些“常识”错误，也常常会遇到人云亦云的从众行为；一些人因为无法思辨，导致成为舆论的跟随者，反而混淆了是非，甚至直接导致混沌和混乱。因此，思辨能力的训练是最重要的学习，学会思辨，可以培养独立发现问题，寻求论证，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的本质，这本身也是一种素养，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从事教育多年，有很多机会与朋友们去探讨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之间的差异，看到中国学生善于考试并获取好成绩时，一些朋友会认为中国教育并不输给美国教育。不过我知道两者之间最大差异，是关于思辨能力之间的差异。美国教育非常在意思辨能力的培养，与美国的学生在一起，你很容易发现，他们在探讨一个观点时，会很自然地去怀疑、审视，然后用证据来证明观点的逻辑性或者事实性，或者寻找数据来证明观点的合理性。他们不会盲从地相信一个观点，哪怕这个观点是一个权威专家的。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美国人拥有很强的独立性、自信以及足够的自我肯定。这也让美国获得了极强的创新能力，充分的传播能力，以及说服对方的沟通能力。中国教育不缺失知识教育，缺的正是思辨能力的教育。
思辨能力缺失，让很多学生无法界定问题、提出问题、论证及推演，也就无法获得判断和结论，更不用说做出贡献了。有时看研究生写的论文，会看到一个不需要论证就可得到的结论；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观点，做出复杂的论证；或者看到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自己从事管理领域研究，很多时候与企业界朋友在一起交流，他们告诉我，从不看管理学的学术期刊，一方面看不懂，一方面觉得教授们谈论的话题在他们看来不称之为话题。我不能够完全去认同他们的评价，但是有一点，学术研究的论文他们的确不看，这是否值得我们反思呢？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培养学生所做的研究，在一个实践导向的学科里，竟然与实践脱节。
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鉴于此，最需要反思的是：管理研究到底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中国企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现实需要我们回答：当前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所以在和管理学者们交流时，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成为讨论的话题，可惜的是，改变的情形并不明显，我想这里面是否也存在一个关于思辨能力的问题呢？在与自己的研究生们交流的时候，我一直要求学生们问题导向，而问题导向的训练本身就是在训练思辨能力，我希望他们能够训练自己的思辨能力。
我需要学生理解，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 。受制于大学的评价标准和晋升要求，绝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学者都以西方期刊作为标志性的学术标准，我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同样认同西方所形成的一套系统、规范的研究更有助于寻找现象背后的机理，但是在这20多年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极端到了只有方法而没有价值。即便是在今天被学术界公认的能够在世界一流管理期刊发表的论文，对于中国管理的实践有多少价值？没有人可以很明确地回答，甚至很多博士、硕士的研究论文是不需要证明的结论。这样的现象所带来的令人可怕的结果是：专业学生所受到的训练是做不证自明的研究，方法规范、正确但是问题空虚；学术界满足于在规范性上做出极大的努力，获得国际认可，而并不关心中国企业的实践所面对的挑战。
研究方法的界定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框定问题，这些方法是不能够发挥真正意义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但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管理问题和美国的管理问题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些对美国市场适用的理论常常和中国的情形并不一致。譬如，管理研究者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动态复杂不利环境时，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战略，“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前瞻的、着眼未来而比较冒险的战略；在美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采取前瞻的、而非防守的战略。在中国企业中，企业家的作用可以用“英雄”来形容，一个企业的成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不断超越；在美国的管理理论中，更强调组织能力而非管理者个人，一个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其成员具有社会人的特征而非职业人；美国企业成员却具有职业素养。由此可知，我们可以和美国学者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但面对的问题却截然不同。如果不能先框定问题，而一味在界定方法上花功夫，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是无法具有指导意义的。
需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管理研究者，多数人是通过管理教育来学习管理的，但是管理首先是实践，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实践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德鲁克先生曾经对赵曙明教授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管理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要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特征一定要从实践入手。我当年为了学习日本管理经验，也曾多次到日本考察。”这段话无疑是对中国管理研究者的一个忠告和指引：唯有深入中国的企业，了解并寻找其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才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多年来我一直沉浸在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著作中，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典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美国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美国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学习的，正是西方管理大师们框定问题的能力。
中国企业环境和西方理论产生的环境有很大差别，历史和制度使得中国的公司概念和西方概念差别很大，甚至连公司拥有确定的所有权和边界这样的公认假设也不一定成立，甚至很难详细说明公司的情况和确定它们的边界。在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失败的企业有着西方从未有过的原因，而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根源于对于中国经济环境的深刻理解，不同的城市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政府更换领导人，对于企业的影响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些与西方管理理论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环境，非常需要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而对于问题的界定则成为关键。
尽管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地位不断上升，管理教育也高速发展，中国却是世界上被管理学者最少研究的地区之一：一方面源于我们开放的时间不足够；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与国情，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标准来框定问题，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问题。反观日本管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日本企业很好地融合了西方理论和日本文化与国情——戴明的质量管理在日本得以发展并成为管理经典，从日本忠诚与服从文化延展开来，结合明确的质量标准与一线工人的严格遵守的习惯，让日本以“物美价廉”的方式成为世界公认的管理标杆；“精益制造”成为制造企业的最重要的管理模式，进而使得日本成为全球经济中仅次于美国的最强大经济体。
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样的研究和贡献，直到今天为止，还无法厘清中国企业管理不同于西方管理理论的地方在哪里？无法让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坚实的研究基础，而这一切研究上的准备必须服从于一个目的：框定中国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把方法作为目的。真正的管理知识一定会源于实践中关键问题的把握和系统的实证数据的研究。
复杂问题简单化而非简单问题复杂化。2005年当我卸任公司总裁回归到研究与教学岗位的时候，记者在采访中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教授与总裁这两个身份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说：做教授的时候，一句话变八句话说，做总裁的时候，八句话变一句话说。事实上，管理实践与研究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管理实践强调复杂问题简单化，需要概念能力，需要在纷繁的影响因素中寻找到关键因素，通过关键因素的把握和解决来提升整体的竞争力，因此在实践中会看到具有创意并鲜活的案例，让实践具有丰富的生命力。研究学者的思维方式是习惯于穷尽所有要素，寻找到因素之间的关联，并力图把这些关联整理清楚，从而获得完整的、体系性的认识和结论。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且这样的研究训练是必要的且必需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训练中，则容易与实践相悖，研究还需要在此习惯和训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后，再复杂问题简单化，做不到这一点，管理研究并没有完成。
从管理的本身看，没有概念能力是无法真正成为领导者并引领变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意识到经济发展需要全球的资源，倡导“生态一体化”，在这个概念下，世界开始了全新的改变，之后的“经济一体化”到“全球化”的概念，把技术、生态、变化以及区域的发展资源、不同地域的文化等等所有的复杂性都统一了起来，让全球统一到一个一体的认识之中。借助于概念能力，美国成为全球资源的管理者，并引领世界朝着美国所引导的方向发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为恢复危机所做的努力，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近几年来中国一直谋求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很多人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就应该具有世界话语权，这样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家还需要理解另外一个关键，是否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没有概念能力，所谓的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只能是一个愿望或者空想。对于世界格局来说，其变化程度和复杂性更加剧烈，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实力可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达成共识，共识的基础就是明确的概念理解，而这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
换言之，在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系统研究训练的基础上，还需要训练概念力。如果想训练概念力，就需要具有与管理实践一样的思维习惯，而不是研究的思维习惯，那些贡献了重大管理理论价值的研究者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分工理论、计划管理、竞争战略、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知识员工、企业文化等等，当我们学习并理解这些概念时，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背后的复杂性以及解决之道，这也是被称之为“管理大师”的人成为大师的根本之处。每当我阅读到巴纳德的所言：“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合作，即系统地协调彼此间的行为时，在我看来就形成了组织。”我总是可以很清晰了解到组织的关键是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我们之所以觉得组织复杂而难以发挥组织的效率，关键是没有去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相反却做了很多与协调行动无关的努力。
一直以来很多管理者希望借鉴先进的企业经验，把他们的管理体系复制过来；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效果，其原因是只了解这些优秀企业的体系，并没有了解这些企业管理中的关键要素，也就是核心概念。当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分析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西南航”）的案例时，并没有了解到“西南航空”之所以可以用总成本领先的战略持续成功，其关键概念是“尽可能少地占用顾客的时间 ”。中国大部分企业都是以成本战略为选择，但是并没有诞生出像“西南航空”这样优秀的公司，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关键概念不同。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来源于劳动力、土地资源、政策以及原材料，而“西南航空”的成本优势来源于时间效率。
丰田的精益制造是中国制造企业学习的标杆，很多中国制造企业都引入了精益制造体系，同样也没有诞生出像丰田一样的全球公司；因为丰田精益的关键是“一线员工发挥智慧”，因此丰田在运行精益体系时，对于一线员工的培训、专业化提升以及激励做了大量的投入，在让“一线员工发挥智慧”这一概念的统领下，丰田派生出一整套的管理模式，管理者首先是培训师，公司最高的职位不是总裁而是总培训师。在中国企业中，管理者并没有认为一线员工具有智慧，更多地把一线员工看成成本。令人可惜的是，在今天依然很多人认为如果富士康提升产线工人的工资，一定会失去成本的竞争优势。这里面所蕴含的正是对于关键问题认识的能力偏差，如果认为制造企业的成本优势是来源于产线工人的低工资，那就大错特错了。产线工人最重要的价值正是贡献产品成本与品质的竞争力，没有这样的认识，一个以制造取胜的国家就会丧失其竞争优势。所以，不是简单建立精益制造体系，而是基于发挥“一线员工智慧”的共识，才能形成制造企业的成本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世界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兴趣，这不禁让人想起1970～1980年代日本管理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大量的研究者涌入日本试图发现新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管理方法，除了“精益制造”之外，大多数没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学者带着西方的管理理论来到日本的企业，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日本企业中，并不了解在日本文化和日本经济环境中企业行为和选择的背后的机理，只是把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日本企业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研究除了验证西方的理论之外，不太可能形成真正的总结日本企业实践经验的东西，自然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个结果提醒我们，对中国管理的研究如果是同样的路走下去，可能落入同样的困境：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我们自己带着西方管理理论来到中国的企业中，把它们强加给中国企业，这样的做法甚至连类似日本的“精益制造”的理论都无法得出。
我们真地了解全球化吗？到今天为止，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中依然处在探索阶段，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认识还有很多困惑，甚至不能明确地给出一个简洁、清晰的解释。弗里德曼用“六维”眼光来看“全球化”，这“六维”是“金融领域、政治、文化、国家安全、技术和环境保护”。即便是弗里德曼本人，也承认这也不是全球化的最后内涵。因此，全球化是更宽广的视野、更变化的视角、更广阔的未来，不能够理解全球化，也就无法理解我们生存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出更广泛的沟通，但是如果没有思辨能力，也就无法找到共识的基础与沟通的前提条件。
对于管理研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出中国管理研究来？由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限制和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管理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管理领域中的研究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这种普遍性不足或者缺失的原因则在于管理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依赖于管理问题或管理现象发生的情境因素，因此在进行管理研究时应该对情境因素加以考虑。所谓情境因素的研究就是把组织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作为情境变量，探讨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特征这些因变量的影响。我们深知中国的国情极其复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也正因为此，我们无法简单的套用西方的理论，也无法简单的认为可以轻易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雅克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中国的现代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对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更需要关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研究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我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分析和介绍中国管理研究极其发展困境，只是想说明思辨能力是多么重要的训练，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想要做出价值贡献，一定是需要有思辨能力才可达成，而这也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训练。
内容选自《大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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