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西藏历史上，曾有“藏”、“蕃”、“吐蕃”、“藏茹”、“卫藏”、“乌思藏”、“西藏”等各种不同的称谓。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让很多喜欢西藏文化朋友一头雾水。
今天，我们从其称谓由来、发展过程的角度，对西藏地名进行一次梳理。
一、“藏”“蕃”和“吐蕃”
“藏”和“蕃”两个词出现时间非常早，保存于敦煌藏经洞中的藏文版历史文书，有这样的记载：“南日伦赞赞普（松赞干布之父）以苏孜(即琼保·邦色)忠顺可靠，用乃将藏蕃二万户悉赏赐予之”。
南日伦赞之所以如此大方的赏赐臣子，源于琼保·邦色杀了后藏小邦的马尔门国王来投。
敦煌历史文书在写到马尔门的国家时，便用了“藏”一词。
同为敦煌文献的《赞普传记》，将“藏蕃”解释为“既是地理概念，又是行政区域概念”。
即“藏”，泛指日喀则以西、以北广阔地区，“蕃”，为农业人口的自称（与牧业人口自称的“卓”相对”），泛指雅砻、拉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
由此可见，在松赞干布一统高原之前，“藏”、“蕃”和“藏蕃”的称谓既已存在。
那“藏蕃”又是怎么变成唐史里的“吐蕃”了呢？
答案是不知道！
说出这个答案似乎有点搞笑，但历史研究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假装知道！
关于“吐”一词是怎么来的，目前的解读莫衷一是，有七八种之多。
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有以下三种：
其一、源于西羌“秃发”部落之名；
《旧唐书·吐蕃传》解释为“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
其二、“吐”为“上部地区”之意；
近代某些西方藏学家认为，当时的“吐蕃”分为上、下二部，而“吐蕃”应为“上部蕃部”之意。
其三、“吐”为“大”之意，“吐蕃”就是“大蕃”。
但即便这三种说法流传最广，各有拥趸，但任何一种都难称完美，各有各的问题。
首先，《唐书》所记吐蕃为秃发一部，属于明显的附会无稽。
“秃发”部与“拓跋”部同源，皆为古鲜卑部落，其语言为已确知为阿尔泰语系蒙、满语族，如果蕃人为鲜卑部落后裔，根本不需要发展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藏语。
且西藏的历史传说、服饰、风俗与鲜卑族有明显的差异，对于这种猜测行的论述，《旧唐书》自己都明确用了“或云”一词。
今天网上的朋友，别拿出来秀操作了。
其次、外国学者的“上下蕃部”说法，也有难以解释之处。
一般来说，西藏语境里的“上下”不代表“大小”、“贵贱”，而是代表“高低”。
所以，阿里地区才会称为“上部”，而不是“西部”。
吐蕃一词最早见于唐史时，为李世民的贞观初期，当时吐蕃尚未对海拔较低的康巴实施统治。
如果吐蕃代表上下蕃部，恰恰应是“下部”，而不是“上部”。
再次、吐蕃是“大蕃”的概念，不知从何而来。
但从与吐蕃王朝同时代的唐史记载可见，至少唐朝人并非如此理解。
唐蕃大非川之战后，唐高宗李治为募集兵员，曾在仪凤四年(公元677年)十二月，“颁敕书，广求猛士，征讨吐蕃”。
其中有“蕞尔吐蕃，僻居遐裔。吐浑是其邻国，是乃夺其土宇”之言，“蕞尔” 是小的意思。
如果吐蕃是“大蕃”之意，此句岂不成了“小小大蕃”？
如果说，当时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着急上火中，属于口出不逊。
那立于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算是最正式文件了吧？
在这份汉藏对照的盟誓文中，有“蕃汉并於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之句。
如果“吐”为“大”之意，那直接写“吐蕃”即可，何用“大蕃”一词？
最逗的是《旧唐书·吐蕃传》中，在述及此次会盟时，如此写道：
“长庆元年十月十日，与吐蕃使盟。……西为大蕃，东实巨唐。”
可见，此处的“大”与“巨”皆为夸饰之词，并非他称和自称。
而在唐蕃会盟碑上汉藏对照碑文中，藏文部分的“大蕃”，在“吐蕃”一词上加了“青布”（意为大）修饰。
由此可知，吐蕃人也不认为“吐蕃”包含“大”的意思。
至于其他说法，因涉及复杂的汉藏对译和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读音差，不在此赘述了。
但大家要记住，“吐”究竟为何意，至今未有定论。
虽然，“吐蕃”的含义尚未明晰，但作为一个地理称谓，它其实一直存在，并非因之后有了“乌思藏”、“西藏”便已消失。
今天英文对此地的称呼“Tibet”，其实就是“吐蕃”的转音。
松赞干布在统一西藏高原后，对辖区进行了行政划分，将居于各地的零散部落，以地域为单元分为“四茹”加以管理。
据藏文《五部遗教》记载，吐蕃全境共划分为四个茹：藏茹（茹拉）、约茹、卫茹、叶茹。（“茹”藏语“翼”或“部”的意思。）
这次西藏历史上重大行政变革后，“藏、卫、约、叶”为吐蕃境内四大行政地区的名称。
其中，“伍茹”、“约茹”是以拉萨为中心，大体上相当于“卫”的地区，而“叶茹”、“藏茹”则是以日喀则为中心，大体上相当于“藏”的地区。
“卫藏四茹”的称谓由此而来。
需要注意的是，“卫藏四茹”仅为吐蕃的核心区，阿里地区不在其内，另有一茹。藏东的昌都地区和林芝地区，也不其内。
吐蕃王朝崩溃后，末代赞普朗达玛的二子各自拥立，互相攻伐。
因其盘踞的拉萨河谷与山南雅砻河谷，分属“伍茹”、“约茹”之地，故也称“伍约之争”。
元朝将西藏收入版图后，曾存在一个“吐蕃”、“乌斯藏”混用的时期。
但此时“吐蕃”的含义，已不是特指今西藏地区，而是泛指包括青海、甘肃、川西北在内，有吐蕃人聚居的广大地区。
例如，元朝设置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朵思麻宣慰司）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朵甘思宣慰司），分别是青海﹑甘肃、四川阿坝，以及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西藏。
而管理“卫藏四茹”的，则是1280年（至元十七年）设置的“乌思藏宣慰司”。而后又于1292年，将卫藏与阿里并行管理，设置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这名字实在是太长了，也不知道蒙古人是怎么把它念出来的。）
这个巨长无比的名字里，“乌思藏”其实就是“卫藏”，藏语中“卫”的读音即为“乌思”。
“纳里速”是“阿里”的蒙文读法，“古鲁孙”意为“三围”（三廓）。
“乌思”、“藏”、“纳里速”三地相加，才有“三路宣慰使司”之名。
可见，蒙元统治者对卫藏阿里的区别，有很清晰的认识。
“乌思藏”、“朵思麻”、“朵甘思”三个宣慰司，为宣政院下属的平行机构，辖区既不重叠，也无隶属关系。
因此，某人所谓“藏人对西藏的长期管理”，纯属偷换概念。
元朝将“乌思藏”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后，便被明朝一直沿用。
例如，朱元璋在洪武六年（1737)二月，设置了“乌思藏卫指挥使司”。成化五年(1467)七月，礼部曾上奏“乌思藏地方广远，番王数多，若令各照年例进贡，则往来频繁，驿递不息。”
但在民间，“前后藏”的说法，已经出现。
如藏文史料《红史》、《青史》中皆有“前藏”、“后藏”的称呼方式使用。
所以，明朝实际上是“乌思藏”与“前后藏”混用。
清朝入主中原后，不再使用“乌斯藏”，却将“卫藏”一词重新拾起。
这一时期的史料中，是“卫藏”与“前后藏”混用。
例如，《卫藏通志》中有如下描述:“今以布达拉为前藏，札什伦布为后藏，统称为卫藏。前后藏以两者之间，以岗巴拉山为界，以西为后藏，以东为前藏。”
其实，除“卫藏”外，清朝初期对西藏还有另外两个称呼“图伯特”和“唐古忒”。
这两个称呼方式，都由蒙古人而来。
蒙古人将西藏称为“吐蕃”，“图伯特”就是其转音。
而“唐古忒”的由来更有意思，蒙古人将西夏人称为“唐古忒”，满族初入关内时，以为西夏人与藏人是一个民族，所以把西藏也叫作“唐古忒”。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羹尧在针对青海的奏折中说：“青海、巴尔喀木、藏、卫，为唐古忒四大部落”。
你看，年大将军将整个藏族都称为了“唐古忒”。
“西藏”成为一个官方正式称谓，也是自清朝开始。
写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御制平定西藏碑”，就用了西藏一词。
但直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设置了驻藏大臣，“西藏”才成了法定的正式名称。
不过即便如此，“西藏”、“图伯特”和“唐古忒”依旧在混用，直到嘉庆以后，才统一使用“西藏”一词。
《大清一统志》是清朝官修地理总志，对各省的山川地理、人文风俗、古迹关隘都有详细介绍，其中便有西藏专篇。
其实，“西”作为方位名词，很早就与藏地发生了联系。
宋代将西藏地区称为“西蕃”，元代也有“西蕃”称呼出现。
到了明朝，甚至还设了“西番馆”专门进行语言翻译。
宗喀巴大师在给朱棣的回信中，落款为“鼠年(永乐六年，1408)六月十九日，自西藏中部上书”。
《明实录》中也有，“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繇，听之奉佛”。
但此时，“西藏”的称呼还都用于非正式场合，直到清代才正式成为官方用语。
《“吐蕃”考》_朱文旭；
《释西藏名称》_蔡志纯；
《从藏博到西藏地名演变考释》_蔡志纯；
《“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_安才旦；
《浅释吐蕃一词的由来及其涵义》_江慰庐；
《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_牙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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