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我以为比较确切的定义是“通过改进资源配置，寻求社会的致富”。首先经济学是研究致富之道的，但不是个人的致富，而是社会的致富。这里的社会可以指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
如果某种办法可以使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致富，但是以其他人变穷为代价，这不是经济学的目标。除非富的量超过了穷的量，而且这种办法可以平等地应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的全局，研究得和失两方面。
其次，经济学不研究通过改进技术的致富，只研究如何改进资源的配置来致富。人力、土地、资金、电力等一切资源都有多种用途，如何改进其分配，使浪费减少，人们得到的满足为极大，这是经济学的任务。
过去认为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就可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现在懂得了并不存在这种比例，寻求这种比例是枉然的。正确的提法是，对每一份可以分配的资源，应懂得如何从多种用途中作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比例的科学。
迄今为止，从上述的定义来衡量经济学的主要成就，是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了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直观结论。这一成就确实是伟大的，因为它和一般常识所相信的相反。
一般人都相信，要实现社会的富裕，必须让每个社会成员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都认为私是万恶之源，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社会必定是四分五裂的，何谈富裕。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共同目标基础上的，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的结论，也印证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确实，近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几十倍地超过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成就。当今我们享受的一切物质文明，都是为个人私利所驱动而获得的成果，我们中国人对此应该有更切身的体会。我们曾经提倡无私为公，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结果却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倒是允许更多个人自由，发展自由交易的几十年，人民生活空前提高。
中国的经验加上现代经济理论的严密论证，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即推行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更多的企业从公有转成民营，可以使社会更快地富裕起来。
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中国和苏联，走上了计划经济和全面公有制的道路。现在除了少数个别的国家，全都觉悟到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确实，统观当今人民富裕的国家，不论大国小国，全都是市场经济。在那里价格可以在市场上形成，进而引导资源的配置。相反，所有穷国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那里价格不能反映供求，而且大量资源的配置由政府或垄断集团决定。经济学应该指出这些穷国如何才能走上市场经济。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此并无答案。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的经济学界才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一领域里来。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重新被认识，诺贝尔奖授给了这些非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依照这些理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市场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交易无非是所有权之交换。如果所有权尚不明确，何来交换？可是这个简单的道理花费了漫长时间才认识清楚。然而产权明晰并不是发展市场的充分条件，它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以俄罗斯为例，那里已实现了彻底的私有化，产权已经明确，可是成熟的市场并未建立。
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交换使双方获利的条件，不难发现，平等地位的讨价还价，自由的选择权利，是交换能使双方同时获利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内人和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就范，交换就可能只使一方获利而使另一方受损。
以印度为例，它是一个有发达交换的多党制民主国家，可是市场经济远未建立。其原因就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但低种姓的百姓仍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和富人一样平等谈判和签约的权利。类似的问题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那里的市场成了富人剥削穷人的制度，富人靠着特权越来越富，穷人难以为继。
对照我国目前的市场，虽然我国人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但有许多具体做法使得市场并不是平等自由的。例如，许多企业招工只限本地户口，事实上把农民排除在公平竞争的交易之外。有许多国有企业垄断了市场，不准别人进入。前些年，很多党政机关都在办公司，他们利用行政上的特殊地位或权力来做生意，使公平竞争几乎不可能。
如果这种现象不纠正，交换就变得仅对一方有利。有权有势的人把持了市场，市场制度就被断送了。许多人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市场还很不完善。但建立完善市场的根本性障碍何在，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了产权的明晰，而未注意到市场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即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利益集团。大企业向政界人物游说甚至行贿，企图取得各种隐蔽的特权。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极明确地认识到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是市场的基本条件，上有法律在威慑，下有舆论的监督。特权集团不得不收敛小心。世界上并无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但不同的制度相比较确有优劣之分。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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