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讯 “双循环新格局实际就是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双循环”，或者说从内外经济循环关系的角度去阐述高质量发展。”9月5日，在由《财经》、《财经智库》、北京资产管理协会主办的“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如此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
纪敏表示：双循环不是一个新命题，自工业革命后有了大机器和社会化生产，“双循环”就开始了。对于近期提及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是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双循环”，或者说从内外经济循环关系的角度去阐述高质量发展。
纪敏在演讲中提到：在过去的全球经济三角循环格局中，美国积累了巨额债务，中国积累了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巨额债权。但是在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净收益上，美国比我们高得多，甚至我们还是负的。这反映了在过去的经济循环中，资本和技术的回报实际大于劳动的回报，与美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循环相对是低质量的。
对于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纪敏认为：我们现在既有必要、也有条件来实现高质量“双循环”。在必要性方面，外部环境在变化，我们自身的杠杆率、资源环境约束、劳动力优势方面的问题也在暴露。在条件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阶段，内需和消费市场有潜力。
对于双循环新格局时期的金融行业，纪敏表示:金融业最核心的是要有更加包容、开放结构合理的金融体系，尤其是要适应创新驱动，服务创新驱动。
在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汇率方面，纪敏也发表了观点，他认为：世界上货币政策无节制的负面效应正在突出，长期货币宽松会导致资产价格飞涨，本来是想刺激就业，实际上刺激了市场泡沫带来的严重的贫富分化。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与自身发展相匹配。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很高兴参加“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也感谢主持人，我的前老领导，也感谢《财经》杂志对我的邀请。
我主要想从金融的角度来谈一谈对中央现在提的“双循环”一些看法。“双循环”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格局是中央最近提出来的，但实际我们也都知道，如果说简单的讲，从工业革命以后，自从有了大机器、有了社会化生产，就一定是在全球范围内去寻求原料、寻求市场，从那个时候“双循环”就开始了，无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后来的工业革命的中心，还是后来的美国等等，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实际一直处于“双循环”的状态当中。为什么在一直以来的“双循环”过程当中中央最近又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呢？我的理解，实际就是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双循环”，或者说从内外经济循环关系的角度去阐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十八大”都已经提出来了，从内外循环的角度来看高质量发展，比如说可以从中美之间做一个对比，过去大家都知道，全球经济的三角循环格局，就是美国人消费、中国人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大是这么一个格局。作为循环格局的结果，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实际美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巨额的债务，无论是贸易的或者是财政的，有巨额的债务。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巨额的债权，当然也包括我们外汇储备在内，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国际投资的头寸表，一个是巨额的债权，一个是巨额的债务，但是你看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净收益，就是国外资产投资的净收益是高低倒置的，美国人比我们高得多，甚至我们还是负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差异的背后，实际就是在过去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美国更多的是资本、技术参与的循环，中国更多的是劳动力参与的循环，我们说如果把中美两个国家看是成一个经济体，从要素分工来讲，全球过去很大的特点，就是要素分工，不是产品间的分工，而是产品内的分工，是一个要素分工的格局。这个要素分工格局当中，美国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在参与，中国是劳动力在参与，实际这个结果，就是刚才表现为国际投资头寸表当中反映出来的结果，反映资本和技术的回报实际大于劳动的回报，这样的差异我觉得就反映了两个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参与双循环的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某种程度来讲是合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要素禀赋的优势。
但是从经济复利的角度来说，显然美国是高质量的，我们相对来说是低质量的。为了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或者说更高质量的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我觉得我们现在既有必要、也有条件来实现这样的高质量“双循环”，为什么说既有必要、又有条件呢？必要性就不多说了，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过去一个时期的“双循环”，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在暴露，比如杠杆率过快的上升、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劳动力优势逐渐的下降等等。有条件来讲，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内需市场、消费市场的潜力，包括我们供给要素的潜力，刚才听朱民讲了这几年我们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可以说是心潮澎湃，更增加了我们高质量“双循环”发展提高供给侧质量的信心。无论从必要性、从条件来讲，我们更有走向高质量“双循环”的条件和必要性。
这当中就像一鸣上午讲的，关键是加快市场化的改革，我们金融怎么做？我觉得最核心的东西，作为金融来讲，就是要有更加包容、开放结构合理的金融体系，尤其是要适应创新驱动，怎么样来服务创新驱动。我们如果看一下历史的话，之前大英帝国金融中心是服务大机器工业带来的工业革命的创新驱动，他经历过这样一次过程，当时主要是靠商业银行和股份制，美国后来的金融中心也服务过新的技术革命，主要是靠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和强大的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体系可以说到现在没有完整的服务过一次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巨大的考验。相应来说，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可以说任重道远，怎么样把我们的资本市场变成更加开放、包容、有竞争力的市场，是下一步金融改革非常关键的。现在我觉得一系列的动作已经开始了，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化”的前提或者目标下，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和必要性来讲，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把资本市场在不远的将来有一个加速发展的更好的推动。
简单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姚余栋）：纪敏主任，纪敏主任长期研究货币政策。
纪敏：我们讲大萧条经济学，无论大萧条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包括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自己折腾出来的，那么这一次是天灾不是人祸。实际上无论是人祸还是天灾，货币政策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我看来越来越没有节操。效果当然是有的，毫无疑问，无论是美国的金融市场还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失业率这些数据，都是的出现了的明显的好转。
我们实际上不光是从这一次，包括从2008年以来甚至于更早包括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一系列货币政策越来越走向无节制的一个征途。我们看到有一些长期积累的负面东西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突出，比如说贫富分化问题，这是整个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贫富分化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说像过去来自于资本和劳动的差异，也不仅仅是来自于全球化要素分工带来发达国家低技能岗位的丢失，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货币宽松，带来的资产价格的持续的不断的上涨，导致的贫富分化。这种资产价格持续上升加上利率的持续的下降，所引发的杠杆效应，带来的这种财富分化，它是巨大的。这种分配效应是巨大的。所以整个我们看到现在很有趣的现象，发达国家平均储蓄率在上升包括美国在内，储蓄率在上升是什么原因？是他自己在节制消费吗？是在减少债务吗？不，就是因为穷人更穷了，富人更多了，我想这就是宽松货币政策现在所带来的悖论，本来是想刺激就业，实际上刺激了市场泡沫带来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它的效果是有问题的。
无法说是去判断人民币尤其是短期是增值还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有一点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外部的变化，考虑到美元的变化，考虑到其他货币变化，但是最根本我觉得决定一个国家货币汇率走势一个根本，还是说我们自身你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变化。显然，我们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人民币我相信它会形成一个新的持续的升值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劳动力参与全球数量上的升值，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币升值中国的资本中国的技术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引起的人民币持续升值，从劳动生产力提升到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想我们正在迎来这样一个阶段，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把握好这个机遇。
从三期叠加、新常态到“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高质量发展、到“双循环”发展格局，一系列的方针、路线、政策，我觉得已经很完善了，关键还是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最关键的招，真抓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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