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饥饿的家族记忆》

我妈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在她小学三年级（1959年）时，饥荒来了。先是看到别人挨饿——我妈跟外公一起进城卖梨子，梨子卖完了，到饭馆里吃饭，我妈看到饭馆里站满了人，他们直勾勾地看着顾客们吃饭，等到有人放下碗筷起身时就一拥而上、举起碗碟伸长了舌头去舔食。我妈看得害怕，又想给我外婆带点回去吃，就留了一个包子攥在手里。没想到一出饭馆就被人抢走了，我妈气得大哭起来。
在学校里，山区学生条件还略好点，中午，他们会带一只红薯交给食堂蒸，然后吃了跳皮筋、跳房子。外婆家在县城边的山坡上，出产少，我妈中午没有吃的，想跟窗外的小伙伴们玩但饿得没力气，只能趴在课桌上打盹儿。下午，满脑子都是饥饿，老师讲啥都听不进去。回家路上，想到要空着肚子爬上山坡回家又哭，哭完了边走边抽嫩草芯子吃。后来我妈自动退学了，班主任还去家里劝她继续上学，但我妈坚决不肯，因为饿肚子爬坡的滋味实在难受。
然而回家后，也没好哪儿去，依然是天天忍饥挨饿，并且又要帮生产队喂牛，又要给家里煮饭——外婆产后虚弱，我妈是长女。外婆给我妈生下一个妹妹后，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小女孩生下来就没奶吃，只好用煮红薯的水喂她，喂了三个多月，有一天不哭不闹很长时间没动静，抱过来一看，已经夭折了。
粮食越来越少，连野菜树叶也难得搞到时，外公外婆得了浮肿病，抬到县城抢救。我妈的外婆抹着眼泪跟邻居说，“这一家人怕是要散了”，我妈听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怕爸爸妈妈没有了撑不起这个家，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该怎么办。好在灌了两天米汤后，外公外婆总算活下来了。
我爷爷没有那么幸运，家里没有吃的了，他去女儿女婿家借粮，走了没多久“场上”（村里街道）认识的人跑来报信，说他倒在路边上了。家里人赶忙去把他抬到赤脚医生门口，却已经饿死了——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
我爸本来在县邮局工作，算是铁饭碗。但很快也波及到了，定粮被减少，骑车送了信回到宿舍饿得慌，只能舀一碗水、倒几滴酱油喝下去，哄哄肚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为了减轻城市粮食供应压力，他也被动员回了乡里。
1963年，农村政策有了变化，一些沟沟坎坎上的土地可以自由耕作，饥饿感渐渐远离。
1965年，我爸通过了铁路招工，吃上了公家粮。有老伯伯开玩笑说，我爸那时候一顿能吃几十个鸡蛋。是真是假，我没有考证过。
1972年，我妈嫁给了我爸。四年后，借着我这个儿子出生的由头，我妈不顾我爸的反对，从农村来到了单位，做了一名家属。但单身职工的粮食是不够吃的，我妈带着襁褓中的我，给职工医院洗被褥、跟家属姐妹们一起砸碎石、筛沙子，挣取一点劳务费，才勉强养活了一家人。
1982年，单位从工地迁到了城市，水电煤房租都是钱，吃饭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寒冬腊月，我妈扛着九齿钉耙，把我夹在胳肢窝底下去几公里外的垃圾场捡垃圾。六岁的我，既受不了刺骨的寒风，更过不了心里“丢人”的坎儿，挣扎着对我妈喊道：不捡破烂会饿死吗？

这些就是我的家族记忆，在我小时候，爸妈常常回忆苦难的岁月，让我们爱惜粮食。
我还能知道这些，等我儿子长大，估计啥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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