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饥饿的家族记忆》
我妈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在她小学三年级(1959年)时,饥荒来了。先是看到别人挨饿——我妈跟外公一起进城卖梨子,梨子卖完了,到饭馆里吃饭,我妈看到饭馆里站满了人,他们直勾勾地看着顾客们吃饭,等到有人放下碗筷起身时就一拥而上、举起碗碟伸长了舌头去舔食。我妈看得害怕,又想给我外婆带点回去吃,就留了一个包子攥在手里。没想到一出饭馆就被人抢走了,我妈气得大哭起来。
在学校里,山区学生条件还略好点,中午,他们会带一只红薯交给食堂蒸,然后吃了跳皮筋、跳房子。外婆家在县城边的山坡上,出产少,我妈中午没有吃的,想跟窗外的小伙伴们玩但饿得没力气,只能趴在课桌上打盹儿。下午,满脑子都是饥饿,老师讲啥都听不进去。回家路上,想到要空着肚子爬上山坡回家又哭,哭完了边走边抽嫩草芯子吃。后来我妈自动退学了,班主任还去家里劝她继续上学,但我妈坚决不肯,因为饿肚子爬坡的滋味实在难受。
然而回家后,也没好哪儿去,依然是天天忍饥挨饿,并且又要帮生产队喂牛,又要给家里煮饭——外婆产后虚弱,我妈是长女。外婆给我妈生下一个妹妹后,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小女孩生下来就没奶吃,只好用煮红薯的水喂她,喂了三个多月,有一天不哭不闹很长时间没动静,抱过来一看,已经夭折了。
粮食越来越少,连野菜树叶也难得搞到时,外公外婆得了浮肿病,抬到县城抢救。我妈的外婆抹着眼泪跟邻居说,“这一家人怕是要散了”,我妈听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怕爸爸妈妈没有了撑不起这个家,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该怎么办。好在灌了两天米汤后,外公外婆总算活下来了。
我爷爷没有那么幸运,家里没有吃的了,他去女儿女婿家借粮,走了没多久“场上”(村里街道)认识的人跑来报信,说他倒在路边上了。家里人赶忙去把他抬到赤脚医生门口,却已经饿死了——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
我爸本来在县邮局工作,算是铁饭碗。但很快也波及到了,定粮被减少,骑车送了信回到宿舍饿得慌,只能舀一碗水、倒几滴酱油喝下去,哄哄肚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为了减轻城市粮食供应压力,他也被动员回了乡里。
1963年,农村政策有了变化,一些沟沟坎坎上的土地可以自由耕作,饥饿感渐渐远离。
1965年,我爸通过了铁路招工,吃上了公家粮。有老伯伯开玩笑说,我爸那时候一顿能吃几十个鸡蛋。是真是假,我没有考证过。
1972年,我妈嫁给了我爸。四年后,借着我这个儿子出生的由头,我妈不顾我爸的反对,从农村来到了单位,做了一名家属。但单身职工的粮食是不够吃的,我妈带着襁褓中的我,给职工医院洗被褥、跟家属姐妹们一起砸碎石、筛沙子,挣取一点劳务费,才勉强养活了一家人。
1982年,单位从工地迁到了城市,水电煤房租都是钱,吃饭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寒冬腊月,我妈扛着九齿钉耙,把我夹在胳肢窝底下去几公里外的垃圾场捡垃圾。六岁的我,既受不了刺骨的寒风,更过不了心里“丢人”的坎儿,挣扎着对我妈喊道:不捡破烂会饿死吗?
这些就是我的家族记忆,在我小时候,爸妈常常回忆苦难的岁月,让我们爱惜粮食。
我还能知道这些,等我儿子长大,估计啥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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