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
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艾略特《空心人》
1
“我们好悲伤。我们再也没有艄公了。艄公死了。两个湖，没有艄公。”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在其长篇小说《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以下简称“祖先”）开头如此写道，从而奠定了小说整体淡而哀婉的基调。
但我们很难去概括小说内容，片段化的故事，非线性的时间，隐于文本背后的不确定的“我们”声部叙述等，让小说整体呈现出“散”和“碎片化”的直观效果。
在小说的前四部分，萨沙以诗意而精微的笔触对准一个个次第上场的人物——在“安娜节”前一天，开渡船的艄公死了；男人们聚集在乌里家车库喝酒，老伊姆博登讲起年轻时和东德官方组织人员冲突的故事；90高龄的克朗茨太太，一位患有夜盲症的画家，用画作记录村庄的人物和变迁，再次出门尝试描摹夜色中的村庄；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正在绕着村子夜跑，巧遇两名神秘男子，又撞上了试图自杀的前东德上尉施拉姆先生；前东德秘密警察迪茨舍一直活在人们的蔑视中，将全部热情用于养殖德国矮腿鸡，而一只母狐狸出洞为幼崽偷鸡蛋……
当下村庄的现实，充斥着琐碎、空洞和不确定；兼以糅合了神话、传说、寓言的村庄历史——如1578年复活节磨坊主的母猪生下了长着人的脑袋的小猪，1618年5月19日，人们在天空上看到了六个太阳......完全打乱的零散的时间碎片，或镶嵌在人物间隔的叙述之间，或连缀在人物讲述的故事之中，传说世界与现实不断闪回交织，最终构成了小说真正的主角——村庄菲斯滕费尔德。
千百年风云变幻，村庄遭受雨打风吹，变得日渐凋零。斯坦尼西奇以拼贴的碎片形式，将生息歌哭于斯的人物命运编织在一起，由此拼成了一幅逐渐“空心化”的乡村生活全景。
2
斯坦尼西奇是个擅于讲故事的作家，但很显然他不想让故事行进的路线过于畅通，让读者全身心投入到故事的漩涡里。而是时不时要将读者从一个故事拉到另一个故事，再从另一个故事拉到其他故事中。这样做的效果是，有时读者沉浸其中，能代入故事中人物的心迹变化，试图理解种种行为的起承转合；有时则被剥离出去，以一种旁观的姿态，理性地观摩、审视人物的情绪、行为和情感。
例如，在第一部分，众人聚在老伊姆博登的车库里，聆听他讲述故事。接着故事开始了，“母狐狸绕道穿过荆棘丛生的田野。”母狐狸要去偷鸡。但整一节都铺陈着母狐狸路上的所见所闻，“纤细的闪电弧光仿佛在她的眼皮上燃烧。”然后，话锋一转，另开一章——“在这一天，夜晚穿着三种礼服：曾经的，现在的，将来的。”狐狸偷鸡的故事到此中断，小说叙述分岔出三条路径，时间和空间由此开始游移。而在“曾经”“现在”“将来”这三层时空里面，又进一步延伸出不同的小径。或者说，由一个个微小的时空拼贴出一个大的整体空间。
现在，让我们按照章节编排的顺序来罗列出小说中部分时间的经纬线：
1945年的体育场，纪念碑上刻着希特勒的名字；
1578年的复活节，磨坊主的母猪生了一头长着人脑猪身的小猪；
1588年，有人偷走了小酒店店主的两匹骏马；
现在，安娜在田野里奔跑；有人发现了两个不寻常的鹿角；克兰茨夫人在画画；村庄遭遇鼠灾；
数百年前，拓荒者们在湖边发现了可以被开垦的沙地，艄公载了一位“奇怪”的乘客；
1589年7月，村长女仆生下一个女婴，村庄夫人弄死了女婴，村庄夫人被淹死在深湖里；
现在，安娜夜跑时遇到两个神秘男子；
1607年，人们在荒芜的田野上发现了一堆神奇的苹果；
1590年，出现了一个走钢丝的人，人们认为他就是小偷；
1927年，一个中国人被杀死；
2011年，故乡博物馆进行了修葺，古老的挂锁被密码电子锁换掉——此时距离菲斯滕费尔德首次命名七百年。
1592年，发生了一场大洪灾，之后教堂旁出现了满满五车粮食，当人们将食物扛回家后，发现食物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1594年，一群人来到村庄，将村里的一些人带上了愚人船；
1619年，圣灵降临节，一个雇工被人捅死，凶手最终上吊自杀；
……
现在，“母狐狸一溜烟似的沿着湖岸跑去。”
……
可以看出，首先，时空具有极大的跳跃性。从当下跳跃到1945年，从1945年跳到1578年，从1590年跳到1927年，再跳到2011年……其次，时空的不断跳动，导致某个故事被中途插入的一个个事件打断，而事件之间又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如1588年小酒店店主的两匹马被偷，1590年走钢丝的人被认为是那个小偷；这一事件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闭环。但其他的片段还未闭环，仍要接续发展，当然也一定还会打断某个故事的节奏。正是这一个个被连缀在一起的事件碎片，构筑了村庄的脉络、肌理和骨骼。
那么，当被一个个碎片切割的母狐狸偷鸡的故事结束后，关于村庄的故事是否告一段落呢？
答案是否定的。生命的问题是时间，任何事物都无法抗拒吞噬一切的时间。当我们开始回忆时，时间就不再是线性流逝地。正如胡安.鲁尔福所说的那样，“生活不是完整的，而是化分为片断的;它充满了事件，但不是一个事件。”生活的片段会持续在这个村庄里上演。人们依然会遵照传统，在“安娜节”这天，燃起篝火，焚烧假人“安娜”以示庆祝。但他们到底在庆祝什么呢？事实上连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安娜节。没有人真的知道我们庆祝的是什么。这不是什么东西的周年纪念日，也没有什么东西正好在这一天结束或开始。”
在《祖先》中，时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从过去、现在、未来中撷取的一个个生活片段，让村庄更为充实立体，具有烟火气和众生相。村庄不再是一个地理名称，而是勾勒出等高线、坡度、地形地貌等地物特征的真实三维空间。
绘画：Jeremy Miranda
3
除此之外，《祖先》的文本还涌现出某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亦幻亦真的现实、神话相互杂糅，模糊的人物行为动机，若即若离的声部叙述，让虚构的真实变得越发难以确定、明晰。
米亚·科托将故事与现实融合，为我们虚构了一片“梦游之地”，梦醒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似乎什么都在变，但自始至终我们都清楚，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化，因为这片“梦游之地”隐喻的就是战争之后的莫桑比克这个国家。《祖先》看上去什么都没有变化，依然是那个村庄，人们依然遵循着旧例庆祝着安娜节，但其实，除了死亡之外，什么都变了。
露易丝.格里克在《幻想》一诗中写，“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如果有尽头的话，那么死亡无疑是所有事物终极的尽头。它站定在那里，安然等候着一切事物的如约而至。村民会死，狐狸会死，河会枯竭，花会凋零，村庄也会空心坍缩。
《祖先》以寂静的死亡开启——“艄公是怎样溺水身亡的，没有人亲眼看见。”以众声嘈杂的欢庆仪式收束——“菲斯滕费尔德就是这样。艄公也到场了，瞧瞧，就在小桥上：胡子，长发，还有披风，对今年最后这个无比永恒美妙的日子来说太暖和。”一派祥和的景象，人们也许会围着焚烧的“安娜”欢聚一堂，齐声高歌。但他们所唱响的，是暗合了小说淡淡哀伤基调的一曲挽歌。正如《法兰克福汇报》所评价的那样，“萨沙·斯坦尼西奇在这里试图通过观察和虚构去拯救所失去的生存中可以拯救的一切东西。” 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个小人物寻求生存的行为方式尽管各不相同，却无一例外地承受着相似的命运，村庄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些村民一样，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但迎接他们的结局，是枯萎凋谢，是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于出生的人。而“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绘画：Jeremy Miranda
4
在农村地区，有种叫“太阳灶”的东西。凹面上由一个个玻璃镜片拼贴组成，经过这些玻璃镜片的反射，将反射的阳光汇聚到一点，当温度达到一定值时，便可以烧水做饭。某种程度上，《祖先》这部小说的结构类似于“太阳灶”。一个个镶贴在一起的玻璃镜片就是一个个日常生活片段，末章安娜节焚烧“安娜”便宛如太阳光对准聚焦。
太阳灶有个特点是，年深日久，凹面上的部分玻璃镜片会脱落。如果只是少了零星几片玻璃镜片，其实对整体的聚光基本没有影响。那么，以此类比，假如我们从书中抽出部分碎片，比如将“1927年，一个中国人被杀死”这个碎片抽掉，小说会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呢？
好像并不会。不同时空下的生活碎片的确丰富充实了村庄的肌理，让村庄更具立体感，但过多“无关紧要”的碎片也会让小说呈现出“逸散”的症状。
之所以说是症状，是因为对比托卡尔丘克，显然萨沙·斯坦尼西奇对文本的把控，还没能做到如托卡尔丘克那般收放自如。
《祖先》这部小说，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托卡尔丘克，想到她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想到《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俩人的小说都有强烈的形式创新，都不约而同的丢弃了一切文本题材的桎梏，非线性的时空变化，故事、神话传说、菜谱、档案资料等碎片不断穿插组合，都以轻盈诗意的语言来描写等，但最终呈现的效果高下立见。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时间也是非线性的，共有三层结构组成的时间；叙述也是多重的，既有人的声部叙述，亦有物的声部叙述；此外，还有上帝创造的八层世界。可以说，从文本层次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要比《祖先》更复杂，叙事空间也更广阔。故事主旨上，都是写一个村庄的悲欢离合，都呈现了时间长河里，几代人的命运变迁，村庄的众生百相。但当我们读完两本书，能明确感受到《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散而不乱的，逸散的多声部最终汇合成一个整体，是在一个整体的框架里转圜。尽管《祖先》最终选择了以节日庆典让众人相聚一起，但庆典是嘈杂紊乱的，众人仍然是自说自话。这自然和作家写作的成熟度有关，过于蔓散便会逃逸，变得不受掌控。因此笔者才会在前文说，假如我们抽掉文本中的某一块碎片，似乎不会对小说整体的结构造成多大影响。
不过，毕竟斯坦尼西奇是托卡尔丘克的“晚辈”，彼时写作的不成熟乃是必然。何况，每一代际的作家，“60后”“70后”“80后”“90后”乃至“Z世代”，因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不同，书写主题也必然迥异。如被誉为“Z世代的代言人”的萨利.鲁尼，其作品便深刻描绘了网络时代年轻人的真实生活。Z世代从一开始就扎根于虚拟的网络，我们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诸如“她的脸像一件科技产品，两只眼睛是闪烁的光标”这样的句子。以鲁尼为代表的作家，正在创造着属于Z世代的文学文化。当我们反观“60后”的托卡尔丘克与“70后”的斯坦尼西奇，我们依然能找到彼此的不同之处。尽管同样是写“村庄”，叙事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游走，串联起历史和当下，但斯坦尼西奇笔下的“村庄”与自身的移民经历（1978年，萨沙出生于波斯尼亚小城维舍格勒，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波斯尼亚人。1992年，为了躲避波斯尼亚战争，年仅14岁的他与父母亲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此定居下来，并以德语写作。）相互缠绕，早已湮灭的故乡让身处异国的他只能不断回望，进而指向了对“出身”的思考，创造了一种相对不同的视野和属于他们那个代际的文化。
因此，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祖先》只是萨沙·斯坦尼西奇于2014年发表的第二部小说，五年后，作家便凭借小说《我从哪里来》获得德国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奖项——德国图书奖。毋庸置疑，萨沙·斯坦尼西奇已经成长为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萨沙·斯坦尼西奇，1978年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作为波黑战争难民移居德国，用德语写作。现居汉堡。2005年发表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获英格博·巴赫曼文学奖“读者最喜爱作品奖”。2014年出版《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登上《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获2014年莱比锡书展大奖，入围德国图书奖长名单。2019年，获得德国图书奖。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