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

“颠覆性错误”不论在谁的眼里心里，这都是一个千方百计要避免的一件头等大事。可还是有很多人难免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如项羽在鸿门宴上，明崇祯皇帝在朝廷南迁上，他们都成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典型，犯了大忌。历史的教训是十分的惨痛的。

做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调动适当合适的资源，当机立断、大刀阔斧地去做。不要总是嘴上说说，说了又不去做，做了又吞吞吐吐，拖泥带水地做事情，事情就难免会出问题。不能说了一大堆，结果回头一看没有几个做的像模像样。

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成语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成语是“天灾人祸”，第二个成语是“天怒人怨”。我们必须要下起足够大的努力来避免之，努力的防范之。共产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长期执政”，第二个是“长治久安”。始终充满敬畏和戒惧，从解决、检讨和改进自己做起，不盲从不迷信不粗狂，宁静、安详、沉稳、充盈，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行。以国福的看法，所有的领导者都要毕生读好两本书，一本是《道德经》，这是在乱世中总结出来的，另一本书是《素书》，这是挽救乱世的。研究好这些真正的大学问，我们才会对事物的理解加深加强，才会不犯或少犯错误。

我不知道诸位对《道德经》和《素书》了解多少？国福是反复研读过，虽然不能够用来救世，但毕竟能够明白很多深刻的道理，让自己非常的清醒：对政治、对军事、对治人治世，都从中有很多有益的发现和体会。我们强调文化自信，我们要发挥文化优势，必须要针对当下国际国内形势，好好研读国学大道，深刻领会祖先对我们爱和告诫。

中国人对“道”非常的重视，道就是真理就是道路，道就是正义就是旗帜。一个团体如果把追逐考虑利益放在第一位，迟早会出大事。一个团体如果始终坚持真理正义，把利益放在第二位，则迟早会获得战略的主动。祖先告诉我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为此，所谓的颠覆性错误，它的根源就是“是非不清，对错不明”，把是当成非，把错当成对，这就是颠覆性错误。有“道”才有“德”，易经是根据道德来判定吉凶祸福的，也是根据吉凶祸福来改进道德水平趋利避害的。危亡兴旺，唯道德而已。高举真理的旗帜，多培养英雄，国家就会兴旺。近君子亲小人，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不做好都不行啊。

《素书》写道：“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素书》说：“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举目望去，普天之下，谁是人之俊？谁是人之豪？谁是人之杰？

“俊、豪、杰”三者何在？

如果“俊、豪、杰”三者全无，那不犯颠覆性错误，怎么能够得到保证呢？

这种情况就极易犯下“颠覆性错误”。

大家对《史记》中“鸿门宴”都很熟悉的，那个只好表面仁义，优柔寡断的项羽，丝毫听不进谋士范增的话，范增再有能力水平，再有深远的见识又有何用呢？还不是空有一个长叹？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学历史就是要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明史关于崇祯帝的描述。

这个崇祯皇帝的历史名声还是不错的，他勤于政事，毫不懈怠。可是大明江山交到他手上有17年之久，时间并不算太短啊，他却得到一个自杀失国的悲惨的结局，不能不让我们发出一声慨叹。

这个朱由检上任伊始，就铲除了太监魏忠贤，让举国曾经很是振奋。当时国家外忧内患，既有北方女真族虎视眈眈，又有陕甘地区的流民起义四起，又有各种大小的自然灾害。

应该说，这手牌是不太好，可是打牌的人犯下各种错误也是不争的事实。

用人失当、用人失察有之。

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有之。

面对汹汹的局势，举棋不定，错失了重大的机会。“辛卯，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

这个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写了很多罪己诏，但却对自己的错误绝不悔改。在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时，只有一个太监和他一起赴难，临自杀前，崇祯竟然在自己的衣服上写了这样几行字，“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然皆诸臣误朕”多么可悲，多么可笑，他到死还这样糊涂，没有搞明白国家衰亡全是因他一人，他却把失国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历史学家给他的评价是：“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