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作家 呼延云
继口碑大爆的《扫鼠岭》后，推理小说家呼延云推出了新作《空城计》：偌大的旧城区被遗留下的儿科急诊医院，捉襟见肘的医疗团队需要面对频发的大小险情，这场混乱又要命的“赌局”发生在六小时内，有限时间和封闭空间一定程度决定了作家是戴着镣铐起舞。作家韩松阅读完这本小说后感叹：“原来推理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啊。它有推理小说的经典美学意义和技术考究，又有对创新的追求和无止境的艺术探索。”
小说中很多设计都暗合“空城计”，并将传统京剧元素融入到创作中，同时又结合欧美犯罪小说的技巧来写中国本土现实故事，塑造了周芸、老张等“有故事的人”，在作家看来，老张是他作品中最复杂、最矛盾、最有魅力、也最富有隐喻的一个人物。但是这本书到底是本格派还是社会派亦或是其他类型却很难定义，在推理小说圈引发了热议。
多年来，他尝试着采用本格派与社会派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但这两者其实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他的探索之路从未止步，逐步形成了“本格派为体，社会派为魂”的创作风格。因为文学的梦想，从新闻记者转行成了职业作家，呼延云信奉“无采访，不创作”，每一部作品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调查或资料准备，且细节真实更容易让读者接受一些天马行空的诡计和设定，从而在题材和写作上形成突破。
01
采用俄罗斯文学的创作手法，
多角度塑造“有故事的人”
记者：《空城计》的宣传资料里写的是封闭时间、封闭空间的极限故事，但我觉得这个“封闭”是有讨论空间的，即使它的重点是在那所旧城区的儿童医院里，感觉有点像是“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创新使用？
呼延云：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暴风雪山庄”或者“孤岛”的模式，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种模式的重要标准是要在绝对封闭条件下不断“减人”，而《空城计》则不然，虽然时间局限在六个小时以内，但只是连续发生案件而没有出现“减人”，当然旧城区确实是相对封闭的，但这一设定也只是为了故事得以成立。小说出版之后，很多读者认为它就是广义概念下的“暴风雪山庄”和“孤岛”模式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反而是我对新本格的理解过于狭隘了。
记者：既然取名《空城计》，那不得不说的便是诸葛亮，小说的开始周芸担当了这一角色，当“老张”这个“扫地僧”登场后，他便更多地代表了这一形象，他的一个特点便是多智近妖，决胜于千里之外，可否请你聊一聊这二者的“侦探”形象？
呼延云：《空城计》采取了本格派与社会派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周芸要处理的是书中“社会派”部分的问题，而老张要破解的是“本格”环节的谜题。
医生这一工作本身就非常像侦探。儿科由于患者难以自述或述清症状的特殊性，一向被称之为“哑科”，所以儿科医生在诊断的过程中，就更需要根据知识和经验，结合检查器械的辅助，做出正确的推理。
而老张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则更复杂，他不仅要同时应对好几路犯罪分子的挑战，还要巧妙地调动内部的各种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为自己的脱身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能够在那一晚最终做到“安居平五路”，确实需要具有“多智近妖”的才能。好在作为一个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系列作品，对这个人物持续奠定的底色起了作用，所以大部分读者是能够接受这一人物“机械降身”的设定的。
呼延云/著
新星出版社
记者：说到周芸，这一人物形象是存在变化的，她是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儿童急诊中心的定海神针，沉稳冷静，但你在小说中同时表现了她脆弱的一面，比如特别写到的是她作为母亲、妻子的一面。
呼延云：是的，在创作之前我采访了很多儿科医生，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普通的母亲、妻子，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忙碌，要面对生活中林林总总的焦头烂额，甚至在穿上白大褂走进诊室的时候，也不可能像文艺作品中表现的那样“放下一切”，所以周芸在抢救别的孩子时，还是会挂念自己的女儿……我觉得在社会派推理中，如果想要展现社会的真实和复杂，让人物本身真实和复杂起来是一个前提。
记者：老张身上有英雄色彩，你执着于塑造英雄式人物？
呼延云：从古到今，英雄往往既是救世之人，也是乱世之源，其实我的笔下很少有英雄，最多见的只是一些被命运逼到绝境，不得不奋起反击的普通人，比如《黄帝的咒语》中的蕾蓉、《复仇》中的段新迎、《扫鼠岭》中的周立平，都是这样。
《空城计》中的老张有所不同，他大概是我的作品中唯一一个主动选择了“出击”的人，他的“底色”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他多年隐姓埋名，不求闻达，一旦出手，却可以“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逆转全局，反败为胜”，但功成之后，必须迅速抽身离去，形骸风雪。他可以用“超卓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济世救人，但始终无法改变自身的过往与困境……这是我作品中最复杂、最矛盾、最有魅力、也最富有隐喻的一个人物，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人物之一。
真相推理师系列之《复仇》
记者：小说中的人物群像又是一个重要呈现，但你似乎并没有简单地书写一个个登场的他们，反而为他们每一个都设置了故事线或成长线。
呼延云：社会派与本格派的区别之一，就是本格派是写“计”的小说，人物是构成诡计的工具和符号；而社会派则着重表现人物在残酷现实下的悲剧命运，是写“人”的小说，所以每个人物的行为逻辑都必须真实和恰当——我自己早期作品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极为现实主义的走向中，突然插入极端超现实的人物，从而破坏故事整体的合理性。
这一点在《复仇》之后，逐渐得到改进。
我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极深，诚然，俄罗斯文学在叙事上有些拖沓冗长，对自然场景油画式的描绘在影像时代也已经落伍，但以宏大的场景、众多的人物来表现复杂现实的创作手法，我认为依然值得学习。这样的作品中有小人物但无小角色，每个人物，要通过种种手法让读者了解他的过往经历，理解他何以有独特的言行性格，从而使人物饱满。比如《涅曼案件》中的三个侦察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五个女兵、《热的血》中不同层级的指挥员和战士，都是这样塑造的。
所以在《空城计》中，我采取了俄罗斯文学中“全景文学”的创作手法，即在有限的“阵地”内多层次、多角度、多线索地塑造每一个人物，让他们共同构建起这个宏大的故事，不光是主角周芸，配角李德洋、胡来顺，甚至临时“串场”的蔡文欣，读者也能感受到作为县级医务工作者，她的行为和心态与其他人的不同。人物背后的故事可以不必实写，但一定要让读者感受到他们是“有故事的人”，这才是社会派推理。
02
宏大现实题材作品犹如油画，
要做到细节真实
记者：《空城计》在书中指向同名京剧，你也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唱词化用到书里，而这不是你第一次将京剧融合到作品里，看你此前的采访，对于如何让传统文化元素真正融入到故事的内核中，你其实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我想了解的是将传统文化加入到推理小说中，怎么去防止这一文化元素不是“漂浮”于作品之上呢？
呼延云：2009年以《嬗变》出道后，我便构想过将传统文化的诸元素运用到创作中，并从第二部《破镜》开始付诸实践：在《破镜》里有大段关于古代铜镜的描述；《黄帝的咒语》化中医望诊学为诡计；《乌盆记》则将这一剧目是否具备历史真实性的考据放置文前，为后面发生的“当代乌盆记案件”埋下伏笔。
但上述作品都还不能让我满意，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小说里依然只是涂饰，好像现在很多的“古风建筑”一样，外表看上去虽然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但走进里面完全是西式的装修，没有触及推理小说的内核。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形成了一套独有的、与西方不同的逻辑思辨体系——而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产生的所有冲突，究其本质，都是两种逻辑思辨体系对撞的结果，所以，如果能够通过一个比较宏大的构置，使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进入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场”之中，要想在这个“场”内通行必须运用中国古代传统的思辨方式，而“场”内发生的凶案，又迫使刑侦人员必须采用现代刑侦科学来解决，就可以引发一场以文化冲突为实质的“逻辑战”。
我的经验是：想要防止传统文化的元素“漂浮”于作品之上，还是要沉下心来，把作品所需要的那部分元素了解扎实，甚至做一次小型的专题研究。以《凶宅》为例，虽然我长年阅读古代笔记，但为了创作需要，其实是做了一年多的案头工作，小说中提到的对凶宅辨识、清洗、驱凶、化吉的一整套手法，完全是我在大量资料中自己归纳总结出来的。
处女作《嬗变》新版与即将影视化的《扫鼠岭》
记者：你的小说与热点话题联系紧密，这一点仅从小说的题材方面就可得见，《嬗变》关注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问题；《空城计》与时下讨论度甚高的医患关系相关……写作时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吗？
呼延云：写作的时候我没有这方面的考量，毕竟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房地产问题、医患关系，在近十年来，无论放到什么时候都是热点话题。
记者：“无采访，不创作”是你的一个创作宗旨，你在创作时将非虚构的手法加入到推理小说中，以《空城计》来说，准备得相当扎实，比如对于儿科诊疗的相关细节的大量描写，体现出专业性与真实性，这样做对作品本身有什么助益？此外，有没有担心过材料或细节“太满”影响阅读体验呢？
呼延云：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着采用本格派与社会派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但这两者其实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本格推理虽然强调理性，但在设定上其实是很浪漫的，而社会派强调的是现实主义，这种情况下，在过于现实的场景中插入一个非常浪漫的设定，就会给人一种失真的感觉。
这些年非虚构作品大热，我毕竟是新闻记者出身，这类作品看了不少，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那就是作者对人物和场景的描写，其实有些也是想象和杜撰的，就好像我们过去做重大报道，你采访得再多再深入，具体写出来，很多补白的地方难免靠记者的主观想象，而我们都知道，现实本就是复杂的，就是罗生门，新闻真实和事实真实就是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一致，那么为什么读者很少说这些非虚构作品“不真实”呢？
我觉得其实读者在意的不是全局真实，而是局部真实，不是局部真实，而是细节真实。在细节真实的情况下，读者就会认可局部真实，而局部真实如果做到位，读者就会忽略甚至原谅全局的不真实。
以《空城计》为例，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怎么可能一座大桥出事了就彻底断绝了新旧城区的交通？怎么可能把防务完全交给综合治安办公室？但小说的背景必须这样设定，不然故事就进行不下去。那怎么办？在小说的开场我就大量描写儿科急诊的细节，在诊疗方法、医疗体制、医患矛盾上做到极致化的细节真实，读者认可这些细节的时候，就认可了儿童医院这个局部真实，渐渐忽视或谅解全局设定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从而投入阅读本身带来的乐趣中。
这样的写作手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细节成就局部，局部成就全局”，在目前刑侦手段越来越发达，高科技不断得到利用的情况下，虚构的推理小说，不管本格派还是社会派，都存在着各种受限，而这样的创作手法，看起来费劲一些，但更容易让读者接受一些天马行空的诡计和设定，从而在题材和写作上形成突破。
至于细节“太满”的问题，我的体会是，表现宏大现实题材的作品犹如油画，就是要做到细节饱满，不能太多留白，否则营造不出真实的场景，刻画不好复杂的情节，这种情况下，宁可满一点，也比虚一些好。
03
一个好的创作生态可以容忍“借”，
但不应该纵容“偷”
记者：你在创作推理小说时，最看重的是哪一点？诡计？逻辑？在你看来，一本推理小说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呼延云：一道菜，色香味俱全是最好的，推理小说也是，诡计、逻辑、叙事、结构、文笔都很重要，我们说一部作品好，往往是因为在上述几点都能做到优秀并达到了某种均衡的状态。
我自己创作的时候，比较重视的是能不能在处理好上述几种元素的同时，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少一些对自己过去作品的重复。
我很少用“好”和“坏”来评价文艺作品，在我看来，大部分文艺作品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落后于时代，一种是迎合于时代，一种是超前于时代——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往往是因为坚持传统（甚至是道统），值得尊重；迎合于时代的作品，更容易受到大众的青睐；而超前于时代的作品，会因为不被世人理解而遭遇差评，但很可能是未来的先声。上述三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价值，不应轻易否定。
具体到创作手法上，可能有些年轻作者下笔还有稚嫩之处，但想想我自己的创作经历，是不是应该多给他们一些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呢？
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那种大量融梗和抄袭核诡的“推理小说”，一个好的创作生态可以容忍“借”，但不应纵容“偷”。
《空城计》内页
记者：你曾说：“假如在新时期原创推理中寻找最能代表历史变迁的'模板’，我想我和我的作品是可以忝居一席的。”这实际指向作品的发展变化，从2009年的《嬗变》到两年前的《扫鼠岭》及今年的《空城计》，《复仇》是其中转变的一个标志，可否请你聊一聊作品的“历史变迁”或创作思想的转变。
呼延云：从2007年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到现在15年过去了，15年间我只耕耘这一个系列，作品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也一直有延续性，但写作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最近为了旧作再版回看自己的作品，屡屡感慨岁月对作者的改变之大，时代对作品的投射之深。
我的长篇小说创作迄今分成两个时期，前五部是第一时期，本格元素多，情节和人物也都比较中二热血；从《复仇》开始进入第二时期，人物塑造上有所成熟，“本格派为体，社会派为魂”的风格得以确立，宏大叙事的写作手法成为个人的“特征”和“标志”。这些变化，大约是个人经历和对读者批评的反思共同作用的结果，至于创作思想具体有哪些转变，真的是一言难尽……《嬗变》中的林香茗“自啮其身，终以殒颠”，而《空城计》中的老张却坚信“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这中间的转变，又哪里是几句话能讲得清的呢。
记者：一个比较争议的点是，有一些读者指出《空城计》与你此前的作品相比，在逻辑推理部分减弱了，从你的写作轨迹来看，也是越来越重视社会现实，不知道你怎么看？另外，你是看重读者评论的作家吗？
呼延云：我的作品，除了《破镜》之外，好像大都具有比较强的现实关注，只是早期作品更强调本格推理，所以将这种关注掩盖起来了，从《复仇》开始才逐渐凸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增加，我的创作必然会越来越强化“社会派”的方面。
作为一个十几年来一直面临巨大争议的作者，对读者的评论——无论表扬还是批评，我一直是很重视同时也很理性地对待的。
记者：那在你看来，本土推理目前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否仍在学习西方和日本呢？你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推理小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一些新的想法？
呼延云：我觉得从作品的数量、质量、多样性等诸多条件来衡量，本土推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依然需要积极向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坦白地说，这两年，我对推理小说本土化的认识，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过去我们说推理小说的本土化，大约是指逐渐摆脱对欧美和日本的一味模仿，让作品更有中国特色——但这个设想是模糊的、渐进的，并无统一、绝对的标准。而现在一说推理小说“本土化”，似乎是要与世界推理小说的发展与传承相割裂，另立山头，一方面用刑侦文学和公安文学的“真实”来嘲讽本格推理的幻想性，一方面以“接地气”为标准否定古典、文艺、知识型推理作品的存在价值，对此我是不能认同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听闻你在闭关创作新作品，是否可以透露一下？你在写作时习惯为自己创作一个像“闭关”的写作环境？
呼延云：第十部作品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的采访和资料收集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中。
我自己也很想有一个“闭关”的写作环境，可是不能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每天买菜做饭刷碗带娃，才是我的生活常态。我过去总觉得，大作家都是隐居山林闭关写作，笔下才能有“仙气”，后来渐渐明白，仙气无非是把烟火气裁了前半截，好的作品往往是挨着厨房写出来的。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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