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作家 呼延云
继口碑大爆的《扫鼠岭》后,推理小说家呼延云推出了新作《空城计》:偌大的旧城区被遗留下的儿科急诊医院,捉襟见肘的医疗团队需要面对频发的大小险情,这场混乱又要命的“赌局”发生在六小时内,有限时间和封闭空间一定程度决定了作家是戴着镣铐起舞。作家韩松阅读完这本小说后感叹:“原来推理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啊。它有推理小说的经典美学意义和技术考究,又有对创新的追求和无止境的艺术探索。”
小说中很多设计都暗合“空城计”,并将传统京剧元素融入到创作中,同时又结合欧美犯罪小说的技巧来写中国本土现实故事,塑造了周芸、老张等“有故事的人”,在作家看来,老张是他作品中最复杂、最矛盾、最有魅力、也最富有隐喻的一个人物。但是这本书到底是本格派还是社会派亦或是其他类型却很难定义,在推理小说圈引发了热议。
多年来,他尝试着采用本格派与社会派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但这两者其实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他的探索之路从未止步,逐步形成了“本格派为体,社会派为魂”的创作风格。因为文学的梦想,从新闻记者转行成了职业作家,呼延云信奉“无采访,不创作”,每一部作品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调查或资料准备,且细节真实更容易让读者接受一些天马行空的诡计和设定,从而在题材和写作上形成突破。
01
采用俄罗斯文学的创作手法,
多角度塑造“有故事的人”
记者:《空城计》的宣传资料里写的是封闭时间、封闭空间的极限故事,但我觉得这个“封闭”是有讨论空间的,即使它的重点是在那所旧城区的儿童医院里,感觉有点像是“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创新使用?
呼延云: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暴风雪山庄”或者“孤岛”的模式,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种模式的重要标准是要在绝对封闭条件下不断“减人”,而《空城计》则不然,虽然时间局限在六个小时以内,但只是连续发生案件而没有出现“减人”,当然旧城区确实是相对封闭的,但这一设定也只是为了故事得以成立。小说出版之后,很多读者认为它就是广义概念下的“暴风雪山庄”和“孤岛”模式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反而是我对新本格的理解过于狭隘了。
记者:既然取名《空城计》,那不得不说的便是诸葛亮,小说的开始周芸担当了这一角色,当“老张”这个“扫地僧”登场后,他便更多地代表了这一形象,他的一个特点便是多智近妖,决胜于千里之外,可否请你聊一聊这二者的“侦探”形象?
呼延云:《空城计》采取了本格派与社会派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周芸要处理的是书中“社会派”部分的问题,而老张要破解的是“本格”环节的谜题。
医生这一工作本身就非常像侦探。儿科由于患者难以自述或述清症状的特殊性,一向被称之为“哑科”,所以儿科医生在诊断的过程中,就更需要根据知识和经验,结合检查器械的辅助,做出正确的推理。
而老张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则更复杂,他不仅要同时应对好几路犯罪分子的挑战,还要巧妙地调动内部的各种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为自己的脱身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能够在那一晚最终做到“安居平五路”,确实需要具有“多智近妖”的才能。好在作为一个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系列作品,对这个人物持续奠定的底色起了作用,所以大部分读者是能够接受这一人物“机械降身”的设定的。
呼延云/著
新星出版社
记者:说到周芸,这一人物形象是存在变化的,她是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儿童急诊中心的定海神针,沉稳冷静,但你在小说中同时表现了她脆弱的一面,比如特别写到的是她作为母亲、妻子的一面。
呼延云:是的,在创作之前我采访了很多儿科医生,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普通的母亲、妻子,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忙碌,要面对生活中林林总总的焦头烂额,甚至在穿上白大褂走进诊室的时候,也不可能像文艺作品中表现的那样“放下一切”,所以周芸在抢救别的孩子时,还是会挂念自己的女儿……我觉得在社会派推理中,如果想要展现社会的真实和复杂,让人物本身真实和复杂起来是一个前提。
记者:老张身上有英雄色彩,你执着于塑造英雄式人物?
呼延云:从古到今,英雄往往既是救世之人,也是乱世之源,其实我的笔下很少有英雄,最多见的只是一些被命运逼到绝境,不得不奋起反击的普通人,比如《黄帝的咒语》中的蕾蓉、《复仇》中的段新迎、《扫鼠岭》中的周立平,都是这样。
《空城计》中的老张有所不同,他大概是我的作品中唯一一个主动选择了“出击”的人,他的“底色”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他多年隐姓埋名,不求闻达,一旦出手,却可以“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逆转全局,反败为胜”,但功成之后,必须迅速抽身离去,形骸风雪。他可以用“超卓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济世救人,但始终无法改变自身的过往与困境……这是我作品中最复杂、最矛盾、最有魅力、也最富有隐喻的一个人物,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人物之一。
真相推理师系列之《复仇》
记者:小说中的人物群像又是一个重要呈现,但你似乎并没有简单地书写一个个登场的他们,反而为他们每一个都设置了故事线或成长线。
呼延云:社会派与本格派的区别之一,就是本格派是写“计”的小说,人物是构成诡计的工具和符号;而社会派则着重表现人物在残酷现实下的悲剧命运,是写“人”的小说,所以每个人物的行为逻辑都必须真实和恰当——我自己早期作品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极为现实主义的走向中,突然插入极端超现实的人物,从而破坏故事整体的合理性。
这一点在《复仇》之后,逐渐得到改进。
我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极深,诚然,俄罗斯文学在叙事上有些拖沓冗长,对自然场景油画式的描绘在影像时代也已经落伍,但以宏大的场景、众多的人物来表现复杂现实的创作手法,我认为依然值得学习。这样的作品中有小人物但无小角色,每个人物,要通过种种手法让读者了解他的过往经历,理解他何以有独特的言行性格,从而使人物饱满。比如《涅曼案件》中的三个侦察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五个女兵、《热的血》中不同层级的指挥员和战士,都是这样塑造的。
所以在《空城计》中,我采取了俄罗斯文学中“全景文学”的创作手法,即在有限的“阵地”内多层次、多角度、多线索地塑造每一个人物,让他们共同构建起这个宏大的故事,不光是主角周芸,配角李德洋、胡来顺,甚至临时“串场”的蔡文欣,读者也能感受到作为县级医务工作者,她的行为和心态与其他人的不同。人物背后的故事可以不必实写,但一定要让读者感受到他们是“有故事的人”,这才是社会派推理。
02
宏大现实题材作品犹如油画,
要做到细节真实
记者:《空城计》在书中指向同名京剧,你也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唱词化用到书里,而这不是你第一次将京剧融合到作品里,看你此前的采访,对于如何让传统文化元素真正融入到故事的内核中,你其实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我想了解的是将传统文化加入到推理小说中,怎么去防止这一文化元素不是“漂浮”于作品之上呢?
呼延云:2009年以《嬗变》出道后,我便构想过将传统文化的诸元素运用到创作中,并从第二部《破镜》开始付诸实践:在《破镜》里有大段关于古代铜镜的描述;《黄帝的咒语》化中医望诊学为诡计;《乌盆记》则将这一剧目是否具备历史真实性的考据放置文前,为后面发生的“当代乌盆记案件”埋下伏笔。
但上述作品都还不能让我满意,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小说里依然只是涂饰,好像现在很多的“古风建筑”一样,外表看上去虽然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但走进里面完全是西式的装修,没有触及推理小说的内核。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形成了一套独有的、与西方不同的逻辑思辨体系——而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产生的所有冲突,究其本质,都是两种逻辑思辨体系对撞的结果,所以,如果能够通过一个比较宏大的构置,使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进入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场”之中,要想在这个“场”内通行必须运用中国古代传统的思辨方式,而“场”内发生的凶案,又迫使刑侦人员必须采用现代刑侦科学来解决,就可以引发一场以文化冲突为实质的“逻辑战”。
我的经验是:想要防止传统文化的元素“漂浮”于作品之上,还是要沉下心来,把作品所需要的那部分元素了解扎实,甚至做一次小型的专题研究。以《凶宅》为例,虽然我长年阅读古代笔记,但为了创作需要,其实是做了一年多的案头工作,小说中提到的对凶宅辨识、清洗、驱凶、化吉的一整套手法,完全是我在大量资料中自己归纳总结出来的。
处女作《嬗变》新版与即将影视化的《扫鼠岭》
记者:你的小说与热点话题联系紧密,这一点仅从小说的题材方面就可得见,《嬗变》关注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问题;《空城计》与时下讨论度甚高的医患关系相关……写作时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吗?
呼延云:写作的时候我没有这方面的考量,毕竟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房地产问题、医患关系,在近十年来,无论放到什么时候都是热点话题。
记者:“无采访,不创作”是你的一个创作宗旨,你在创作时将非虚构的手法加入到推理小说中,以《空城计》来说,准备得相当扎实,比如对于儿科诊疗的相关细节的大量描写,体现出专业性与真实性,这样做对作品本身有什么助益?此外,有没有担心过材料或细节“太满”影响阅读体验呢?
呼延云: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着采用本格派与社会派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但这两者其实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本格推理虽然强调理性,但在设定上其实是很浪漫的,而社会派强调的是现实主义,这种情况下,在过于现实的场景中插入一个非常浪漫的设定,就会给人一种失真的感觉。
这些年非虚构作品大热,我毕竟是新闻记者出身,这类作品看了不少,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那就是作者对人物和场景的描写,其实有些也是想象和杜撰的,就好像我们过去做重大报道,你采访得再多再深入,具体写出来,很多补白的地方难免靠记者的主观想象,而我们都知道,现实本就是复杂的,就是罗生门,新闻真实和事实真实就是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一致,那么为什么读者很少说这些非虚构作品“不真实”呢?
我觉得其实读者在意的不是全局真实,而是局部真实,不是局部真实,而是细节真实。在细节真实的情况下,读者就会认可局部真实,而局部真实如果做到位,读者就会忽略甚至原谅全局的不真实。
以《空城计》为例,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怎么可能一座大桥出事了就彻底断绝了新旧城区的交通?怎么可能把防务完全交给综合治安办公室?但小说的背景必须这样设定,不然故事就进行不下去。那怎么办?在小说的开场我就大量描写儿科急诊的细节,在诊疗方法、医疗体制、医患矛盾上做到极致化的细节真实,读者认可这些细节的时候,就认可了儿童医院这个局部真实,渐渐忽视或谅解全局设定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从而投入阅读本身带来的乐趣中。
这样的写作手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细节成就局部,局部成就全局”,在目前刑侦手段越来越发达,高科技不断得到利用的情况下,虚构的推理小说,不管本格派还是社会派,都存在着各种受限,而这样的创作手法,看起来费劲一些,但更容易让读者接受一些天马行空的诡计和设定,从而在题材和写作上形成突破。
至于细节“太满”的问题,我的体会是,表现宏大现实题材的作品犹如油画,就是要做到细节饱满,不能太多留白,否则营造不出真实的场景,刻画不好复杂的情节,这种情况下,宁可满一点,也比虚一些好。
03
一个好的创作生态可以容忍“借”,
但不应该纵容“偷”
记者:你在创作推理小说时,最看重的是哪一点?诡计?逻辑?在你看来,一本推理小说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呼延云:一道菜,色香味俱全是最好的,推理小说也是,诡计、逻辑、叙事、结构、文笔都很重要,我们说一部作品好,往往是因为在上述几点都能做到优秀并达到了某种均衡的状态。
我自己创作的时候,比较重视的是能不能在处理好上述几种元素的同时,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少一些对自己过去作品的重复。
我很少用“好”和“坏”来评价文艺作品,在我看来,大部分文艺作品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落后于时代,一种是迎合于时代,一种是超前于时代——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往往是因为坚持传统(甚至是道统),值得尊重;迎合于时代的作品,更容易受到大众的青睐;而超前于时代的作品,会因为不被世人理解而遭遇差评,但很可能是未来的先声。上述三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价值,不应轻易否定。
具体到创作手法上,可能有些年轻作者下笔还有稚嫩之处,但想想我自己的创作经历,是不是应该多给他们一些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呢?
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那种大量融梗和抄袭核诡的“推理小说”,一个好的创作生态可以容忍“借”,但不应纵容“偷”。
《空城计》内页
记者:你曾说:“假如在新时期原创推理中寻找最能代表历史变迁的'模板’,我想我和我的作品是可以忝居一席的。”这实际指向作品的发展变化,从2009年的《嬗变》到两年前的《扫鼠岭》及今年的《空城计》,《复仇》是其中转变的一个标志,可否请你聊一聊作品的“历史变迁”或创作思想的转变。
呼延云:从2007年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到现在15年过去了,15年间我只耕耘这一个系列,作品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也一直有延续性,但写作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最近为了旧作再版回看自己的作品,屡屡感慨岁月对作者的改变之大,时代对作品的投射之深。
我的长篇小说创作迄今分成两个时期,前五部是第一时期,本格元素多,情节和人物也都比较中二热血;从《复仇》开始进入第二时期,人物塑造上有所成熟,“本格派为体,社会派为魂”的风格得以确立,宏大叙事的写作手法成为个人的“特征”和“标志”。这些变化,大约是个人经历和对读者批评的反思共同作用的结果,至于创作思想具体有哪些转变,真的是一言难尽……《嬗变》中的林香茗“自啮其身,终以殒颠”,而《空城计》中的老张却坚信“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这中间的转变,又哪里是几句话能讲得清的呢。
记者:一个比较争议的点是,有一些读者指出《空城计》与你此前的作品相比,在逻辑推理部分减弱了,从你的写作轨迹来看,也是越来越重视社会现实,不知道你怎么看?另外,你是看重读者评论的作家吗?
呼延云:我的作品,除了《破镜》之外,好像大都具有比较强的现实关注,只是早期作品更强调本格推理,所以将这种关注掩盖起来了,从《复仇》开始才逐渐凸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增加,我的创作必然会越来越强化“社会派”的方面。
作为一个十几年来一直面临巨大争议的作者,对读者的评论——无论表扬还是批评,我一直是很重视同时也很理性地对待的。
记者:那在你看来,本土推理目前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否仍在学习西方和日本呢?你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推理小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一些新的想法?
呼延云:我觉得从作品的数量、质量、多样性等诸多条件来衡量,本土推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依然需要积极向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坦白地说,这两年,我对推理小说本土化的认识,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过去我们说推理小说的本土化,大约是指逐渐摆脱对欧美和日本的一味模仿,让作品更有中国特色——但这个设想是模糊的、渐进的,并无统一、绝对的标准。而现在一说推理小说“本土化”,似乎是要与世界推理小说的发展与传承相割裂,另立山头,一方面用刑侦文学和公安文学的“真实”来嘲讽本格推理的幻想性,一方面以“接地气”为标准否定古典、文艺、知识型推理作品的存在价值,对此我是不能认同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听闻你在闭关创作新作品,是否可以透露一下?你在写作时习惯为自己创作一个像“闭关”的写作环境?
呼延云:第十部作品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的采访和资料收集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中。
我自己也很想有一个“闭关”的写作环境,可是不能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每天买菜做饭刷碗带娃,才是我的生活常态。我过去总觉得,大作家都是隐居山林闭关写作,笔下才能有“仙气”,后来渐渐明白,仙气无非是把烟火气裁了前半截,好的作品往往是挨着厨房写出来的。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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