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宋婷婷
大家好，这里是知音真实故事编辑部。
那来自死人脚踝的冰冷感，让李春生的双手不住地打颤。忍着心里的一阵阵战栗和恶心，他硬着头皮和老刘一起将死者送进了太平间，也从此开启了自己的死神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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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真实故事
凌晨一点的冬日街道格外寂静，我驾驶着单位的车快速地行驶着。
副驾驶座上的老刘沙哑着嗓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着天，听的出来他困得要命。但为了给我提神，他只好点起烟和我侃起了大山。
约摸三四十分钟的功夫，车驶进了市人民医院。夜里凛冽的寒风灌进脖子里，我和老刘都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快步朝急诊大厅走去。
“哎，这大半夜的也不消停啊！”老刘沙哑着嗓子感慨道，脚步蹒跚登着医院大门口的阶梯，许是因为太冷，微缩着脖子，咳嗽了几声，叹了口气，往前走着。
很快到了病房门口，我跟在老刘身后，只见一个老头儿躺在病床上，床边站着一个泣不成声的女人，大概是死者的女儿。
“你是死者的闺女吧，我们是矿上养老办的，专门负责处理你爸的这个事情的啊！”老刘带着小心，沙哑着嗓子自我介绍道。
老头儿的女儿点点头，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只见躺在床上的老头儿鼻孔的吸氧管还没有来得及拔掉，如果不是知道此刻人已经去世，还以为老头只是睡着了。
虽说是几十岁的成年人，但从我进入养老办以来，这是头一回跟着老刘出来办事儿。因为刚来这个科室不到半年，领导安排我一直跟着老刘熟悉工作。
养老办是我们这个煤矿上，处理矿工们工伤的单位，全矿一万多号人的死亡相关事项办理都要经过我们科室。打我进到这个科室以来，发现科室的电话就没有停过，每天不停地叮铃铃响。
据不完全统计，矿区平均每两三天都要死个人，有正常退休、职工病亡的，也有意外出事死亡的，而且死法各不相同。
养老办每次接到矿上矿工死伤事宜，都是有固定的流程的。先去现场确认情况，然后协同家属一起，送去火葬场火化，举办追悼会，如需赔偿的，则是要和家属协商赔偿事宜。
直到追悼会结束，赔偿款到了家属手中，死者入土为安，这桩事情才算是了结，而这也就是我每天的工作。
这位老头儿走的时候应该比较安详，脸上没有挣扎的痕迹，满脸的褶子沟壑一样纵横交错，耷拉的眼皮微微盖住双眼，老头儿身上盖着的没有一点起伏的被子，隐晦地诉说着这个人的离去。
“俺爸就俺这一个闺女，俺妈去的也早，俺家也没有个能帮衬的人，劳烦你们好好给俺爹办后事儿，啥规矩咋个办法俺也不懂！”女人哭泣着，含糊不清地说。
看着女人此时的状态，我深有感触，倒是老刘司空见惯了，安慰道：“闺女，你放心啊，俺们肯定帮着你把老头好好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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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床得赶紧送去太平间了，这床位得腾出来了！”值班的护士进来催促。
“咋送去啊，这也没个人啊！”我看着女人还在哭泣，嘀咕了一句。
“你们搭把手嘛，把人挪到滑轮床上，推去太平间就行了，然后你们再商量时间送去殡仪馆啊！”护士轻描淡写地说。
我慌张地看向老刘，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搭把手？这死人的手脚我怎么敢碰？何况还是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老刘倒是淡定的很：“春生啊，这老头儿跟前也就这一个闺女，咱来了就给人搭把手吧，把人抬上去，好让人家安息啊！”
我紧张地舔了舔嘴唇，此刻的脑袋都是木的，手心更是紧张的出了一层虚汗，而老刘已经掀开了死者的被子，半坐在病床上，把手搭在了死者身后。
“春生，你去抬一下脚吧！”老刘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儿。
“啊……啊……好……好……”我的大脑此时仿佛已经停止了运转，双腿也像灌了铅一样不会打弯，机械地走到床尾，几乎是摒着呼吸的，触摸到老头儿粗糙的有些割手的脚脖。
女人抹了把眼泪，抬起老头儿的腰，我们三个人一起把老头儿抬上了滑轮床。
那来自死人脚踝的冰冷感，让我的双手不住地打颤。忍着心里的一阵阵战栗和恶心，我硬着头皮和老刘一起将死者送进了太平间。
一路上，越往前走，越觉得背后发毛，身体发冷，也许是心里的作用，我总觉得背后有人看着我，但却不敢回头。虽然身体不住地发冷，可我的额头却直冒汗，任凭汗水顺着两边的脸颊流淌。
也许是泪流干了，也许是哭累了，女人只是小声地抽泣着，寂静无声的医院走廊里，只有滑轮床吱呀吱呀的声音，我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心想着恐怖片也不过如此，没想到这份工作竟然是这般惊悚。这个老刘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好不容易捱到了太平间，我迅速地把人推了进去，医院值班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刺啦一声拉开抽屉，把人打包装好推了进去。此时的我已经忘记了害怕，完全就是靠着本能在进行着每一步的动作。
直到老刘拍了我一下，我才反应过来，赶紧跟着老刘逃离了这个冰冷骇人的地方。离开医院之前，我还专门去洗手间使劲搓了搓手，直搓到双手泛红才离开。
经过刚才的事情，我睡意全无，身上的冷汗还没有下去，背后湿湿的难受极了。老刘倒是没什么反应，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干了这么多年，他早就适应了。一上车他就眯起了双眼，头一歪打起了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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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我是被老刘电话叫醒的。
揉了揉眼睛，我看了看四周，澡堂大厅人来人往，还有些正躺在躺椅上呼呼大睡。
前一天把老刘送回家后，我没敢回家，径直开着车去了常去搓澡的那家澡堂。在冒着热气的池子里我泡的浑身通红才出来，因为不想折腾，直接在澡堂大厅里睡了。
办公室里老刘正和昨天的死者家属沟通抚恤金的事情，见我来了，老刘指了指一旁哭得眼睛红肿的女人：“你看缺什么材料就跟这个闺女说，让她补齐好发放抚恤金。”
端起装满了茶叶的杯子，老刘吹了半天找到一个勉强能下嘴的地方，砸吧一口，抬起头告诉我，追悼会时间也订好了，就安排在第二天，“到时候你安排主持一下，车辆人啊啥的帮着给人家安排好啊！”
我打着哈欠连连说好，和死者家属沟通完所有细节后，我忙里偷闲狼吞虎咽吃了个早饭。
追悼会上的人并不多，来的人大部分和死者年龄相仿，还有几个和老头儿女儿年龄差不多的男男女女，应该是朋友或同事。每一张脸虽然长得不一样，但每一张脸似乎又都一样。
他们脸上带着饱经岁月风霜的沧桑，沟壑纵横的脸像一朵朵枯干的花，没有生气。如果你仔细看他们无力垂着的手，还能看到一层层泛黄的厚茧，也有的人指甲缝里还藏着经年的老灰，肩膀上贴着刺鼻难闻的便宜膏药。
因为没什么人，所以告别仪式很快就结束了。老头儿的女儿很是克制，没有哭号，她旁边围着零星的几个人摩挲着她的肩膀，面色沉重地安慰着。
我客套地安慰了几句抱着骨灰盒的死者家属，告诉她抚恤金会按期到账，她向我道了谢，抹着眼泪在众人搀扶下，缓缓地挪着步子走了。
自从完整地处理完这件事情后，老刘就不怎么来上班了，算是正是交了班，从此，我正是开始了与死亡打交道的工作。
别看小小的一个矿区，每天病亡意外亡故的人真是不少，我每天不是在火葬场，就是在去火葬场的路上。
刚开始每次见完死者，我都不是直接回家，而是要去澡堂里泡上好一会儿，觉得自己洗干净了才回去，而现在，我也和老刘一样“百毒不侵”了。
有时候走在路上碰到熟人，对我打招呼经常就是“又烧人去了啊春生”，我也习以为常。
但，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什么事儿，一般没人愿意碰见我，更不愿意看见我行色匆匆往他家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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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秋天，我收到矿工意外死亡的消息，不到三十岁就出车祸走了，人当场就不行了，直接被拉去了殡仪馆。
看到死者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由于车祸的挤压，整个脑袋都变形了，即使经常和尸体打交道，但这种惨死的状况也让我胃里翻江倒海。
当老夫妻打开门时看到我时，先是大吃一惊，接着露出恐惧的表情，仿佛死神降临。他们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小心翼翼地问道：“春生，你咋来了，是我儿子出啥事儿了吗？”
我安慰着老两口慢慢说道：“你们先不要激动，他确实出了车祸，现在人在医院呢，单位让我接你们去呢！”老两口的脸色立马就变了，慌里慌张换好衣服，木然地跟着我上了车。
处理这些事情我有经验，如果一下子告诉家属亲人不在了，很多人受不了就会直接晕厥。可是亲人离世的悲痛，不管怎么缓解，那都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我也只能让这悲伤的时间拉长，以稀释掉痛苦的程度。
在车上老两口就已经惴惴不安，察觉出什么了。死者的母亲带着哭腔问我，怎么路线不是去医院的路线，她应该是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到了殡仪馆门口，老两口什么都明白了，双腿颤抖着连车都下不去了，还是我搀扶着才算勉强下了车。救护车在一旁静候，是怕老两口受不了打击撅过去。
瘫软的老两口互相搀扶着进了殡仪馆，我没有跟进去，不好打扰他们最后的告别，更不忍见到那悲怆的画面，只听见里面一阵阵老两口的悲号，我胸口仿佛有把钝刀在生挖，不伤但生疼。
后来，肇事者赔了老两口两百万，矿上也给了一大笔抚恤金，但听说老两口却经常去医院，每次都会开一些安定睡眠的药，还有一些精神方面的药。
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几百万有任何改变，我经常会看到他们，在小区附近的铁道上一起走着，眼睛里没有一丝光彩，精神恍惚，就像两只孤雁。
入行十多年，我已经记不清自己送走了多少人，只知道每次追悼会一结束，死者家属们捧着一个小盒子，就意味着这档子事儿完结了。
但对于我，包括殡仪馆的人来说，这档子事儿完了，还有下档子事儿等着，永远也没有个完结的时候。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殡仪馆工作人员都成了老熟人。那两个年龄比我小一些的女人，是专门给尸体化妆的。有时候，我在外间等她们给尸体化妆的时候，她们会给我泡上一杯咖啡，边化妆边聊天。
有时我也好奇，问她们经常给死人化妆不害怕吗？她们毫不在意地说，那有什么害怕的，稍长的女人仔细给尸体描完眉尾，反复端详了两次，满意地点了点头，回头望向我，意味声长地说：“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
死者不会开口讲话，也不会为了利益胡搅蛮缠，最让人头疼的是死者身后的烂摊子，那背后利益所驱可怕的活人。
我反复咀嚼着这句话，想起了年前那场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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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我接到了家属的电话。死者是下井的矿工，喝完酒以后死在了家里，发现的时候尸体都硬了。
对于半夜三更的电话，我虽然极其厌烦，但生死是大事，睡觉都可以退让。我联系了死者单位的领导张主任，叫上殡仪馆的司机老李，就径直去往死者的家。
死者家在离矿上三四十分钟车程的农村，凌晨的冬夜，农村小路上黢黑一片，只有摇晃着的破桑塔纳，用微弱的前灯照着坑坑洼洼的小路，窗玻璃上很快就凝结了一片片的冰渣。
到了死者村口，路太窄，车根本进不去，我和张主任只好下车步行进村。我裹紧大棉袄踏着泥路上的薄雪，感觉脚底下凉凉的。张主任双手抱在胸前，将冻得发红的手藏进腋窝取暖，深一脚浅一脚抱怨着村子里的路不好走。
凌晨六点，我们赶到死者家中时，天刚蒙蒙亮，薄雾散开，清冷的空气从鼻腔直灌而入，伴着一丝清甜味。
院中，早已蹲满了表情各异的人们，有恸哭带着泪痕的、有叹息着回顾事情始末的，还有一群事不关己表情木然的。刚一进门，院门就在我们身后哐当一声关上了。两个年轻汉子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我和张主任，盯得我一阵发慌。
刚才的寒意瞬间没有了，我感到后背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
不等我反应，蹲在地上埋头抽泣的男人站出来冲我们吼道：“我弟长顺是矿上的人，年纪轻轻就死了，你们得赔钱！”
恸哭的女人望了男人一眼，得到一个肯定的眼神，一屁股坐到地上，带着哭丧的强调唱了起来：“长顺啊，你死得惨啊！”
看着眼前的场景，我心里大叫不好，这个刘长顺，是喝了酒之后在家门口窝着脖子睡觉窒息而死的。
矿上关于死亡的判定，是有着严格定义的，只有因公死亡才会得到赔偿金。刘长顺的死亡，显然不是因公死亡。
面对这样一触即发的场面，我也不敢马上说出“矿上不能赔偿”的话，只好慢慢周旋。
“这样，我们先买一些丧葬要用的东西，人不在了，我们矿上肯定要把身后事给家属们办好”。我说着看向张主任，希望他能给我帮帮腔，缓解紧张的局面。
张主任转头对上我的目光，心领神会，他擦了擦汗，接着说道：“对对对，我是刘长顺单位的领导，他的后事我们单位会解决。”
张主任看了我一眼，抿了抿嘴唇，从口袋里摸出一百块钱，这是矿上早就准备的，给刘长顺作为殡葬费用的钱款。众人静静地看着张主任掏钱，刚才那些冷漠的眼睛里，现在都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
哭的眼睛红肿的女人，这次没有再看男子的眼色，以极快的速度从张主任的手中抽走了钱，飞快地揣进了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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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架势，我顿感不妙，环顾四周，那些手持棍棒的村民，眼睛都死死盯着张主任，仿佛饥饿已久的狼，看到了肥美的猎物。
“这样，咱们丧葬费用矿上需要登记汇报的，刚才拿出去的钱，我们得先回去报账啊。”我一把揽过去张主任的肩膀，扭头向着大门口走。
可没等我们走到门口，就听见背后男人的声音响起，“他们想跑，快拦住他们！”
我和张主任惊恐万分地回过头，只看到一群妇女互相推挤着涌过来，她们似乎是商量好的，把我推到一边，都挤到了张主任身边。
张主任被五六个妇女团团围住，因为四处受力，一会儿佝偻着背，一会儿又仰面后仰，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被固定在原地，他眼睛斜斜地挂在脑袋上，笨拙地躲闪着。
妇女们不停地四处乱掏张主任棉衣之内的口袋，一沓鲜红的人民币从张主任的口袋里掉出来，随着冬日的寒风在院子里飞舞，妇女们红着眼，争相踮起脚蹦着抢夺空中的红色钞票，雪花一样簌簌地落在地上。
争抢的过程中，男人们没有一个动手的，他们都拿着棍子默默地杵在原地，仿佛是一棵棵光秃秃的树，而那个站在最前面的男人，刘长顺哥哥，却点了一支烟吧嗒吧嗒抽了起来。
在我身旁胡搅蛮缠的妇女，也放弃了和我的周旋，赶忙去到张主任那里寻宝。
我趁机掏出兜里的烟，凑过去走到刘长顺哥哥身边，给他递了一支点上，刘长顺撇了我一眼，把自己的烟随手扔在地上。
讨好地笑了笑，我试探地问道：“我去上个厕所，行吗？”
刘长顺缓缓吐出一口烟，头往右边一歪，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赶快大步向前走，身后张主任喊着“李哥，李哥……”我不敢回头，快步向前，心里暗暗说着“对不起了，兄弟”。
进到茅厕里，外面争执的声音逐渐小了，我抬头看了看茅厕的墙头，不是很高，便试着双手扒着墙，脚踩着泥块砖头之间的空隙，使劲儿一蹬，就上到了墙的半中腰。
虽然双手被石头硌得生疼，但我还是忍着继续向上爬了一下，总算到了墙头儿上。我知道，如果此刻不赶紧脱身，出去找救兵，我和张主任今天都得交待在这群村民手里。
半骑在墙头上，我往外面一看，心里惊了一下。没想到农村的墙里面看着矮，外面却这么高。此时此刻，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我眼一闭心一横，直接跳了下去。
一边一瘸一拐往村口跑，我一边给司机打电话，让他赶紧调头到村里来接我。
坐在车里的我仍然觉得心有余悸，赶快给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领导赶紧联系了矿上的保安队，去解救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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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引起了矿上领导的注意，但出于死者为大和矿上影响的考虑，最终没有将长顺哥哥送去派出所。
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谈判地点变成了单位，我也开启了和他们马拉松似的沟通。今天是长顺哥哥，明天是长顺小舅子，后天又变成了长顺大姨。我每天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和这群人摆事实讲道理斗智斗勇。
最烦人的就是，如果谈判对象是个男人，就耍无赖摔东西，要打人；如果是个女人，一听无法满足他们狮子大开口的要求，就马上哭天抹泪，一哭二闹三上吊。
因为迟迟不能了结，领导后来干脆跟我交代，反正一时半会儿也不能谈妥。他们不同意不签字人也不能入土为安，那就让他们自己闹吧，得到领导的授意，我整个人都卸下了重负。
也许是见我不怎么主动沟通，那家人倒是自己沉不住气了，开始主动给我打电话，语气变得不那么嚣张，连措辞都像是提前准备的，通话过程中，我总感觉，电话那端的人仿佛拿着一个草稿，或者是提词器。
多次博弈，他们终于在电话里同意了赔偿条款。
处理长顺后事时，我再次来到那个小院，仍然心有余悸。
不同于第一次的火药味，这一次，居然还有点热情，让我有种自己下乡扶贫的错愕感。
上次从我手里接过烟的长顺哥哥，此时毕恭毕敬地双手拢着那跳窜着的火苗，讪笑着给我点上烟。
院子里，有人蹲在台阶上吸烟，有人嗑着瓜子寒暄，有人低头靠在墙角边刷着手机傻笑，唯独没有第一次见到的恸哭场面。
使劲吧嗒了一口烟，我问长顺哥哥：“长顺老婆呢？这手续都得她签。”
吐着烟圈，长顺哥哥用下巴朝里屋点了一下，示意我进去找。
房间里，一个女人脸色苍白地靠在床头，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呆呆地坐在床位，我说明来意，女人说，她就是长顺老婆。
到此，我才知道，当初那个哭得令人心颤的女人，并不是长顺老婆，而是嫂子。
见我有些诧异，长顺老婆说，生前家里遇到难事，找这些亲戚借钱，一个子儿都没借到，没想到一听到有赔偿金都跟着来了。
“说是给我们孤儿寡母壮声势，其实，他们每天就是吃吃喝喝，打牌赌博”长顺老婆忍着眼角要掉落的眼泪，抬起头木然地望着天花板。
我突然有点不忍，拿着这个已经谈到了极限的赔偿，第一次生出羞愧之感。
死人的尸体还躺在那里，尸骨未寒，活人为了利益争抢的死去活来。
活人借着死人不能说话的嘴巴，传达出活人难以启齿的欲望，把死亡作为遮掩自己“重利轻义”的遮羞布。原本人人躲避的死亡，现在倒成了一把保护伞，庇护着活人的安宁。
瞟了一眼赔偿协议，长顺老婆满不在乎地说：“就这样吧，费心了。”
顿了一会，她像想起什么似的，抓紧我的手说：“劳烦您了，好好把我们家长顺送走，体体面面的……”后面半句，她哽咽着没说完，忍了半晌的眼泪，终于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哗直落。
我一度觉得自己是死亡的使者，总是给人传递不好的消息，没想到自己也可以做个摆渡人，为逝去的人完成最后的仪式，让生者得到心灵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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