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日记

前言

二十年来，我住在新城塞尔吉—蓬图瓦兹，距巴黎四十公里。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外省，在那些被过去和历史刻有标识的城市里。来到一处几年之内横空出世的地方——没有任何记忆，广袤的地面上散布着建筑，边界不定——成为一种激动人心的经历。一种奇特的感觉把我淹没，除了过风的广场、混凝土楼房粉红色或蓝色的外貌、无数条有独立小屋的街道，我看不到其他东西。总觉得漂浮在天地之间，在无人的国度。我的目光像是办公楼的玻璃墙面，反射不出人，而只是大厦与云朵。

我逐渐从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我喜欢住在那儿了，在这个世界性的地方，置身于一个个开始于别处的生命体之间，他们来自法国外省、越南、马格里布或科特迪瓦——像我来自诺曼底一样。我观察孩子们在公寓楼跟前玩什么游戏，人们怎样在“三泉”商业中心荫蔽的街道上闲逛，在站亭等汽车。我留意R.E.R.火车上的谈话。我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记录下某些情景、再难重逢的陌生人的举止和言行、写到墙上随即擦去的涂鸦。以这种或别种方式让我激动、困惑或反感的一切。

于是诞生了这本延续到一九九二年的外部日记。它不是篇报道，也不是城市社会学调查，而是通过将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累积，揭示某一时代之现实的尝试：新城市具有的让人无法定义而又感觉强烈的现代性。我想，从一个人在超市收款台注视自己推车里所购之物的方式，从他索要牛排或欣赏绘画的措辞里，读出的正是渴求、失落以及社会文化上的差异。还可通过蒙受顾客侮辱的女收款员，遭遇躲避的乞讨的流浪汉，社会的暴力与羞耻——所有这些因为太平常或太普通而看来无足轻重和缺少意义的事物。我们对世界的经历没有等级之分。地点或物件引发的感触与思索独立于它们的文化价值，超级市场与音乐厅同样能反映出人类的情感与本性。

我尽可能避免现身其中，避免表露催生了每一短文的情绪。相反，我力图实践一种对现实的照相式记录，遭逢的人们在其中保留了模糊与神秘。（之后，看到保罗·斯堂德给一个叫卢扎诺的意大利村庄拍摄的照片时——照片表现强烈甚至痛苦的在场，十分动人——生命就在那儿，只是在那儿——我想到面对的是一种理想而难以企及的写作。）

然而最终，我在这些短文中还是放进了比预期超出许多的自我：顽念和回忆无意识地决定了词汇以及场景的选择。现在我确信，把自己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方式较之私人日记的内省，更有助于发现自我——诞生于两个世纪前的日记不一定会永恒。是别人，是那些在地铁、候车室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以他们的兴趣、愤懑或羞惭穿透我们，唤醒了我们的记忆，使我们看清自己。

一九八五

在R.E.R.火车站室内停车场的墙上，写着：癫狂。再远一点儿，同一面墙上，我爱你爱尔莎和如果你的孩子幸福，他们就是共产主义者。

今晚，利南德街区，一个女人坐在两个消防员抬着的担架上经过。她的头部被加高，几乎是坐姿，面色平静，头发灰白，在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一床被子掩住了她的双腿和半截身子。一个女孩儿对另一个女孩儿说：“她的毯子上刚才有血。”但女人身上没有毯子。她就这样穿过利南德步行广场，像个王后似的置身于去“价廉”超市购物的人群以及玩耍的儿童中间，直到上了停车场上的消防车。正是五点半钟，天还亮着，很冷。从广场边上一幢大楼的高处，传来喊声：“拉什！拉什！”我已经把买到的东西放进轿车的后备箱。回收购物篮的员工靠在从停车坪通往广场的过道的墙壁上。他穿件蓝色的运动上衣，总是那条灰色的长裤，盖到肥大的鞋子上。他目光骇人。我几乎出了停车场时，他过来收起我的篮子。我开上那条沿着壕沟的路回家，开挖的沟堑是为了延长R.E.R.铁路线。感觉是迎着太阳上行，在向“新城”市中心伸展的高压铁塔交错的钢架之间它冉冉下沉。

开往巴黎圣拉撒路站的火车里，一个老妇人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对一个站着的小伙子——也许是她的孙子，说道：“走吧，走吧，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滚石不长苔。”他两手插在口袋里，没有回答。然后说：“旅行时会看见人。”老太太笑了：“无论美丑，哪儿都能看见人。”脸上带着笑容，她看着前方，不再说话。小伙子没笑，盯着自己的鞋，靠在火车车厢上。两人对面，一个漂亮的女黑人正在读哈乐坎丛书的一本小说：《幸福上的阴影》。

周六上午，在“三泉”商业中心的超级市场里，一个女人在“家居用品”的货架间穿行，手里拿着一把擦地刷。她自言自语，神色哀怨：“他们都跑哪儿去了？几个人一起购物真难。”

款台前人们静无声息。有个阿拉伯人不断往自己的购物篮里端详，那几样垫底儿的东西。即将拥有渴望之物的满意，或者“买得太贵”的担心，或者二者都有。一个穿褐色大衣的女人，大约五十来岁，粗暴地把物品扔到传送带上，扫码后再粗鲁地抓起它们扔入篮子。她让女收款员填好支票，然后慢悠悠地签了名。

在商业中心那些荫蔽的街道上，人们费力地走着，不用看就总能躲开四周相距几厘米的身体。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或习惯。只是前胸或后背被购物篮和孩童碰到。“看看你往哪儿走！”一个母亲冲着自己的小男孩儿喊道。几个女人与灯光和橱窗里的模特相得益彰，红唇、红靴、牛仔裤裹紧的细窄臀部、野性的浓密长发，自信地走着。

他在阿谢尔镇上车，二十到二十五岁的样子，占了两个座位，两条腿斜伸着。他从口袋里拿出指甲刀，剪起了指甲，每剪完一个手指就把手伸到面前，审视漂亮的效果。周围的旅客都装作没有看见。他好像第一次拥有指甲刀。幸福而又放肆。无人能抵御他的幸福——正如旁人的表情显示的那样——缺乏教养的幸福。

火车里，一个小女孩儿缠着妈妈给她念一本书，书的每页都这样开头：“几点了？——该……”（吃午饭了，上学了，喂猫了，等等）。母亲大声读了一遍。小女孩儿坚持自己来读。但她好像还不识字，只是用心记住了母亲读过的东西（显然已有几遍），因为她把什么时候该做的什么事儿弄混了。妈妈不断纠正她。小女孩儿高兴地重复，声音越来越高：“四点了，该拿出娃娃了——五点了，该给鱼换水了”，等等。随着兴致的加强，她变得气喘吁吁，却还是重复着这专断地把时间与行动联系起来的循环。她不耐烦了，在凳子上乱动，气呼呼地翻着书页，“几点了该……”一般情况下，孩子们经常因重复而生的晕眩，很快就会达到极致：喊叫、哭闹，以耳光结束。这次，小女孩儿扑到母亲怀里，说：“我想咬你。”

周日上午，利南德广场，“价廉”超市旁边卖蔬菜的商贩正用小喷壶给摊儿上的生菜洒水。模样笨拙，好像是往上撒尿。这男人干瘦，蓝色罩衫，一撇小胡子。停车场上，回拢购物篮的伙计靠在墙上。他应该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有个人走近他：“来根儿烟吗？”他从墙上直起身，接过香烟，并没摘掉大羊绒手套。他在那人的烟上借火。天气晴冷。

“新城”城南一个乡村的肉铺里，人们正等着买肉。轮到自己时，一个女人说：“来块儿牛排，一个人吃的。”老板接着问：“还要什么？”“就这些，”女人掏出钱包回答道。

开往伊西市政厅的地铁上，一个戴着头巾的妇女透过车窗，全神贯注地看着漆黑的隧道，好像她正置身于一列火车，眼前是一闪即过的平原与村庄。突然，她对旁边的女伴说：“都是些老顽固，你知道他们坏透了。”她的话变得模糊不清。只能听懂“你知道，那个犹太部长把监狱里的人都放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三泉”的撒玛里泰那商店，总听到一个男人的喊声，以不同的语气，询问的、嘲弄的、威胁的、打趣的等等，怂恿我们把整个商店都买下来：“冬天马上就到，您需要保暖的手套和围巾，来看看手套专柜”，或者“太太，您想过吗，一个优秀女主妇的品质能从餐桌的艺术中表现出来？看看餐具专柜吧……”等等。声音年轻而殷勤。今天，有这个声音的男人站在玩具中间，手里拿个话筒。他头发棕红，半秃，戴着大大的近视眼镜，两手小而胖。

我在“新城”的火车站买了本《玛丽—克莱尔》。本月的运命：“您会遇到一个出色的男人。”整天里有好几次，我都自问与自己讲话的男人是不是他。

（以第一人称写下这事儿，我就直面了所有的评语，换作“她问自己与她讲话的男人是不是他”则不会。第三人称他/她总是另一个人，能按照意愿随意行动。“我”，则是我，是读者，不可能——或无法接受——我去读星运，我表现得像个幼稚的姑娘。“我”让读者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