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物的遇合是艺术思维的发端，但此时所形成的审美意象是模糊的、粗糙的。显而易见，情感的表现要外化为审美形式，就需要进行精心的加工才能够成为清晰的、完整的审美意象。这是文学创作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即艺术构思。
构思的中心就是营构审美意象。齐梁时代有的文学家因为要标榜自然而反对苦心经营，如萧子显认为理想的作品应是“应思菲来，勿先构聚”。他自述他的创作经验是：“每有制作，持寡思动，须其自来，不以力构”。但刘勰却非常重视构思的工夫，他认为“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布以麻为原料，经过人工的制作，它的价值就大大的提高了。而文学创作也是同样的道理。
刘勰在《神思》篇里主要讲的就是意象的营构。陆机也说过艺术构思是：“情曈昽而蜜鲜，物昭晰而互进”，这样情和物则都是由模糊变得清晰了。刘勰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神与物游”这一影响深远的命题。在营构意象的过程中要求主体的“神”与客体的“物”交相融合，而“游”字则说明了这种融合是自由的，流动的，即尚未凝固的一种动态的融合。因而，神（或情、心）与物的相互作用有回环往复的形势。
刘勰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正是描绘了这一特征。其《神思》篇中所论的也体现出了“神思”的核心内涵就是想象。只有通过想象才能调动作者记忆库中储存的各种表象，加以综合、改造、变形，使营构的意象不仅是再现的，而且也是创造的意象。
如“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之致乎？”艺术构思通过想象过程创造出艺术“意象”，从而达到审美意象的极境。
刘勰认为艺术构思源于“情”“物”感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神思方运，万涂竞萌”，作家带着情感审美去观照天地万物，因而“触兴致情”，这时，各种思绪纷至沓来，跃动不定，飘忽不稳，而与之相随的知觉意象也纷纭复杂，处于无序化、非组织化状态。情与景、心与物两者相隔离，处于矛盾运动中。
因此，刘勰主张，作家在心物相感的情况下应虚静其心以展开艺术想象。如前所述，刘勰于是就提出了“虚静”是创作构思时的最佳心理状态。他说“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即文学创作的构思就像泥瓦匠控制转轮那样，要扫除各种杂念，做到头脑虚空广阔，宁静专一。“虚静”一词源自先秦诸子，老子、庄子、荀子都曾论及过虚静，如《庄子》中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休则虚，虚则实，实则论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但是，刘勰所论的“虚静”与先秦道家所说的不尽相同，他是把先秦道家追求心灵自由和精神解放的“虚静”说引入到艺术理论中作为想象展开的心理前提。“虚静”从表层涵义看就是凝神专一，从《庄子》中列举了佝偻丈人承蜩，大马捶钩等寓言来说明“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重要性。
文学创作虽然需要投入生活，接触外物引发艺术思维，如有的人到驴背上去寻觅诗思，可是进入了创作构思的时候，却需要割断与外界的联系，为此也要保持安静的外部环境，以有助于凝神专一。但从“虚静”的更深层意义来讲，则在于排除一切杂念，净化心灵。刘勰说：“神居胸意，而志气统其关键。”“志”是意志，属于理性的成分，“气”是意气，接近于感情，两者控制着深思的方向，想象才不至于杂乱无章无边无际。所以说“虚静”是一种清明的境界，虚才能容纳，才能实而有序，静才能明察，才能动而有得。
可以说创作构思不是丧失理性的妄动，恰恰是由理性支配的。
因此，在“虚静”状态下，作家可以排除一切内在外在的干扰，“清和其心、调畅其气”，虚而物，凝神观照天地万物，心灵超越时空局限，自由地驰骋于知觉意象之间。
刘勰在前述基础上还深入推究了营构审美意象时情感状态。
他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随着想象的展开，种种意象纷然杂呈，情感外射，物皆著我之色彩。
在“神与物游”中主体的情感显然位于主导位置，但如果联系“贵在虚静”的要求来看，可以推知，刘勰认为激烈躁动的情感不利于艺术构思。如前所论，情感的强化石引发艺术思维的原动力，但营构意象需要澄心静虚，作者又务须调节自己的情感，使之保持一种稳定的平静状态，要不就难以进行文学创作。
儒家文论也一向倡导节情的原则，假如撇开其道德规范的含义，那么节情是符合艺术思维的规律的。
古今中外不少学者、艺术家也都讲过他们的亲身体验。如鲁迅说“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讲‘诗美’杀掉。”
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也说：“一个专门创作悲剧的艺术家，他自己并不一定要陷入绝望或激烈的骚动之中。
事实上，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处于上述情绪状态之中，就不可能进行创作。”情感要想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作者就必须与之拉开一定的距离，创作需要热情奔放的情感，却又要求情感的适度降温，因为在发生和营构两个环节中，情感的状态是有所不同的。刘勰又认为与“虚静”相关的是“养气”，如果说“虚静”是在心理上保持艺术思维的最佳状态，那么“养气”就是在生理上保证作者的思维处于旺盛通畅的高峰。
刘勰的“养气”与孟子的“养气”又显然不同：孟子的“养气”是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而刘勰所论“养气”是本于古代的养生学，是指人的生命力的养护。
陆机在《文赋》中曾为兴会的生灭、文思的通塞变化无常而感到困惑，慨叹“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刘勰则从人的生理的自然节律来寻找这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可见，出现文思被阻的现象，往往是由于疲劳过度。因此，他提出“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一旦感到思路不畅，就需要休息，或娱乐，等脑力恢复过来以后，再来动笔。
因为文学创作是一种耗费生命的活动，他需要有清醒的头脑，充沛的精力。因此，刘勰又主张“率志委和”，而反对“钻砺过分”，这是符合创作保健的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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