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7月21日晚《我读史记》分享会语音内容整理。
无论是中国的史学史，还是文学史，还是广义的文化史，都会提到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史学和文学，共同组成了司马迁《史记》的最重要部分。从史学看，《史记》是《二十四史》之源，等于给后面的二十三史定了框架，从原来的国别体到了纪传体形式，这对于传统史学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后面二十三史都是纪传体方式。文学看，它是群史之首。他表现的情感、人格、生命状态、大小之变，是高于其他书籍的。《史记》作为历史散文形式出现在西汉鼎盛年代。赋是西汉最重要文体，是楚国本土文本，最直观的特点是大量的排比、直接描写，甚至千篇一律。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大量对于某一东西的描写都会有很多的字，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思想性不一定很高，但是铺排的成分很大。文学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文字来炫技，文字只是手段，不能止于文字，而要表达内涵。在众多文学史中，司马迁要比其他人高得多。在清代，曾国藩讲过一句非常没有眼光的话：“西汉文章两司马”。把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放在同等地位来看，我认为是对于司马迁和司马相如高低的分辨是没什么眼光的。到了西汉中后期，赋依然被奉为兴盛的文体，而就在这样大量的铺排当中，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一下子冲散了之前冠冕堂皇的气氛。司马迁写的东西非常活泼、具有动力，相比较来说，在西汉文章领域内，没有人能超过司马迁。
谈《史记》之前，最好先讲一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有什么用。历史，学过去的东西有什么用？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也不需要回答。为什么不需要回答？因为这个关系到一个人的兴趣问题和对某种事物的把握程度，如果对于一些超然的事物感兴趣，说明他研究的兴趣浓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是希望更多人能领会历史的风采，我们学任何一门学科、知识，都不是主要目的，我们希望从学科中获得能力，对世界的把握能力，知识只是一种过渡。有人说，历史学科就是史料学，我个人不敢苟同，研究史料，勘正，校订了的东西，不一定就都是真的。对于第一现场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再复原的，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相，把事情搞明白后，再研究，来提高自己的能力，思辨水平，对某个事物的把握程度。前一段时间我在看《哲学通论》，讲到，我们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科学、宗教、艺术、哲学四个方式，我想加一个——历史的。讲历史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历史记述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在古代，史官不是独立的存在，资料证明很早以前就有了史官——“天官”，他们不仅是讲历史，而是承担着国家未来的某一政令的预测，在商代很明显，因为商代生产方式从游牧跨越到农耕，到了周代，这种生产方式才完全确定下来。从商代每发生一件大事都需要占卜，到了周代这种活动慢慢被取代。可以看出祖先的精神从商代的“鬼神”，过渡到周代的“道德”。《汉书·艺文志》，班固提到了上古史官并不是一个，君王的左右有两个史官，左边叫做左史，右边叫右史，左史用来记录掌权者所说的话，右史用来记录掌权者的行为。《礼记·玉藻篇》则相反。无论是哪种，可以看到，在记录君王的时候都是监督。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王法”，特点是对人不对王，而现在的公法对所有人有效。但我们仍然要确立一种制度，对君王的权力进行限制，我认为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谏议制度，有谏议大夫、拾遗等官职。谏议制度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君王在统治结构里是最上面的一级，如《水浒传》的“尽忠”意识；第二个就是史官传统，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因为君王所说所做都要被写进历史文本当中。这两种方式都是对君权的制约，但这样的文化形式都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品性，一旦上升到个人层面，不同的人对史料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在编撰历史的时候，由私修历史到官修历史，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司马迁作为官修的存在，但视角是平民的形式。而到了《汉书》，班固则是以官僚视角去写历史，这是不一样的。
在简书上我写到过司马迁与班固的区别，司马迁敢说，而班固不敢。对于君王也有一本小册子，叫做《起居注》。在唐太宗的时候，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对史官传统的介入，导致史实的篡改，对于前朝的事和本朝的事必须由自己的官员来写。从《晋书》开始到唐代的著作，都是唐太宗亲自招人来写（如魏征），写的时候有一种排外的性质。也就是从唐代开始，史官传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文本立场的转变。一开始，统治者总要对抵抗自己的人有剿除心里，而史记中不存在这种。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中，豫让、聂政、荆轲都是对政治者的反抗，但到了《汉书》则有了转变。司马迁对于刺客的态度是赞美的，然而班固的眼里这不值一提。还有一个参考系是对君王的态度，司马迁对刘邦、汉景帝形象的树立与《汉书》也不同。项羽在司马迁心中是英雄（《项羽本纪》），但在班固的眼里，刘邦、汉景帝等人的德行是前无古人，班固私自写时被人告发，后改变了立场，以彰显前王的品格。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如果说《史记》是为平民写的，而在司马光眼里，就是为帝王负责，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观念。我们现在的记录，不还是有很多这个视角的么？由此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司马迁作为史官的伟大之处。《史记》是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回顾先前《尚书》、《战国策》等都可以列为史料，不能称为史书。《春秋左传》更侧重于写事，把事当做核心来讲。这有一个大的历史观是“人在时代里的作用”，而在《战国策》中，纵横家独当一面，把个人色彩加进了里面。尽管《战国策》是后代人统一编撰，但它的视角是从事情当中到人的转变。而在《史记》里，完全从时代过渡到了个人，非常看重人的价值。后代人在思想的高度都没有达到《史记》的高度。如果把司马迁比作李白，而班固则就是王维。
对于司马迁个人来讲，有人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135年，也有人认为是公元前145年，不好确定。但我想来谈一谈这十年会有什么影响。汉武帝的登基时间恰在这一段时间中（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改变了西汉长久以来的政治策略。汉初采取修生养息的思想，当国力慢慢恢复，汉武帝登基马上转变策略。汉武帝在最初登基时受窦太后影响依然保持修生养息，而后转变为积极进取的儒家态度。一是时代影响，二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为汉武帝的策略提供了依据。司马迁的父亲本身是太史公，受家庭影响，学术底蕴丰富，在汉初较长一段时间，对秦灭亡原因进行了探讨，《论六家要旨》是第一篇系统研究诸子的文章。司马迁的父亲受时代影响，比较倾向于道家，而司马迁先学道家，后到洛阳见到董仲舒、孔安国给了他比较大的精神给养，是一个儒道两家兼并的综合体。
史官承袭、家学给了司马迁很大的使命感(参见《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他有两次比较大的游历。第一次是20岁的时候，跑到长江流域，顺江东下，跑到会稽，往北到华北平原、齐鲁大地。第二次是在边疆地带。回到第一现场去研究、发现，回到历史现场在不同文化现场中体会历史，效果是不一样的。《史记》中非常注重对失败者的描写（正是司马迁挖掘了屈原），这本史书与其他史书不同的地方不是在写丰功伟绩，而是写失败者的经历、结果、导致失败的原因很看重。拿白起来说，打仗非常厉害，几乎没有败仗。但对于这个人物，司马迁对后来他如何被秦王杀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列夫·托尔斯泰讲：“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成功的人都一样，失败的人各有各的失败。正是从失败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蛰伏于人性的东西，这也是《史记》的一个伟大之处——历史、文学、文化三个方面的伟大。看司马迁所写的人物，是传统的中国人格原型，后来文史家再也没有超过司马迁的范畴。司马迁是一个奠基者，是对我们后来的文学的启发。
有的人把历史写死了，而司马迁把历史写活了，他把每个人都放在了历史的光辉中。在长远的时间里，司马迁不再认为历史只是史料，而是人的学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切历史作为当代史，从一个大环境中回归到个人，我们的心灵才更加有分量。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历史传奇受欢迎，这一点也应该感谢司马迁。
附：我本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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